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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人民文藝:研究路徑與問題意識(上)——新中國文藝70周年暨《歷煉精魂》《社會主義與“自然”》新書研討會

《南方文壇》 · 2020-08-08 · 來源:文藝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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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討會以“重返人民文藝”為研究思路,在“新中國文藝70年”的歷史視野中,圍繞研究“社會主義文藝”需要“新科學”,“細膩革命”、生活世界與“社會主義文藝”的可能性,“社會主義文藝”如何應對其“剩余物”,以及作為“活的資源”的“社會主義文藝”等話題重新討論這兩本著作。

  編者按

  2019年10月27日,由華東師范大學批評理論研究中心、《現代中文學刊》、“人民文藝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歷史經驗研究”課題組共同主辦的“重返人民文藝:研究路徑與問題意識”研討會在華東師范大學中北校區A207室舉行。自朱羽老師的《社會主義與“自然”:1950年—1960年代中國美學論爭與文藝實踐研究》和張煉紅老師的《歷煉精魂:新中國戲曲改造考論》出版或再版以來,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此次研討會以“重返人民文藝”為研究思路,在“新中國文藝70年”的歷史視野中,圍繞研究“社會主義文藝”需要“新科學”,“細膩革命”、生活世界與“社會主義文藝”的可能性,“社會主義文藝”如何應對其“剩余物”,以及作為“活的資源”的“社會主義文藝”等話題重新討論這兩本著作。

  本文原刊于《南方文壇》2020年第4期,發表時有刪節和修改。此次研討會整理原稿有69000余字,因篇幅所限,文藝批評公號分上下兩篇分兩天推送,敬請讀者關注,特此感謝!

  重返人民文藝:

  研究路徑與問題意識

  新中國文藝70周年暨《歷煉精魂》《社會主義與“自然”》新書研討會

  會議實錄文稿(上篇)

  大會開幕式

  //主持人

  羅崗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

  首先,請允許我代表華東師范大學批評理論研究中心歡迎各位老師來參加這次會議,特別要感謝幾位遠道而來的朋友,他們甚至是連夜趕到上海。今天開這個會議,是借“重返人民文藝”的研究思路,在“新中國文藝70年”的歷史視野中,討論張煉紅老師今年重新增訂出版的《歷煉精魂》和朱羽老師去年出版的《社會主義與“自然”》。這兩本書出版后,都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如何具體評價他們的貢獻以及可以發展的空間,等會還是要請與會的老師們發表高見。

  在這兒,我只是想用簡單幾句話介紹一下為什么要開這個會議??赡艽蠹乙呀涀⒁獾搅?,“保馬”公眾號今天推送了蔡翔老師為郭春林老師的“文化研究五年集”寫的序言,這是有意安排的。正如公眾號標題顯示的,蔡老師在這篇序言中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對于1980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來說,是怎樣從那個年代特別強調孤獨自我的氛圍中突圍而出,最終走向了“無數的人們”。作為過來人,是如何從那種根深蒂固地對人道主義、對現代主義的迷戀中擺脫出來,開始自覺地意識到,現代主義的、人道關懷的文學并不一定比現實主義的、階級關懷的文學更高級。1980年代形成的這一整套觀念,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開始發生某種變化,不一定是個人的覺悟有多高,而是時代發生了變化迫使我們的思想做出調整。當時我和倪文尖老師一起編《九十年代思想文選》,正是要呈現出這樣一種變化的脈絡。

  只有理解了這個時代脈絡,把握住了相應的思想變化。我們才能發現,這些年來,從延安文藝到共和國前30年社會主義文學,這個以往被冷落的領域正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最早引起注意的,應該是洪子誠老師發表的那篇《關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中國文學》,接下來是蔡老師的那本《革命/敘述》出版,然后有更多的學者進入到這個領域,成為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最有活力的部分。最近我和孫曉忠老師編的《重返“人民文藝”》,篇幅差不多有80萬字,厚厚的一大本,也是希望初步匯集一下近年來參與這個研究領域的朋友們做的工作。

  今天的會議,也可以看作是這個工作的一部分。既是總結人民文藝研究取得了什么成果,同時又檢討它面臨著怎樣的問題?,F在有一個時髦的說法,叫“再出發”,我不知道咱們這次會議算不算“再出發”?假如要“再出發”,前提必須是不斷推陳出新。特別高興的是,今天會議是老中青三結合:蔡老師、王老師是前輩學者,煉紅和我們都已經人到中年,朱羽老師這一群則是青年一代……老中青三代共聚一堂討論如何重返人民文藝,確實機會難得!

  在這個簡短的開幕式之后,有請蔡翔老師致辭,他很謙虛,不讓我說請他發表主旨演講。

  //致辭

  蔡翔

  上海大學中文系

  謝謝羅崗老師的邀請,也在此祝賀兩位作者的新著出版。讀了這兩本書,聯想到一些問題,提出來,就教于在座的各位老師和同學。對于當代文學,尤其是前三十年的中國當代文學,有各種總體性的描述,比如“一體化”(洪子誠)、“國家文學”(吳俊)、“人民文藝”(羅崗),等等。我覺得,這種總體性的描述,對于我們的具體研究,是需要的。我也想就此做另外一些補充。

  新中國的特點之一,不僅僅只是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政權,同時還要求建構一個新的主流社會以及相應的主流文化。這個新的主流社會,即以工農大眾為主體并聯合其他階層的“人民”社會(五星紅旗)。離開主流社會的建構,所謂文化領導權,基本就是一句空話。我覺得前30年的所謂的主流文化,尤其在1950年代,某種意義上,應該是國家政治和知識界合作的一種結果,也就是說,這一主流文化的建設,獲得了大多數知識人的“贊同”,我覺得這和現在的主流文化不太一樣。從1980年代開始,所謂主流文化,實際上是國家政治和精英文化博弈的結果,是在相互之間的斗爭、妥協和吸納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它的形態是相對曖昧的、隱蔽的,但又是彌漫性的,彌漫在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之中。路遙的身后殊榮似乎可以作為一個表征。

  那么,當年的文化人到底對其時的主流社會和主流文化的建構為什么贊同?贊同了什么?我覺得這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因為,這一“贊同”,決定了他們后來的寫作基調甚至藝術特征。如果我們嘗試對前三十年的主流文化,作一個最為簡單的甚至通俗性的描述的話,也就是好人、好社會、好政府、好的未來,即使是一個以工農大眾為主體的主流社會,也很難逃出這一文化的規約,也許,這就是所謂的“人心”。它不僅是現代的,也勾連起最為隱蔽的傳統記憶,比如“大同”的理想支持。但是,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好社會?什么是好政府?什么又是好的未來?這些所謂的“好”,它們的內涵究竟是什么?哪些是新的,哪些是舊的,新和舊又是如何混雜在一起。這些,都需要仔細的辨析和研究。但是它的核心仍然是古典的德性問題。而新的主流文化一旦被建構起來,不僅要求重新調整政治關系和倫理關系,也會要求反哺民間,即所謂的“移風易俗”。所以,可以說這是一次新的“禮儀下鄉”,它的確會干預民間信仰,但是主流文化必定具有整合社會的教化功能。這大概就是張練紅老師研究的“戲曲改革”的背后成因,也可能是朱羽所說的“政/教”,通俗一點說,就是“改造”。

  但是,這些所謂的“好”,它的內涵也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且變化之快,會令許多人不適應。這里面,的確有國家意志在內,比如,“公”的含義的擴張。因此,它的變動不居,形成了當時這一主流文化內在的緊張性。而這一緊張性,還在于“斗爭”哲學的介入,也即通過什么方式完成這一新的主流社會的建構。而“斗爭”不僅包含階級斗爭,也包括人和自然的斗爭,等等。斗爭催生出一種崇高美學,但也會相應地將其他的美學形態壓迫到某種邊緣性位置。而有關“未來”的爭論也一直貫穿在前三十年之中,這其中包含了共產主義的遠景和個人的幸福生活的關系,根本上,涉及毛澤東當年提出的“大仁政”和“小仁政”的關系。如果說,在當時的主流文化中,“犧牲”是一種美德,那么,應該如何處理個人的日常生活等等,這些在1960年代開始變得尖銳起來。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希望我們不要把這一主流文化的建設,看成是一種靜止的、本質化的形態,而是視為一種變化的動態的歷史過程,主動把握這一歷史過程中間的每一個細微的變化。這樣,我們除了總體性的描述以外,還要深入到歷史深處,看看哪些是不變的,哪些發生了變化,為什么變化?比如,50年代前期和后期,50年代和60年代,乃至和70年代的關系,等等,做更細的討論,所以我覺得當代文學的研究空間是非常開闊的。

  但是從另外一方面說,只要是主流文化,就會帶有相對的保守性,因為它要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但是當時的政治卻具有強烈的激進性質,為了通向一個更好的未來,需要不斷改變甚至顛覆既有的秩序。1950年代以后,我覺得根本的矛盾之一,就是政治的激進性和文化的保守性之間產生了沖突。我們——包括我自己——今天引用的很多作品,在“文革”的時候都是被否定的,即使當時也有很多批評。為什么呢?一方面是政治的持續的激進,另外一方面是主流文化的相對保守,這樣才會導致“文革”文化的出現。包括語言也經歷了這樣一種緊張性,越來越政治化,實際上是越來越文件化、規范化。某種意義上,“文革”文化的激進,甚至極端,都帶有某種小眾性質。凡是激進的文化都是小眾文化。這個涉及對1980年代討論。

  那么,文學或者藝術,能否成為主流文化的有效構成部分,對我們中文系出身的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難題。今天幾乎所有的批評理論都指向這一點,我們能夠接受的,是作為個人的文學、批評者的文學,甚至,異議者的文學。這樣的文學才可能具有合法性。尤其在今天,解構容易建構難。拆解甚至可以帶來一種“惡意”的快感,建構卻給我們帶來非常困難的沉重。但是今天我們認為是問題的問題,可能在當時未必是問題。甚至在古代,也未必是問題。對于士大夫文人來說,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這是一個現代的問題。在前三十年,寫作者會認為自己就是建設者、未來社會的建設者,所以,那是一種建設者的文學。那個時代不可復制,我們還能不能重新回到建設者的身份,實際上是很困難的。也因此,那個時代的“問題”小說,實際上是解決問題的小說,而不僅僅只是提出問題,趙樹理就是一個工作員。為什么那個時代的文藝都會有一個大團圓的結尾?因為把問題解決了。這里面肯定有淺薄的地方,但背后卻是一種制度自信,乃至文化自信。我們今天講文化自信,反而沒有什么自信。也因此,那一時代的主流文藝的表現形態就是所謂的雅俗共賞。雅俗共賞的內部既存在某種妥協性,也存在斗爭性。即使在一個文本內部,雅文化一直試圖改變俗文化,俗文化也在試圖改造雅文化,雅俗共賞同時表現出來的是一種相互改造的意圖,這是特別吸引我們的分析對象。

  問題是文學藝術同時具有它的特殊性,無論在哪個時代,文藝都和個人的情感有關,和技藝有關,甚至到后來,寫作成為一種個人的勞動形態。所以,我們在這里可以討論的另外一個話題,就是文藝一旦進入主流文化,就會成為這個結構內部相對不穩定的因素。這個可能和文藝的特性有關。我也希望大家討論一下,所謂的文學性到底有沒有,說沒有好像也有,說有好像又沒有。這也需要我們實事求是地分析。我覺得我們對歷史不僅需要一種了解之同情,對寫作可能也需要了解之同情,包括寫作者對技藝的迷戀。因此,當時,主要是國家政治會對文藝進行干預,乃至規訓。這一規訓,我簡單概括為兩點,第一,是對所謂文人性的規訓,我在非常寬泛的意義上使用“文人”這個概念,它既包含了傳統的文人趣味,也包括現代小資產階級的“自我”意識,等等(我不愿意再使用知識分子這個概念)。我覺得這樣一種規訓產生了幾個問題,一、它要求從批評者走向建設者,但是,如何看待批評者,包括某種持邊緣立場的寫作;二、大部分的文類,實際上是由文人創造的,因此形成某一文類的“家法”或者寫作規矩,因此,往往在文人“家法”比較薄弱的文類中突破比較容易,比如地方戲曲、版畫、電影,等等。反之,則情況比較復雜;三、我覺得最關鍵的是,在這一規訓過程中怎么去看待主流文化生產出來的“剩余物”,剩余物越多該文化的單一性就越強??梢哉f,1980年代實際上就是這些“剩余物”在發動對主流文化的批評。主流文化如何吸納或者安置自身所生產出來的“剩余物”,這是一個問題,也是當時的教訓之一。因為規訓,同時也對寫作者提出新的要求:一、要求從“孤獨的自我”走向“無數的人群”。二、它會要求從個人情感走向理性自覺,然后生產出一種新的情感形態。三、從“密室”走向社會實踐。所以,當時會特別強調現實主義的寫作方法,后來加上浪漫主義,為什么會加上,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排斥現代主義。第二點,即是對本能(包括欲望)的規訓,這一點,不用我多說。所謂資本主義,即是使本能合法化,那么,社會主義的主流文化為什么要規訓這一本能?我想,我們以后有時間可以來仔細討論這個問題。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我覺得1980年代的兩個挑戰角度,第一文人,第二本能。我就簡單說這么幾個問題,謝謝大家。

  羅崗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

  謝謝蔡老師的精彩致辭。我記得,好多年前蔡老師也是在理科大樓A樓5樓會議室發表關于社會主義的危機及其克服的演講,當時毛尖、煉紅應該都在。今天蔡老師的演講,進一步深化了對前30年社會主義文藝的思考,因為里面涉及的內容非常多,我也沒有一下子全部領會,但我覺得蔡老師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他稱之為主流文化和文學之間的關系,這是一種新型的建構關系。在這之前和之后的文學可能只是批判者,而不是建設者,由此特殊的建設者身份,則產生出獨特的文學—文化結構。關于這個結構,他也討論了許多方面。不過,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面對主流文化生產出來的剩余物,而剩余物對于主流文化本身構成了某種解構、顛覆的可能,導致了主流文化逐步喪失其艱難建構起來的領導權……這是頗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社會主義文藝的“難題性”。我相信,從馬上開始的第一場討論,一直到下午的圓桌會議,大家會不斷地從不同的角度重新回到這個“難題性”上。

  現在就直接轉入下一場討論了。

  上午第一場

  //主持人

  陳越

  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我們今天上午的兩場,都是要討論朱羽的新書《社會主義與“自然”》。拿到這本書之后,我匆匆翻閱,第一感覺很欣喜。然后我逐字閱讀了第二章,關于美學大討論那一章,因為我曾經對這個過程特別感興趣。閱讀讓我進一步明白了自己欣喜的原因。

  我感覺朱羽這本書對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學與文藝實踐,做了一種類似于考古學研究的嘗試,很細致地“重構”了歷史的“層累”和“整體”。這種重構的結果不是思想史,不是文藝史,但也不是??率降脑捳Z史,而是更接近于(他的副標題講的)“實踐”史,或者我用一個更帶有那個時代特征的說法,一種“運動”史:一種植根于人改造“自然”,包括“內在自然”和“外在自然”的過程,一種通過這種改造,把不同階層、不同生活世界的人們聯合起來,投入到一種建設新國家的過程當中去的運動。這大概更接近于他所研究的對象——社會主義的獨特性質。

  比如我說的第二章。中國社會主義時代的美學論爭和美學熱潮,甚至一直延續到八十年代的“美學熱”——現在情況當然發生改變了——從知識屬性上說,其實是一種完全不同于西方現代美學學科即所謂“藝術哲學”的東西。它對于美的性質、自然美與社會美、勞動與美等等問題的熱烈討論,今天在很多人看來的是“過時的”,它完全不是出自西方現代美學或“感性學”的難題性,而是深受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影響。那種對人和自然關系的認識,那種像馬克思那樣想要把人類史和自然史起來結合的興趣,實際上突破了現代知識體系的學科壁壘,也不是單純的學院研究,而是一種植根于“運動”,植根于思想與實踐、知識與政治、話語與群眾意識形態相結合、相作用的運動史的一部分。發生在五六十年代的許多“大討論”——比如歷史學的“五朵金花”——都帶有這種特點,其價值被我們今天的學院知識大大低估了。

  所以朱羽這個研究也在知識上帶有某種不可歸類的性質,也可以說帶有某種激進的反學科色彩。這種激進的性質有一部分來源于他對于各種當代“理論”寫作形式的熟悉,這可能是他自覺到的。但我以為還有一部分是來自社會主義本身作為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運動的那種深刻性、矛盾性和偉大性。盧卡奇——雖然我不同意他的黑格爾色彩——會稱之為“總體性”。這一點,不知道在作者自己是不是自覺的,還是我自己的闡釋或過度闡釋。但我覺得他的確啟發了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歷史實踐,包括其美學、文藝等等意識形態實踐方面的研究,用今天我們習以為常的學科化方式,用思想史、文學史、藝術史、社會學、經濟學、傳播學等等模型,是無力重構那種叫作“社會主義”的人類“運動”的,是不足以再現這一歷史的“層累”和“整體”的:它需要并召喚一種“新科學”。我想借此機會先把這點粗淺的心得匯報給作者和諸位。

  然后有請我們第一場的主題發言人,朱康老師。

  主題發言

  “自然”概念的家族相似

  與歷史經驗的再理論化

  朱康

  華東師范大學

  國際漢語文化學院

  在今天來之前,重新讀了一下朱羽這本書的后記,感慨萬千。這本書對我而言,也許和各位的閱讀感受稍微會有一點點不同,在讀書和寫作意義上我基本上算是經歷了這本書的誕生。當時我以為我閱讀的是一篇論文,沒想到我目睹的是一本杰作。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朱羽這本書的確在我們的工作領域里面給我們樹立了一個標識,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重新界定了我們研究當代文學甚至美學的范式。剛剛陳越老師說朱羽有一種“反學科”的特質,不管怎么“反學科”,我們自己工作領域是一個“學科”的工作領域。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作為一個當代文學研究者而言,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朱羽的這本書如何幫我們擴展了當代文學研究的界限,并且把整個學科推進到一個可以在若干學科里面,在學科的邊緣跟所有學科對話的可能性。

  我自己把我今天對朱羽這本書的發言概括為“‘自然’概念的家族相似與歷史經驗的再理論化”。這兩個方面在我看來都是朱羽這本書對當代文學、當代文藝、當代歷史所做出的重要的工作。我的發言大概分為四點,第一點想談的就是這本書的書名。書名叫《社會主義與“自然”》 ——Socialism and “Nature”,這個“自然”打了一個引號。斯特勞斯在《注意<善惡的彼岸>的謀篇》里有一處提及尼采說:“整個格言(格言188)當中,尼采在論及自然時幾乎都加上了引號,只有一處例外,即最后一次提及自然時。”[1]斯特勞斯對于尼采的這樣一種細讀也可以用在朱羽這本書上。朱羽這本書的書名用了引號,但是書里邊很多地方沒有引號,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構成一個對于斯特勞斯閱讀法的逆反的理解。如同書名所示,這本書構造了一種社會主義與“自然”的關系,這種關系并不是一種并列的關系。對朱羽來說,他真正要討論的是“自然”,而“社會主義”是作為框架或者作為主體的位置,而“自然”是他概念的中心,但因為題目用“and”來連接這兩個概念,所以我想在這個意義上,可以用一系列介詞在“and”這個位置上去替換它,比如用“with”、“to”、“toward”、“in”這樣的詞語來界定這兩個詞語的關系。首先在第一個層面上,這本書討論了“with Nature”的問題,就是說社會主義本身帶來了“自然”這個概念、,“自然”這個難題。朱羽用大量的文獻表明了在20世紀50至60年代里邊“自然”這一概念是如何在美學中、在文藝實踐中呈現出來的。“自然”這一概念在社會主義話題當中的呈現本身其實已經表明了社會主義內在的一個歷史課題,那就是“自然”本身與社會主義的關系問題。所以通過對于“自然”這一概念的史料的收集與展開,朱羽其實更重要的是想向我們揭示社會主義如何面對“自然”的問題,“自然”作為社會主義的對象,如何在內在地塑造著,或者反過來影響著社會主義本身所顯示的形態。因為社會主義提出了“自然”的這樣一個課題,所以不斷向自然進軍,不斷企圖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塑造自然,使得社會主義在實踐當中拓展了它原本的理論含義。“Socialism”本身來說是一個社會類型的問題,但是當“自然”這一課題進入社會主義實踐之中,它作為一個對象反過來改變了這樣一種主體性的形態。

  第二個方面是朱羽這本書在力圖使“社會主義成為一個走向自然”的問題。這首先當然是說社會主義本身如何自然化,如何作為一種社會組織方式,作為一個人類社會的階段,怎么樣能夠在現實意義上變成“人的自然”,使得人們社會主義當中所體驗到的生活形態,能夠如在自然中一樣,是一種自然而自由的狀態。如果社會主義可以真正地自然化的話,那它足以真正面對與資本主義競爭的問題,但顯然在“社會主義走向自然”的過程中,社會主義沒有真正地自然化,那這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一個巨大的難題,面臨著某種意義上的傳統社會主義失敗的問題。它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它沒有真正變成我們的“自然”,沒有變成我們人的存在當中的一部分,沒有變成我們自然地應對外部變化的方式。

  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我想把最后一個方面界定在“社會主義在自然之中”。朱羽在這本書中討論“新民歌”的時候,曾經對“自然”這一概念做過一次梳理,他把“自然”分為三個層面。在第三個層面,他強調“‘自然’更深一層的意味即規法則、規律或者說人類難以克服和超越的外在與內在因素,即作為‘必然王國’的‘自然’。”[2]假如我們要把社會主義建立成一種可以承接“自然”的狀態,那“自然中的社會主義”就意味著說它本身必然面臨著很多有關規律的問題。而在“作為必然王國”的意義上,社會主義本身必然面臨著誕生、發展以及滅亡的問題。當然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里邊,社會主義也只是一個社會階段而已,它必然會面對自身的終結而走向共產主義。在歷史當中我們已經看到傳統社會主義作為一個“自然”的存在物,如何經歷了一種從誕生到終結的過程。但朱羽的目的其實是要證明社會主義如何可以作為一種可期待的未來。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在一種自然規律意義上,我們可以追問,“必然王國”里的可以消亡的社會主義如何可以同時打開為一種新的社會階段?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朱羽整本書的工作分為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如何描述歷史狀況的問題。1950年代到1960年代,當時中國的美學大討論、文藝實踐以及正在進行的社會變革,在歷史事實、歷史發展的意義上,呈現出的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形態?這首先是一個歷史的描述的問題,這是朱羽所做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在這個方面朱羽給我們帶來了在研究中難以真正去面對的,或者聯結在一起的珍貴的史料。第二方面是朱羽在這個過程里面做出了一種非常艱難的理論界定的工作,把那些原本在歷史生活中出現的現象、事實、概念重新組織起來,在一個新的學術的平臺上、在一個新的術語層面上做了重新系統化的組織。第三個方面,朱羽在這一過程里面做出了大膽的價值判斷。這個大概是我們一般的當代文學研究者很難做出的判斷,比如大部分研究者把當代文學作為一種史料學,而朱羽在這里邊還是仍然堅持做成一種文學政治學,企圖重新從社會主義的實踐當中,在50—60年代的文藝實踐中提出一種價值來作為我們可以期待的未來。在結語里面,朱羽強調了“要重建一種總體性”,這顯然是朱羽不同于一般文學工作者的地方,仍然強調對意義的追求,仍然強調對于巨大的歷史和未來的某種期待。

  這是朱羽這本書的書名本身就可以給我們展示的一種理論的可能性,而我今天想要討論的就是把書名分成兩個方面。先討論“自然”的問題。在我看來,朱羽在這本書里面極大地擴展了“自然”這一概念。借用維特根斯坦的一個說法,即“自然”概念的“家族相似性”,朱羽討論的不是單一“自然”的問題,而是“自然”概念的家族。維特根斯坦曾在《演講集》中提到的:“對我們使用詞來說,沒有為事態所共有的東西,只有相互重疊的相似性。我們的概念與各種相似性極其類似。”朱羽這里討論的“自然”,雖然在英語或中文當中有若干種書寫形式,但是朱羽試圖把它放在一個相互重疊的延續性光譜上面。也許那種最初的“自然”概念與最后的“自然”概念之間并沒有相似性,它形成的是一個延續性的光譜,形成的是一種家族相似性,它們具有親屬關系,但是未必能夠在同一個層面上加以嚴格的比較。朱羽試圖用這樣一個概念把一個巨大的理論難題擲入到我們的討論當中。

  朱羽的工作在這個意義上其實在兩個方面展開。一方面是,1950年代“自然”這一詞語是怎么被我們使用的?另外一方面是,在當時的概念使用狀況之下,如何可以用今天的眼光把當時的概念組織成有效的概念?很顯然,如果我們在嚴格的理論意義上重新閱讀50至60年代的某些文獻的話,它們無法帶來理論的滿足。所以我一直很佩服朱羽這種工作,因為我自己雖然這些材料都閱讀過,但從來沒有真正意義上閱讀的樂趣,因為在思辨的意義上,它們太簡單了。這些概念在20世紀50至60年代的使用中,在歷史的意義上是思辨的,在文本意義上卻未必那么思辨。所以對朱羽來說就是把在文本上不那么思辨的話題轉變為、改造為、提升為足夠思辨性的概念,這需要朱羽一種理論的洞察,但也需要朱羽對歷史狀況的了解。

  所以朱羽這個工作始終在兩個層面展開。一方面是20世紀50至60年代里的“自然”概念有時有些含混甚至膚淺,但是朱羽要將這種在歷史的表面上膚淺或含混的概念,鑄造為嚴密的可以在體系的內部來討論的自覺的概念。因為這樣一個課題,所以朱羽對概念的搜集工作實際上使用的并不是同一種方式。第一種在文字表面上對待“自然”,討論當時的人如何直接使用“自然”的概念;第二種是在語義的延長線上去思考“自然”,比如在中文里“人性”在字面上和“自然”并沒有直接聯系,需要通過對“性”的解釋,或者通過對“性”的英文翻譯把它和“自然”聯系起來。第三種是隱喻層面上的,比如“第二自然”“內在自然”,這些字面上的“自然”,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隱喻:這些狀態、生活,它們是似自然的、類自然的。在這個意義上朱羽需要用同一種方式面對不同層面上的問題,需要把“字面的自然”“語義的自然”“隱喻的自然”融入進一種連續性的概念體系中。這個工作非常復雜,所以使得這本書在這個意義上體現出一種特別高強度的理論嚴格性。

  如果把這些所有的朱羽已經做過的工作作為前提來理解之后,這本書我認為在概念意義上提供了關于“自然”的理論鏈條。第一是“自然”的問題,大自然意義上的自然;然后是“人的自然”的問題,人如何像動物一樣也有一種生老病死的狀態;第三是“人的第二自然”的問題,是人的某些需要、欲望以及倫理生活怎樣具有一種似自然的特征。第四,在這樣一個“自然的敘事”里面,朱羽最突出的貢獻是:通過喜劇來討論人的內在自然。這個“內在自然”不是“內面”的問題,而是無意識的問題。第五,是第五章“激進時代的‘心’與‘物’”討論的“健康而向上的第二自然”。“健康而向上的第二自然”顯然已經不再是任何一種關于自然理論描述過的狀態,而是在社會主義文化里才能被期待的“第二自然”。按照前面所組織的這種概念方式的話,這可以被稱為“社會主義的第二自然”。從外在的、客觀的、大自然意義上的“自然”,一直推進社會主義的、人的“第二自然”。在這個意義上,一方面是“第二自然”這一概念本身在語用層面上推進到了政治學的層次,尤其是可以放在社會主義這樣一種對于人的想象里邊加以討論;另一方面是社會主義本身提出了一些要求,使得朱羽在他的書里邊塑造了新的概念。

  對“自然”的討論在今天變得尤為重要,朱羽這本書與政治哲學進行了一個非常艱難也非常嚴格的對話,政治哲學里面一個核心的概念就是“自然”的問題。如果對社會主義的討論不討論“自然”的問題,也許我們很難面對政治哲學關于社會主義理論的挑戰。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朱羽提出了政治哲學的社會主義問題——在政治哲學與社會主義理論之間相互中介而提出的一種理論可能性。

  正是這樣一種理解“自然”的方式,使得我們需要重新面對朱羽書名的第一個詞語——“社會主義”。在20世紀50至60年代,存在著一種已經歷史化了的社會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實踐的關系問題。社會主義理論展開為社會主義實踐,社會主義實踐在具體展開過程里面得到了美學、文學、藝術的再現或表征。所以這里就有兩個環節:一方面是社會主義理論如何肉身化為社會主義實踐的問題,另外一方面是社會主義實踐如何被轉化為社會主義表征(representation)的問題。這些社會主義表征在歷史中呈現為一種有限性的形態,接受著時代給予這些表征的規定,那就使得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在形象上都呈現出某些有限性。當我們今天重新打開這些文本的時候,我們的美學或理論經驗可能沒有辦法真正意義上同那個時代的作品建立有效連接。在這個意義上朱羽這份工作就變得特別重要——朱羽把社會主義表征進行了再理論化:在今天的社會語境當中,理論語境當中,把那種已經在歷史當中有限化了的作品重新激活。對它們進行激活的方式不是對他們進行一次復述,而是對史料進行重鑄,用今天理論的術語和理論的可能性對歷史做出新的解釋。在這個意義上,在表征與再理論化之間,朱羽建立了一種非常有機的、非常有效的,但也非常高強度的聯系。也許在中文里邊說表征和再理論化似乎是兩個不相干的事情,或許用英文表達會更好一點——representation and retheorization。從社會主義表征到社會主義再理論化的問題是朱羽給我們帶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成果。

  這種再理論化的工作也許可以通過朱羽這本書自身的理論符號來加以證明。這本書的第一個理論家是馬克思,最后一個是???。從馬克思到??碌倪@樣一種變化方式可以看出,朱羽在進入歷史問題的時候始終基于我們今天的理論語境。朱羽在“結語”里面尤其使用了??玛P于社會主義治理術的討論。朱羽試圖用“治理術”來重新救贖傳統社會主義的實踐問題。也是從“治理術”出發,朱羽強調說:面對20世紀50至60年代的社會實踐,既不能是“單純懷舊”,也不能是“封存式告別的拒絕”。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實踐”需要既作為對象又作為主體。也許從這里出發,我們可以期待一種作為未來的過去,期待20世紀50至60年代的社會主義時期能夠作為我們通往未來轉折的一個入口。

  陳越

  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我本來理解與談人不僅要“談”,還要“與”,我想一次性報幕,然后就進行爆發式的對話,現在好像不行,因為時間很緊張。10點45分我們這一場結束,我們就一個人講七八分鐘吧。第一位是李國華老師。

  與談人

  李國華

  北京大學中文系

  感謝羅老師邀請,非常榮幸有機會再次學習朱羽大作。對于我來說確實是再次學習,因為在聆聽朱康老師對于朱羽這本書的仔細分析之前,我對這本書的理解不怎么準確和到位,我感覺道不同的學科領域和知識領域的話題似乎是貼著“自然”的字面聚在一起的,這個印象是錯的。

  當然讀進去之后會意識到剛才朱康提到的問題,漢語字面上的無法表述為“自然”一詞的“自然”如何在理論意義上進入朱羽的討論?我覺得朱康所給出的解釋以及所提出的問題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作為一個外行,進入朱羽開出的領域的時候,感受到一種閱讀的困難,或者說用我們現在喜歡用的詞,閱讀的難題性。這是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我讀完之后試圖學一些東西。比如跟我自己做的1949年前的研究比較相近的一些方面,我會對于朱羽討論的社會主義風景以及喜劇問題比較感興趣,然后重新理解現代文學歷史上的風景問題。昨天下午讀書會討論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時候,我會對里面關于風景的細節有一種特別敏感的理解,會發現其中有一種我國木田獨步的小說當中將陌生人當成風景的描寫,把人識別為很孤獨的風景;但同時又描寫小說人物重新獲得果園之后,對于掛滿果實的樹的風景感受,樹是蔥郁的,富厚的,等等,感受到果樹終于是屬于自己的那樣一種感受。這樣一來,就會覺得《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混雜了個人主義式的內面的風景描寫,同時又貼近農民看待自然環境時候的目光所生產出來的風景描寫,風景就變得非常駁雜,也許可以暫時性地命名為“新民主主義風景”。這是從《社會主義與“自然”》倒回去看看到的。

  這次重新看這本書的時候,其實認真看的是第五章。我也跟朱羽交流過,他說這其實是他比較得意的一章,我就想通過重新的學習去體會其中所得意的東西到底是什么。我覺得可能感覺的一個點是,這一章能夠建立某種前30年和后30年的有效的關聯。這一章里面會比較多地討論情感的問題,和現在漢學界所流行的情感轉向可能不是一回事。朱羽的表達是圍繞“心”“物”兩個概念來展開的,我以為的連接點也許就在這里。比如說朱羽所討論的《艷陽天》,小說人物的感情的滿足是如何的一步一步的獲得的,朱羽的分析就更加強調小說人物的感情的生成過程和最后表達的滿足感,朱羽說那是一個非常強烈的感情,一種類似于本能而不是理性的東西,這種東西我覺得就能通到蔡老剛才講的路遙的文學,內在的相通性有了。

  還是在《艷陽天》這部小說當中,小說人物的滿足感,很大程度上來自物質的滿足,這種物質滿足感既是一種利益性的,也是欲望性的,這雙重性到了80年代,大概和蔡老剛才講的“本能”也是通的。這個問題可以進入本能的領域,但是在50至70年代的寫作和表達當中,表現為政教的表面;,而內在的東西,比如說在書的前面幾章關于匱乏的分析里面,所謂的匱乏背后所涉及的東西其實就是經濟的生產能不能跟上人民群眾對于社會主義的物質生活的想象和需要,這些是通往80年代的東西,表現為一種過程性的狀況。

  這些是重新學習朱羽的研究之后產生的一些想法,這樣的一些想法同時會產生一個回過頭來看的問題,我們怎么從50至70年代的文藝實踐的過程回過頭來看1949年前的。這種看法對我來說非常有挑戰性,倒過來看能夠看到很多有意思的問題。比如說,假如我們在研究1949年前文學的時候,帶著歷史的后視鏡,是從合作化運動的文學表達看之前土改運動的文學表達,可能會看到一些歷史的目的論的東西,但也會看到當年的取舍,為什么會是那樣的方式?

  朱羽的整個論述與其說是知識化、學科化的論述,不如說是他對論述對象當中的過程性的論述,呈現它的過程性,通過過程性所呈現出來的細節的把控去建構一些理論性問題,通過過程性的重新分析去重新建設有批判的、有意義的文學研究,我以為這一點是非常值得尊敬的。當我們面對50-至70年代的文學的時候,過去可能比較容易然生的是一個批判性的,甚至后悔性的思路。朱羽這里產生了一個建設性的、從中生產出意義和問題來的思路,我以為是特別值得跟進的。

  我自己,假如一定投入個人的情感的話,我覺得朱羽的書是我非常喜歡的,因為我會覺得從我自身的“自然”來講,我和朱羽書里面討論的問題的相關性非常大。我會因此去進一步思考,我上學以來所接受的80年代的知識規訓到底是什么?1949年前的文學經驗經驗與此后的文學的內在的關系到底是什么?這些都是啟發和刺激,刺激我去思考1949年前的文學怎樣研究和討論。

  董麗敏

  上海師范大學

  人文與傳播學院

  前面蔡老師的發言很重要,給我們奠定了一個討論的基礎。我們今天對社會主義或者社會主義文藝的討論,需要有更大的理論上的野心。我認為,作為討論的基點,對于社會主義也好,對社會主義文藝也好,我們今天的研究其實已經進入到了攻堅戰的格局中,迫切需要跨越“前三十年”與“后四十年”的所謂歷史斷裂性理解。整個當代文學研究所遇到的問題,就是我們總會自覺不自覺地把社會主義及其文藝實踐當作是一段逝去了的歷史、一個靜止的遺產,或者一種文獻性存在。在討論社會主義或者社會主義文藝的時候,如何去試圖跨越斷裂,這應該成為今天整全性意義上的當代文學研究的一個起點。

  要試圖跨越歷史斷裂的話,我覺得首先需要回到歷史內在的脈絡,這個很難。我們可能在歷史之外討論得比較多,站在1980年代返觀前三十年比較多,這種站位所產生的對于歷史的理解比較表面,比較“隔”,問題很多。我們要想辦法從歷史內面進入,去認識社會主義關于人、關于人性、關于自然、關于社會的一系列實踐以及建筑于其上的知識重構。這其中,當然也會需要去面對歷史的正當性及其問題。我會把對歷史正當性的理解放在前面,把其中可能產生的問題放在后面——我一直比較強調我們不是先去找問題,而是先要去理解歷史的正當性。在這樣的“同情的理解”前提下,我們對于歷史的認識才可能是內在于歷史的,與歷史內在脈絡聯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我們還要去理解,這樣的歷史正當性及其問題和我們今天到底是什么樣的關系。

  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我覺得我們重新進入到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文藝實踐可能基本上就是兩種套路:一種套路就是我們比較熟悉的思想史式的“招魂”方式,這個方式相對來說比較好做,前面很多老師也做了一個批評;我覺得更難做是“接續性”的研究,這種研究不僅指向了理論上的反思,還需要與作為理論肉身的實踐進行有機互動——在這樣的與實踐鏈通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接著講”。之前蔡老師開辟了非常重要的理論道路,就是關于“社會主義危機及其克服”的發現,這可以說是這一代學人進入到“前三十年”討論的一個基本的立場和前提。我在煉紅和朱羽兩位老師的新書中,看到了他們對于這一問題的進一步的推進。應該說,他們不僅是看到了危機和難題,還試圖要去探索這樣的一個危機和難題有沒有被正面處理的空間和可能性。這體現了他們挑戰理論難題的自覺意識。

  在“世”與“道”漸行漸遠的今天,我感覺兩位老師的新書其實是在處理同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理解“歷史中的人”和“歷史中的人”的實踐——這個是重新打通“世”與“道”很重要的研究中介物的設計。對這樣的中介物的關注,如何改造“第二自然”或者“細膩革命”的討論才找到了抓手,這是我理解他們新書的一個出發點。

  在這樣一個脈絡當中,可以看到,兩本書都處理了一系列的問題,可以抽象地理解為這樣的幾個問題:第一個,因為把“歷史中的人”作為一個分析核心,有關“身”與“心”的關系問題就首先成為需要關注的重點問題之一。這個“身”與“心”的問題也是今天沒有解決好的問題,但在“前三十年”其實已經有了一個比較激進的探索,然而今天我們很難理解這種探索的意義和價值。兩位老師把“身”與“心”之間復雜的結構性關系呈現得比較充分,特別是關于“心”對于“身”的更高層面的引領或者說是一個克服,做了非常精彩的詮釋。當然這其中也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比如說對于“低俗趣味”的問題該如何來理解——人是不是只有“向上走”的道德化的一面,所謂墮落性的一面又如何來看待和處理?我可能比較簡單化地來理解這個問題,但是目前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同情的進入可能還是稍微少了一點。

  第二,關于“心”與“物”的關系。朱羽專門處理了這個問題,非常有意思,有關“心”與“物”的掙扎的詮釋非常好,但革命之后面臨著跟原來不太一樣的一個物質豐盛的情形,與匱乏時代用匱乏的方式不一樣的處理方式,前面一個匱乏時代的處理方式大家更容易理解——這正是中國革命如何獲得自身正當性的特點所在,后面物質豐盛的處理感覺還是太簡單了,直接和1980年代進行了一個勾連,可能正面的討論還可以進入一點。

  第三,關于“情”與“理”的關系。這個可以看作是“民間性”與“人民性”關系問題的一種轉譯。我之前與煉紅探討過,感覺對我們來說還是比較難處理,你怎么理解這個站位,這個“人民性”僅僅是自上而下的維度還是“人民性”本身包含了對于“民間性”的更高層面上的這樣一個理解和吸納?我覺得可能更多站在“民間性”認同立場上會有問題,往上走的一面也許可以再加強一點。今天重新來進入“前三十年”的話,可能會用很多二元對立項來理解,但我希望我們能在超越簡單對立或者簡單和稀泥關系的第二個階梯來重新定位這兩者之間的關系。

  理解歷史中的人及其實踐所需要處理的第三個層面的問題就是,社會主義文藝能夠干什么,文藝如何是社會主義的以及如何為社會主義的,我覺得這是一體兩面的關系,也許在我們對于未來的想象和推進,可以在這樣的一個對文藝的重新認識前提之下來進行——不是僅僅回到抽象的理念意義上的“人民文藝”,而是在今天重新理解歷史行進動力以及推動作為歷史載體的實踐主體的重塑前提下,來分析社會主義文藝到底可以給我們提供什么正面的經驗,以及到底如何打開我們看待世界的視野。

  李海霞

  上海大學中文系

  目前整個書的討論在理論層面的拓展已經比較深了,我從書當中提到的三個比較關鍵的概念來談談看法,也呼應朱康老師對這本書“概念譜系”的理論思考。這三個詞分別是“山水”、“風景”和“文體”。

  第一個“山水”。“山水”有大有小,小的“山水”可以在田園庭院中,也可以在一小塊具體的領地里。比如王維的“輞川”、杜甫的“草堂”,柳宗元的“小石潭”,在這種“小山水”中,中國人的情感生活得以形成一條清晰可見的傳統脈絡。盡管今天這個傳統在當代很可能被高雅化、文人化了,但如果我們在討論社會主義自然問題的時候,能更好地處理這個傳統,那當代研究的歷史意義和問題意識可能就會更加清晰。

  “山水”也可以是“大山大水”甚至是“神山神水”,我想當代國家意識之下的“山水觀”可能跟這個傳統更為接近。在大山大水的寫作中,我們都很熟悉的李白和杜甫,代表著兩種寫作傳統,一個是所謂浪漫主義的。這種浪漫可以跨越地理的局限,比如《夢游天姥吟留別》,詩人可能還沒到嵊州,但“夢游”就開始了,一點不妨礙他與神仙的交流。而另一個所謂現實主義的傳統,杜甫,寫得就比較實在。杜甫研究中一直有“以杜解杜”的傳統,他的詩跟他個人的經歷幾乎可以一一印證,像“風急天高猿嘯哀”,這種真實甚至可以細化到具體的每一個意象要素。這個傳統發展到當代,要求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結合起來,于是我們看毛澤東詩詞中的山水,一方面就具備了杜甫的記錄意義:“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另一方面又抒發了超時空的革命浪漫激情:“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而對于毛澤東詩詞到底是不是現代文學這個問題,至今想來仍是個意味深長的學術難題?,F代意味著國家觀念對傳統山水抒情方式的借重與發揮,朱羽這本書所探索的社會主義自然觀的種種表現方式,可以說很細致地探索了這一過程的發展歷史。

  第二個概念是“風景”。近幾年由“風景”引發的學術討論和著作很多。不僅在中國,在日本、英國、美國等很多國家的學術思想界,都出現了以它為關鍵詞的探討。這其中有一個說法我很感興趣,它說風景就是一處陸地的拐角。“拐角”意味著界限,因此在這個概念的討論中,最重要的是其“國家風景”的暗指。對中國而言,這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要成為國家意識進入審美領域,在人民的眼中和心中勾勒出一個界限,同時也勾連起更廣闊的(第三)世界界限,這真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業。所以跟“山水”相比,我認為“風景”意識對當代中國多了一層“世界”的意味。這個世界上天入地,五湖四海,五大洲四大洋,是由山水阻隔也是山水無法阻隔的。

  第三個問題,我想談一下文體的選擇問題。因為對各種藝術形式的跨界討論,是朱羽這本書的重要內容。除了詩歌繪畫,它還涉及了喜劇(相聲)這樣一些藝術形式,我姑且把它們叫作不同的文體。盡管社會主義文化的宣傳功能決定了這些文體在展示給讀者的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差異較小,但是,文體本身文化功能的差異仍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就像蔡老師剛才提到的邊緣文體的問題,什么是當代文學語境下的“邊緣文體”,或者說,當代文學是否延續著現代文學對“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這樣的文體意識的自覺?在它的譜系下,什么是更符合它的預期的寫作形式?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在新的國家和時代之下排序如何?

  比如這一時期的散文文體。以楊朔為代表的散文寫法,在體現國家風景與人民情感方面是不是更具文體上的代表性?一直到今天,他所創造的“新賦體”仍然是我們基礎教育界重要的作文范本。楊朔散文對風景的發現總是以一個人進入到一處山水深處開始的,他贊美的是深嵌在山水深處、生活在自然角落里的人。最后,所謂“卒章顯深意”,他又總是要把感情上升到一種人民普遍的情感高度,這個高度的提煉漸漸成為一個套路,但正因為其成為套路,才可以是不需要“細膩”(張煉紅語)革命風暴。今天,我們對散文這種更具宣傳性同時又更具“高級文化”特點的文體的研究是不足的。

  最后借助楊朔散文的教育意義,我想多聊的一個問題。在中國古代對風景的寫作中,還有一個傳統,那就是“歷史的風景”。巫鴻在他對廢墟的研究中曾經特別強調,因為中國建筑的材質的特性,使得中國人對于家、國、歷史有著跟西方完全不同的情感經驗。比如“彼黍離離”,說曾經的宮殿已經不存在了,只剩下一片荒草,“我”面對如此的一片廢墟,“知我知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跟歷史之間的情感關聯已經無跡可尋了。今天我們聊祖國的大江大河,聊祖國的自然之美,聊祖國的山川和“我”都自然而然,主要的目的還是要追溯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歷史經驗。仔細來辨析,你會發現“新山水”與“新中國”與“新寫/畫法”之間開創歷史的意味更加明顯。但這個開創性如何傳承,比如,當今天我們去重走長征路,或者去繼續傳授楊朔式的情感套路,我們就勢必要彌合“過來人”“親歷者”和“新人”“新新人”之間的歷史。歷史很可以再成為一片“離離彼黍”的自然。這意味著,每一代人面臨的都將是嶄新的廢墟、嶄新的自然。在歷史的斷裂與傳承中,“自然”的起點如何識別,我覺得是個更加重要的問題。

  上午第二場

  //主持人

  王鴻生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

  朱羽這本書翻滾好幾年了吧?從他博士論文答辯開始閱讀,眼看著他一步步修改到今天這個樣子,太不容易了,出乎意料地好。這本書在青年讀書界,在我們的學科領域,激起這么大反響,應該特別祝賀他。

  書的主題是研究社會主義和“自然”這樣一個關系,實際上,里面還隱含著社會主義文化的自然正當性問題。資本主義的“自然正當性”,或者說西方從古希臘開始一直延續到現在的“自然正當性”,就是一個“力”的崇拜。從亞里斯多德的“知識即德性”、中世紀的“知識即力量”,再到后來的“力量即正義”,以及“文明等級論”、“強力意志論”等等,形成了一條以“優勝劣汰”為“自然正當”的脈絡。前幾天,張志揚先生在上海大學做了三場講座,就擺出了這里面的邏輯。朱羽這本書直接進入了另一條脈絡,考察中國社會主義文藝實踐如何建立自己的自然正當性,如何與西方的“自然正當”做出區別,這就涉及了一系列特別重要的話題。當然,以往的中國實踐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敗的地方,失敗往往在于把西方的邏輯做一個簡單的顛倒,或者企圖直接移植西方的邏輯,這就遺留下大量問題,給我們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間。

  主題發言

  治理視野下的新中國文藝再思考

  林凌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

  我今天的發言還是會緊扣著朱羽的書,從我自己的閱讀中延伸出來的四個問題展開,都是圍繞文化治理這一關鍵詞。

  第一個問題是關于文化實踐和政教體制。我曾經試圖用一個比喻來說明朱羽的書,因為書中關心的也是社會主義新人的塑造,或者說人的心性的培育問題,我用了一個比喻就是如何說服抽煙的人戒煙。最簡單的辦法當然是說教,告訴他吸煙有害健康,但是說教往往是沒用的,煙民比你知道吸煙有害健康;然后有一種選擇就是告訴他,吸煙對家人,特別是孩子的健康有害,這個對說服戒煙的幫助就大一點,因為它引發的是人內心的愧疚感;再一種辦法是審美,比如禁止電影里出現唯美的抽煙畫面,張國榮不能抽,王寶強可以抽,從審美上讓抽煙這個行為變得很丑陋;還有呢,因為抽煙很多時候是一種肢體習慣,我們是否可能找到某種無害的替代物,來代替這一習慣動作;最后,我們能不能設想一種方法,比如催眠,甚至解決生理上的尼古丁依賴。

  這個例子比較簡單,但在勸人戒煙這個問題上,我們基本可以說,說教是最沒用的,當然如果能動用鎮壓性國家機器,那是另外一回事。對朱羽的書我自己做了的一種導讀,就是兩條線索:一是書中從前到后,社會主義文化實踐在處理相關問題時越來越激進的嘗試,比如認為笑、生理、心理、規律都不純粹是自然的;二是越是書的后半部分,關于政教體制、治理的問題出現得就越頻繁。這不是一種偶然,當然我自己的關注點是更集中在國家治理能力下的,朱羽的書中所表達出的正是,社會主義政教體制并未能將文藝實踐觸碰到的難題以恰當的方式吸納入自身的內部,從而逐漸流于一種空洞的激進。一般而言,人們會很自然地評價朱羽的書有一種跨學科的優點,把研究對象的范圍擴大了,比如山水畫等等,但我覺得最讓人驚艷的并不是朱羽研究了文學之外的藝術文類,而是一種自覺地將社會改造和運作當做了研究對象,比如陳永貴在制度上的創新,以及與此相關的人與文化的聯動。

  第二個問題是文化與本能,或者說文化與低俗。我想用張煉紅老師的書里的一個例子說一下,只是拋出問題。在《十八相送》一場戲中,“老戲中就有許多比喻很黃色,帶有露骨的挑逗性,袁雪芬的演出既表現了祝英臺的大膽和對梁山伯的深沉感情,又保持了人物的身份,暗示明顯而含蓄,隱喻熱情而有分寸。于是,在悲旦袁雪芬演來,英臺更是一個清白女子,如此貞靜而端莊,簡直不可能有什么非分之想和不軌之舉”。張煉紅老師后面對此有一段分析,不過也說了,《梁?!啡珓∫搽S之被沖洗得山清水秀、賞心悅目,于是乎人美、景美、戲情美,充滿了詩情畫意。我想提出的一個問題是,從長時段來看,這種改造邏輯和原則是否成功,講粗暴一點,人美、景美、戲情美能不能就徹底凈化和替代黃色、挑逗性的東西。朱羽的書里哪里涉及這個呢,就是談笑,舊喜劇或者諷刺性喜劇中成問題的“笑”,是低級趣味和下流意識帶來的“笑”,所以要改造。我有一個大體的印象,不知道是否準確,就是社會主義文化在處理人的本能、欲望和低俗的時候,經常是要把這些東西徹底地消毒。那尼采在談到古希臘體育競技的時候就會說到,競技是一個欲望得到釋放的過程,因為人的攻擊欲,殘忍、毀滅、好勝心、貪欲、嫉妒等等都不太可能徹底清除,這種本能和沖動被保留在文明肌體內,對政治制度的安排來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不是說要追求低俗,但有沒有可能視而不見,回避它,不去處理它,從理論上講,政治體對于禁忌的處理必然要面對如何安排僭越的沖動,幾乎是改革開放一開始,中國的社會和政教就立刻面對了處理靡靡之音、港臺時代曲的問題,并構成了一種對政治合法性的挑戰,這不是一種偶然。張煉紅老師的書里有很多處都提到愛情戰勝死亡,愛與死亡的關系,以及兩者與政治的關系一直是很緊密的,如果巴塔耶來看到這種愛情戰勝死亡,他會怎么理解呢,肯定和我們不一樣。

  第三個問題是文化冷戰和文化輸出的問題,或者說,是要在一個更大的框架內看社會主義文化實踐。我想從前幾天在上大開會的一篇論文講起,那篇論文是關于臺灣民謠之父李雙澤的,在我們看來其實是爭奪關于李雙澤的闡釋權。我們一般知道他寫民謠,說是要唱自己的歌,臺灣年輕人不能都唱外文歌,但其實他的復雜性還包含了反殖、對底層勞動人民的關心,以及對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反抗。但那篇文章里有一個地方非常有意思,就是李雙澤針對當時臺灣年輕人過于崇尚西洋熱門音樂,對于年輕人為什么不唱自己的歌,其實有一個回答,是借另一個年輕人之口說的:”歐洲的歌好像都死光了。比如說法國吧,歌里盡是些愛啊情啊花啊云啊。西班牙也是,德國也是……可是英文歌就不然——雖然看起來很荒謬,可是這是真的,英文歌才可以道出這一代年輕人的心聲……”我感覺這里是有一定的復雜性的,就是一方面是要反文化帝國主義,另一方面又承認美國的歌是更能唱出心聲、更有反抗性的。當然李雙澤是認為唱好的洋歌也還不夠。但我更關心的問題是,在這里似乎顯示出一種危機,就是反抗文化帝國主義的想法和思路,已經不能構成對美國文化輸出的反抗了,因為美國文化輸出的邏輯不是文化帝國主義的,而是帝國的文化。這兩者的差別是帝國主義和帝國的差別。文化帝國主義的關鍵,是帝國主義建構它的全球秩序時,需要伴隨文化上的輸出或侵略,著眼點是將另一個社會帶入世界體系的過程,以及那個社會統治階層是如何被吸引、遭受壓力、被強迫,有時候甚至被收買,從而形成與這個體系的統治中心的價值觀和結構相一致。對應著帝國主義的,是世界物理空間的爭奪和占取,而文化是一種區隔性的符號生產,對內承擔著區分高/低、好/壞、統治/被統治階級,對外承擔著區分中心/邊緣、先進/落后、文明/野蠻的作用。但帝國的邏輯不太一樣,它跟物理空間的占取關系不大,更在乎爭奪人的“內在疆域”,新的權力運作也并不非常在意好與壞、高與低,多元與差異性反而更有助于權力的運作,甚至可以說越是反抗性,越能表達出年輕人內心的文化,對帝國越好,你唱自己的歌也沒什么關系。在這個意義上理解文化冷戰,我覺得始終存在著一場不對等的戰爭,這就是為什么赫魯曉夫到美國訪問,雖然很驚訝于美國的大眾文化,但他那個時候還是有高度文化自信的,他覺得蘇聯的高級文化還是好啊,怎么可能輸掉文化戰爭呢?這里的不對等主要是指對文化政治的功能,文化輸出其背后的權力邏輯,特別是對文化與政制形態關系的理解上存在著實際上不對等(美國并不在乎它對外輸出的文化,在國內的抵制聲音一點不小)。我當然不是說美國就是帝國,然后帝國及其文化就是好的或者是可能的;正相反,我覺得從物質和經濟上講,帝國是一種理論幻想,所謂帝國文化也可能是害人害己的。但從這個角度切入,有助于我們對今天中國的文化治理和文化輸出看得清楚一點,我們應該期待一種怎樣的文化狀況。

  第四個問題是群眾文藝的問題。朱羽書中其實也多次提到,比如“大躍進”時期的文藝。但我的關心恰恰是當下的。大家都知道現在有一首歌很火,叫野狼disco,很俗,抖音上很火。我看的一個公眾號曾對抖音神曲有一個很妙的批評,說他認識很多音樂制作公司,因為覺得抖音的歌毫無技術可言,他們就分析神曲的和弦和編曲,然后覺得既然毫無技術含量,那就批量生產嘛,只要總結規律、特點和套路,但他說至今沒有通過這種方式生產出一首真正的神曲。為什么呢?他舉了另一個例子,有一首抖音神曲,歌詞里寫到“我要帶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東京和巴黎”,他說這里表達的恰恰不是浪漫的國際化眼界,而是閉塞又沉悶的縣城式的對外界世界的想象,那這些人的真實的生活觸覺,他們的情與愛、文化趣味,這里的真情實意是不那么容易模仿的。

  我覺得這個非常有意思,一方面是歷史,是不是比如“大躍進”時期的群眾文藝也可以從這個視角看,重新理解群眾文藝中的血肉與情感,然后考察普及與提高的經驗教訓;另一方面是現在,互聯網使用門檻在今天基本消失了,有更多原先不太可能在網絡世界活躍的人群加入到了互聯網線上線下的公共服務中。因此,批評互聯網文化呈現低俗趨勢時,不能忘記了早期的互聯網參與或多或少仍是中產階級的特權,一個原來被排除在外的人群如今被迅速吸納到了這個世界中。這個沉默的大多數借助技術的紅利——特別是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最終還將自己的審美和文化趣味推向了前臺,深刻而廣泛地影響了技術和資本市場,以及文化市場。這個在形式上有一點像延安,人口變化了,延安是文盲多,現在則是原本沉淀的、沉默的底層被推到了前臺;技術也變化了,延安是不能靠印刷文化,也沒有電臺、攝影設備什么的,現在則是技術變好了,表達自身更容易了,也許短視頻更有利于民眾表達自身呢?難道我們不可以設想或引導一種互聯網時代的活報劇?

  如果說,我們現在面臨的文學狀況是,歷史再一次出現了群眾文藝的可能,那么我們能從社會主義文化實踐的經驗和教訓中學到什么?以上四個問題,是我圍繞文化治理這一關鍵詞,從朱羽書中讀出的難題,跟大家匯報一下。

  與談人

  倪文尖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

  我覺得,這兩本書的出現,可以讓我把前面有些老師比較含蓄的話給挑明了,也挑破了:那種像以前那樣,站在簡單的辯護性立場,對左翼和社會主義文藝實踐做正當性、合法性維護的論述,已經過氣了,那樣的預設已經偏低了。今天的會議應該宣布一個事實——那個階段已經過去了!這是我特別要說的一句大話。這也意味著,今后需要的是,在張煉紅、朱羽,當然也包括在座不在座其他學人的基礎上,將社會主義文藝的經驗與教訓看作一個整體,進行總體性的研究。那才是既面向歷史、更面向未來的學術性工作,那才會有學術意義上真的進步。這個應該早幾年宣布的,當然拖到今天也還來得及,但是再拖的話就不行了。

  先說他們的共同點。第一,真的都是書,都是著作,而且是大書。為什么這樣說?因為現在的許多書還真不是書,只是論文集,只是論文的連綴,相關乃至不相關的。如今的學術評價里,更重視論文嘛。而煉紅和朱羽,則是把書當書來規劃、來寫作的。朱羽書的后記一開始就提到一個詞“畢其功于一役”,這是真情流露,我看煉紅寫書也是帶著畢其功于一役的心意,因此,這兩本書都有很強的整體性和完成度。令人羨慕,令人尊敬,我也非常與有榮焉。認真干總會出大活!這個啟示對在座很多年輕的朋友是很有意義的。

  再說他們之間的差異。

  煉紅可以說是興趣導向的研究。她是從小對戲曲感興趣,而做研究之始是憑著一種直覺,認定這里面有嚼頭、有價值。知識上、材料上則幾乎是從零開始。但這也有其好處,因為是從戲曲外面跨學科進入的,另一方面又是從自己生命里長出來的東西。所以,煉紅一個個具體的個案做下來,不斷地細化,我覺得許多地方她是做到了某種極致。近來有兩個詞很紅,一個“褶皺”一個“延長線”,煉紅是打開了許多褶皺,在不少延長線上走得挺遠,很好地落實了蔡翔老師的指示,細分領域、扎實地推進。我還記得讀她書的一些怦然心動的感覺,那時,既能感受到煉紅的情有獨鐘、一往深情,也能感受到煉紅已經竭盡所能、傾其所有。

  朱羽的書則是問題導向或者說是難題導向的。朱羽做的工作,剛才朱康已經概括得很準確,我要接著說的是,朱羽一開始就知道他希望做的是什么,但對這個難題最后能破解多少他又是沒多少把握的。但是,朱羽抓到了核心概念,“自然”,這是西方理論的一個關鍵詞,“自帶光環”,牽動著極其深厚的西學背景知識。而且“自然”這個詞又像個磁力十足的吸盤,的確可以把中國五六十年代的許多問題、許多難題都統整到一起。這樣,一方面朱羽也像煉紅那樣,努力深入歷史現場,講清楚歷史語境里的具體性,另一方面更透過理論之眼,朱羽把原本未必概念化了的問題拉升到概念的、理論的層次去讀解,從而同時觸碰到了歷史與邏輯雙重難度的某種極限。

  這又說回到這兩部書的共同點了,就是他倆都寫出了很有理論感、很有理論野心的書,所以也才是我前面說的“大書”,在這里“野心”顯然是個褒義詞。當然,他們理論化的方式又不一樣。煉紅更多地是靠她的經驗與體驗,靠身體與心性不斷地從對象中去提煉、去萃取,比如“情義”比如“細膩革命”。朱羽則更多靠知識和理論上的敏感與敏銳,經由不斷的鏈接與關聯,把不同領域的問題集束到了更具大局觀和整體感的難題性之中,從而抵達了思想上的深度,同時還生產出了一些創造性的苗頭。

  我在前面多次提到“極致”和“極限”,用力雖然很猛,但確實是對他們的工作由衷的稱許。最后我要說的是,其實換個角度,這又隱含了某種批評吧,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某種閱讀過程中的直感,就是“不過癮”。很多地方,他們是已經談得很細致了,或者很深入了,但還是覺得不透徹,沒有穿透。當然,這可能是我很高的要求。也更可能是因為,事情的確太難了,所以,社會主義文藝或者說人民文藝的研究,是個大戰役,是種攻堅戰。煉紅和朱羽,是已經開了個好頭,但好戲還在后頭,還有待我們大家攻堅克難。

  王宇平

  上海交通大學文學院

  跟在倪老師后面發言,我就不必贅述自己對這本書的心得和感受了,倪老師說得總是特別好。我想強調的是,對于我這樣一個一直在接觸相關材料但仍在摸索如何整合與重述的人來說,朱羽的這本書是很了不起的,他通過對多重意義上“自然”概念的運用,清晰地呈現了社會主義文藝實踐的難題性,打開了問題,打開了思路。他提出的“革命”與“分心”、“心”與“物”等也是非常具有解釋力的概念。同時,他的研究對象也不限于文學文本,而是把新山水畫、民歌壁畫、喜劇相聲等更多的文藝實踐納入了討論,把思考的觸角伸向廣闊生活世界的更多面向,也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社會主義文藝實踐是一個面對廣大人民群眾的多方面的整體性事業。朱羽做得非常好,并且在繼續地更好地做著。那我覺得我只能從自己接觸到的具體材料和具體感受出發,提出一些具體的問題,通過具體材料的延伸帶出一些我的困惑。

  林凌是我們這組的主發言,他提出“文化治理”的概念,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朱羽的寫作的確是很有效的。文化治理是對文化的治理,更是基于文化的治理。我們都注意到朱羽后記中的話,“將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實踐視為一項尚待實現的集體精神事業”,“絕對精神”是“不脫嵌于整體結構甚至是滲透在所有實踐之中的文化問題。它是審美問題,也是倫理、政治的文化問題,更是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文化問題”。不過,我們的研究,我們對文藝實踐的進入,往往較多地集中在前半部分;我們談文藝實踐,更多地是在談文藝生產,或者說文本生產。治理的目的是塑造社會主義文化主體,那么生產出來的文化勢必要經歷后面的交換、分配和消費去走向個體,所以后半部分是值得重視的。同時,講主流文化的建構、講文化主體的塑造、講文化治理也必然要處理它與其它方面的關系,比如經濟的、外交的。那么,問題是,這些從治理角度出發的考量需要政治經濟外交等等的全盤考慮,可能有針對性也注重時效性,那么包容、妥協以及各種特殊化處理就不可避免,當它們付諸實踐,又會給主流文化要塑造要規訓的那個社會主義主體帶來怎樣的挑戰?并且在具體的治理中,這種挑戰將會是不同層面的。

  例如建國后對好萊塢電影的清理,當然是意識形態上的“消毒”,通過對美國電影的批判和清理確立起我們自己的電影觀、文化觀,這是非常重要的,但好萊塢電影長期侵占中國市場帶出的經濟問題同樣關鍵,它們對民族電影產業擠壓嚴重。但同樣也因為更為具體的經濟問題,我們對于美國電影也不是一下子就完全拒演,我看過一個資料,建國后上海人民政府因考慮到電影業員工的生活問題,準許好萊塢電影暫時放映。又比如十七年時期內地引進香港電影的放映,這些電影雖然都是香港進步電影,但就影片的思想意識而言未必符合或者完全符合當時的政治要求,引進的初衷是用外匯支持香港進步電影事業,同時它們的國內放映也會帶來很好的票房。新中國電影放映業除了國家支持外,有自負盈虧的部分,經濟效益曾長期是他們頭疼的問題。在1956、1957年,上海有些復映影院曾反復上演幾年前上映過的《孽?;ā贰督^代佳人》這些香港電影,這顯然跟經濟上的考量有關。

  我們的社會主義文藝實踐是在全球的冷戰背景之下,還存在文化外交的問題:這不但有我們文化輸出到海外,還有其他國家文藝的輸入。例如我們邀請法國電影代表團、意大利電影代表團來華,這之后都會有相應的電影展。相關雜志會對這些影片有推介,在觀影上也通過各種形式給予討論和引導,使之更為貼合國內意識形態。無論如何,這些都呈現了社會主義文藝的多元空間,它自有豐富性和包容性。撇開背后經濟的外交的因素,這種豐富和包容帶來的新內容也可以說是某種的“分心”。怎么在治理的視野下去理解這種“分心”和“革命”的關系呢?

  再回到治理的話題上,談我關心的第二個問題。治理思想的現代轉型跟人口的膨脹相關,現代治理思想體系是圍繞人口增長帶來的龐雜問題建立的。社會主義文藝所強調的“人民性”是要面對、塑造和代表“無數的人們”,去超克“無數的人們”身上的“內在自然”或者說“第二自然”。無論是當時還是今天,那些重要的社會主義文藝實踐會在知識分子中產生很多很重要的回響,留下了我們今天得以討論的許多文本。但我總是想:怎么樣才能靠近那些“無數的人們”呢?歷史中真實的讀者或觀眾是如何反應呢?

  我看到巴金寫香港影片《秋》國內上映后,看到其中人物的悲慘命運,“我們家里一個從農村出來的年輕保姆簡直沒法制止暢流的眼淚”,這個保姆是真實的觀眾啊!我們也能從1950年創刊的《大眾電影》雜志上看到“觀眾”。這個雜志1952年與《新電影》合刊后遷往北京,1962年與《上海電影》合刊,又回到上海。那上面對于上映影片的評論很多是各地觀眾來信,寫著“空軍某部”或者“北京”“重慶”之類的地址,他們會有很主流的意見,但也不乏自己的一些有趣觀察。有一期是對于影片《孽?;ā返囊庖?,有兩個觀眾批評這部影片插曲不健康,另有一位觀眾馬少波寫了長文談該影片對其所本的“王魁負桂英”的故事改編,分析得非常深刻。我后來才知道馬少波不是一般觀眾,而是著名的戲改專家。除了在報紙雜志上的來稿來信上發現讀者與觀眾,在檔案查閱中也能看到他們,看到更廣大的大眾。比如說1960年代香港電影在上海的放映曾經引發消費奇觀式的現象,就是那種水泄不通、狂熱混亂的購票場景,影院還會發生擠破門窗擠傷人的事故。這樣的現象在媒體上的報道是遠不如檔案中的豐富細致,甚至可能是暫時缺席的。從研究者閱讀材料的角度看來,似乎是當一個現象級的事情發生時,我們才能看見了那“無數的人們”。

  張高領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

  對于我這樣的正在讀博士的學徒來說,朱羽老師這本書不僅是學術研究的范例,也具有方法論層面的啟示。這種啟示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理論強度。這種理論強度不僅表現在話語資源、理論功底、駕馭能力,也表現在獨出機杼的概念發明能力,比如政教機制、分心等,都是非常有生產性的概念工具。理論訓練不僅是分析工具,也成為一種內在的思維和表述方式,形塑了其特有的問題意識和研究路向。二是歷史化的視野。如果看第四章第三節《“革命”與“分心”——以1950—1960年代新相聲為例》,除了兩個外國人的理論文獻外,全部出自當時的文本和討論。第五章第一節《激進時代的“心”與“物”的線索》中,除了外國人的理論文獻和當事人的文章外,只有洪子誠先生的一篇文章是當代學者的著述。換句話說,這些問題基本上處于當下中國當代文學學科視野之外。將新相聲和心理學批判納入討論,挑戰的不僅是跨越不同文藝形式和學科的能力,還有如何突破學術史的限制,重返歷史現場發現問題、搜集資料并將其提煉為學術新課題的能力。第三個是文本細讀能力,比如《山鄉巨變》和《艷陽天》的形式分析都非常精彩,尤其是《艷陽天》中的癥候閱讀法更是將理論、歷史、文本融為一體。

  除了上面,我還想選擇這本書討論的《朝陽溝》為例,這出戲的唱腔就主要出自我家鄉豫東地區,結合我的研究說幾點粗淺的想法。

  第一點是關于“‘政治課’的失效”和“‘自然’的浮現”。朱老師通過1958年《劇本》版《朝陽溝》中“‘政治課’的失效”和1963年電影版《朝陽溝》“‘自然’的浮現”,十分精辟地論述了“人化的自然”之于銀環內在轉變的意義。“‘自然’的浮現”相關的分析也非常精彩,不過我想追問的是,“自然”是如何浮現的?仔細比對《劇本》版和電影版,不難發現前者中也有關自然或風景的細節,比如銀環在第一場對城市公園風景和第六場關于麥苗的唱詞,而這些基本在后者中消失不見了。更關鍵的是,在《劇本》版中,朝陽溝多次被銀環娘描述為深山野溝——銀環也曾用過這個詞(思想落后程度可謂頗為刺目)——乃至野蠻。然而,到了電影版中,深山野溝一詞消失不見了,朝陽溝留給觀眾印象更多的是風景宜人的自然美和相當豐裕的物質或日常生活?;蛟S,自然美和“深山野溝”是一體兩面,只是不同觀景者的眼光不同。不過,由此可見,“‘自然’的浮現”的同時,也伴隨著某些自然的隱匿。在《劇本》版中落后的自然似乎無須諱言,深山野溝之落后恰恰召喚著知識青年投入改造的激情。在此意義上說,電影版中銀環《朝陽溝好地方名不虛傳》的場景與電影語言,固然揭示了自然美,但在政治上未嘗不是一種撤退,從而遮蔽了自然美的另一面即自然環境的艱苦。翻山越嶺這種落后邊遠山區自然環境的惡劣因素,借助于銀環的理想主義和外來者眼光,凸顯了自然美的陽光面,而壓抑了陰影面。銀環對這一落后自然面貌的重新發現與克服,通過勞動予以克服并重新確認為美,但這一過程自然的落后一面仍舊無緣出現在電影鏡頭中。在《劇本》版中,從銀環將朝陽溝視為“深山野溝”到她的深情告白:“過去的事連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當思想不通的時候,看見什么也不順眼;現在別說看見朝陽溝的人,就是看見朝陽溝地里一塊土,墻上半塊磚,山上一棵草,房上一根櫞,也像自己的一樣?,F在要叫我離開朝陽溝恐怕眼不掉淚也要心掉淚哩。”其中蘊含的情感強度及轉折未必低于電影版中銀環面對自然時的內在轉變。自1958到1963,從劇本到電影,不同的歷史節點和藝術語法,有關自然的浮現和隱匿或許值得進一步梳理。

  什么是“政治課”?為何失效?在《劇本》版第三場中,當栓保和銀環剛開始溝通時,雙方一問一答,并算不得上政治課,轉折點是栓保開始以“縣委書記擔糞,專員、縣長拉土”說事,銀環才開始反唇相譏“算我落后,算你先進,還不行嗎?”緊接著就是栓保那句“像我們這樣思想,所謂稱心滿意的工作,在全國也很難找到,就是找到也是這山望著那山高”,此時他才被銀環視為上政治課。起初一問一答,彼此都在對方的邏輯內展開討論,當栓保以縣委書記舉例時明顯突然跳脫出了既有的邏輯,才引得銀環犬儒式的反擊。也許栓保馬上就意識到了這一點,馬上就采用“我們”的說法,將自己也放進需要反思的對象之中。他之所以這樣,一是面對銀環他并不是感情上的強勢一方,二是他自己確實一度犯過和銀環一樣的錯誤。在《劇本》版本中起始,銀環曾說起:“呀!你才勞動幾天?說話就恁氣粗?當初叫你回家生產,還不是和我一樣怕你爹娘說你丟人?”(電影版中銀環說:“你才參加幾天勞動,說話就那么氣粗,當初你還不是……”栓保馬上插話打斷說:“我總算斗爭勝利了……”于是栓保一度思想不通的細節被很快帶過)換言之,當栓保發覺銀環的不快時,馬上以退為進,將自己放在和銀環一樣的思想低位,試圖以身說法。但銀環并不買賬,立即將栓保的言辭指認為“政治課”。如果與電影版栓保的《我堅決在農村干它一百年》相比,《劇本》版的政治說教意味相當稀薄,強度也難以相提并論。在此意義上說,《劇本》版中的政治課沒有開始就已經結束了,相反在電影版中政治課則更為強化而高亢。與此同時,銀環回城對母親的勸說也有相當的政治課強度。在上述脈絡中,我們將1958年《劇本》版中“‘政治課’的失效”和1963年電影版“‘自然’的浮現”建立勾連時,是不是需要更為具體而歷史化的分析?

  另外,與《劇本》版中銀環娘將朝陽溝視作“深山野溝”和銀環對莊稼的贊美這兩種看風景的方式不同,電影版《朝陽溝》開始時并存著存在著三種不同的看風景方式,分別以銀環、二大娘和栓保為代表(銀環娘稱朝陽溝為老山窩被一帶而過)。銀環看風景的方式最著名,就是那段最著名的唱段《朝陽溝好地方名不虛傳》,既有對鄉土風景由衷的贊美也有不接地氣的學生腔;二大娘看風景的方式是通過對像銀環這樣的城里的學生看風景的反諷唱詞體現出來,城里學生眼中風景對她來說是日用而不知的生活生產場景。這兩種看風景的方式是朱老師重點討論的。而我感興趣的還有栓??达L景的方式。他的獨特性在于,與二大娘相比,他雖出身農村卻接受了高中教育,與銀環相比,他雖是高中生卻有土生土長的農村經驗。所以,他看風景的方式是雙重眼光的復合,既有城里學生的因子也有農民的要素。在1963年的電影中,我們看到,在到朝陽溝的路上,銀環摘一朵花夾入筆記本時,這個被二大娘嘲諷的細節,在栓保眼中同樣具有詩意。他有糾正銀環的一面,也有分享她看風景方式的一面。他看風景的同時也看著看風景的銀環,反過來說,銀環可能看風景的同時也在看著看風景的栓保。這種看/被看結構中的風景之差異同樣耐人尋味。栓保沒有斗爭勝利前,他回鄉路上面對風景會如何?在他轉變的過程中,他和父親合作嫁接的果樹會不會起到人化的自然的作用?

  如果將栓保放在更長歷史時段觀察,在1953—1985年間的文學作品中,有大量栓保這樣的農村知識青年,他們接受過現代教育,擁有現代的審美趣味、情感結構和生活方式——比如栓保類似中山裝的衣服、胸袋里的鋼筆、印有三高的背心。歷史地說,1958年前后高中畢業生對于農村來說是很少見的。他們回鄉后,如何協調和農村自然環境的矛盾一直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而這一問題一直很少有人關注。再回到《朝陽溝》,就我看到的資料而言,討論對象往往是銀環,而非栓保,某種程度上說被視作自然而然的或沒有被看到的栓保就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癥候。再放大了說,《朝陽溝》這部劇的誕生、修改與此后的批評、研究,這些聚焦銀環、“自然化”栓保的生產與再生產機制,本身體現的就是當代文學史上城鄉關系的癥候性。

  第二點,我想說的是朱羽老師多次提及的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大革命運動中的科學實驗中的自然問題。在《朝陽溝》中,在銀環下鄉和離鄉的過程中,都有特別的鏡頭拍嫁接的果樹。銀環剛下鄉時,就在栓保和父親嫁接的蘋果樹下說到的土洋結合,還有實驗果園和銀環作農業科學家的未來身份想象,都是科學實驗的一部分。在易蓮媛新近發表在《開放時代》上的《“群眾科學”與新中國的技術政治研究述評》中,就有論及對農業相關的群眾科學。而在1950—1960年代,不僅有實踐層面的群眾科學,更有大量的文學文本書寫科學實驗和群眾科學,其中如何認識自然、改造自然以及何謂科學技術都是其題中之義,它們所涉及的第一自然或人化的自然或許也值得關注。比如第三章第二節中的圖22、23、24、25中的巨型莊稼,固然浮夸,但其中也蘊含著急切的農業科技進步的烏托邦沖動和樂觀想象。除了科學實驗中的第一自然,1950—1960年代也有很多改造自然環境的作品。比如第三章第二節中所引的新民歌《我來了》。這首陜西安康地區的民歌,它并非向壁虛構,“表現了農民在治水斗爭中驚天動地的英雄主義氣概”,表現出的不僅是“沖天的革命干勁”,更有“求實的精神”(參見華中師范學院編《中國當代文學史稿》,1965年6月)。浪漫主義表象顯而易見,現實主義的基因也內涵其中。

  第三是第四章第一節《作為“文化革命”的群眾文藝實踐》相關的問題?!冻枩稀分杏羞@樣一個片段:當銀環說高中生干體力勞動創造的價值太小而沮喪時,她想起鄭州這時候該看第二場電影了,栓保說到俱樂部去,教大家唱唱歌跳跳舞。在朱羽老師新書第201頁的引文中也出現了“俱樂部”的字眼。大躍進時群眾文藝雖然遭遇了例外和常態的難題,但在體制(比如俱樂部、業余劇團、文化組、圖書室、壁畫組、讀報組等)的保證下,例外也有可能轉化為常態,教育與自發相結合。關于農村俱樂部,徐志偉和沙垚老師都做過研究。如果放在更長歷史時段觀察的話,這種群眾文藝的體制安排——不同于《人民文學》等國家層面的、更為精英化的上層文藝體制,并非僅有失敗的經驗,他們所創作的作品即便以以現有文學觀念可以視之為速朽的,但仍擁有其不可忽視的體制潛能。1958年的新民歌運動固然有政治動員或組織化的因素,但基層文藝制度的鞏固與發展得益于這種政治動員,并在其中發揮作用,更關鍵的是,俱樂部等基層文藝體制并沒有隨著大躍進的挫折而失去其內在動力。1950—1980年代農村題材作品中常見的文學青年并不僅是文化程度和審美趣味的提高,也得益于制度保障。也就是說,1962年批轉的《關于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重新確認了文藝“專業化”的必要性,但就群眾文藝而言仍有在制度層面討論的空間,也就說,基層文藝體制在大躍進文藝中構成了何種作用生產性作用?

  王鴻生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

  謝謝,你現在普通話說得這么好,在《朝陽溝》時代,回村里是要挨罵的。區分《朝陽溝》里不同人與自然的不同關系,想得挺細的,很有意思。這也使我聯想到當年大批的回鄉知青,其中就有不少像拴保這樣的人物。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不用太多論證,你只要找資料就行了,當年從鄉、縣、地區到省,都有文化站、文化館、文化局、群藝館等在培養業余作者,實際上已經是建制化的,文化上的普及與提高有制度保障。很多專業人士是下鄉,往下走,不僅僅是采風,而是和當地文化愛好者結合起來。這種制度形式,后來在改制和專業化過程中逐漸丟掉了。這個你要深入研究的話,有大量的材料,只要去找,各個省文化廳,地方群藝館、文化館,肯定有一大堆材料可以證明,你說的是有根據的。

  注釋

  [1] [美]列奧·施特勞斯著.柏拉圖式政治哲學研究[M].北京:華夏出版社.2012.245.

  [2] 朱羽著.社會主義與自然:1950—1960年代中國美學論爭與文藝實踐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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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躺贏”時代終結? 中國末代“拆二代”的難言隱憂
  1. 丑牛:萬馬齊喑究可哀——再讀阿明
  2. 張勤德:就中美關系向胡錫進等論者請教三個問題
  3. 邋遢道人:恐怕要立足于“破了怎么辦”——讀何新先生的《偶感三則》有感
  4. 這個口號不宜再喊了
  5. 隨筆:他們終于撕下了畫皮——談談蒙牛
  6. 汪東興記憶里的毛主席:近距離了解毛主席的衣食住行和工作
  7. 投降,是要被殺全家的
  8. 多少個頭銜算個P!還有更厲害的呢!
  9. 真實的歷史——毛主席個人智慧最終糾正集體錯誤,才有革命的勝利(上)
  10. 美國的流氓本性與公知的蕩婦羞辱
  1. ?原來污蔑毛主席的人是他!全國人民都必須喊打
  2. 據說都怪一個人
  3. 有什么不對勁嗎?
  4. 方方終于說了句大實話!
  5. 一本《平安經》,一群馬屁精
  6. 丑牛:萬馬齊喑究可哀——再讀阿明
  7. 張勤德:就中美關系向胡錫進等論者請教三個問題
  8. 普京近日大罵蘇共,恰恰暴露了自己的困境
  9. 尹一鴻:如今有多少像王振華、任志強這樣的混進黨里的“中共黨員” ?
  10. 遼寧王忠新:挖蘇共“祖墳”的都是蘇共最高領導接班人
  1. 一座大山與人民軍隊成長的“搖籃”
  2. 申鵬:錢是肯定掙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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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張勤德:就中美關系向胡錫進等論者請教三個問題
  5. 空軍原司令員王海上將逝世,曾在抗美援朝時擊落擊傷9架敵機
  6. 貪污7.17億的趙正永,死緩!想起了毛主席殺劉青山、張子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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