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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雷:點而不破的中國“官場小說”,正在發生劇變

李云雷 · 2020-07-14 · 來源:修遠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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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0年視野中,“官場小說”與晚清的“譴責小說”最為相似,但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對現實秩序的態度已由“譴責”變為“認同”??傊?,當前的官場小說失掉了批判精神,更多具有實用主義的指導意味。

  ? 李云雷丨中國藝術研究院

  [導讀]本文觀察了當前官場小說與改革文學、17年文學和晚清譴責小說的關系。作者認為,在10年視野中,官場小說內部有一個從現實主義到實用主義的變化;在30年視野中,從“改革文學”到“官場小說”,有一個從思想之爭到力量博弈的變化;在60年視野中,“十七年文學”開創了思想之爭模式,更具理想性、人民性與純潔性;在100年視野中,“官場小說”與晚清的“譴責小說”最為相似,但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對現實秩序的態度已由“譴責”變為“認同”??傊?,當前的官場小說失掉了批判精神,更多具有實用主義的指導意味。它的價值或許在于,讓那些隱秘的“政治無意識”顯影,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時代精神癥候的鏡像。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1990年代以來,“官場小說”頗為興盛,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影響,但在文學界卻很少被納入研究的視野,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兩點:一是認為“官場小說”是“通俗小說”,很“俗”,從專業角度來說不值得認真對待;二是“官場小說”涉及一些內幕與權力博弈,不少人會覺得很“臟”,不愿意去觸碰這一話題。不過在筆者看來,“官場小說”作為一個研究對象的價值在于,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考察當代社會的窗口,我們可以從中看到當代社會運行的規則與“潛規則”,中國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現狀與進程,以及從中折射出來的當代社會的價值觀念與精神氛圍。

  考察“官場小說”,我們首先需要對“官場小說”的創作與閱讀的狀況有一個基本了解。

  “統計數據顯示,僅僅在2009年1~3月,官場小說品種就達到123種,與2008年全年官場小說約118種相比,持續高溫。……調查顯示,黨政機關公務員占到30.5%,工商企業工作人員占27.1%,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占20.3%。三者相加,占到了閱讀總人數的79.7%,即在接受調查的690多人中,有8成的人閱讀過官場小說。”(《官員喜讀官場小說》,載于《決策》2009年第11期)

  不僅如此,在各大網站上的“讀書”欄目以及文學網站中,“官場小說”都專列一個類別,還有“排行榜”,在新浪讀書頻道的“官場中人必讀的十二部小說”中,更將官場小說細分為“入仕必讀書目”、“晉升必讀書目”、“守位必讀書目”、“潔身必讀書目”等不同類別,搜狐則有“優秀仕途小說展”,而在“小說在線閱讀”推薦的“經典官場小說”則有上百部之多。此外,在“官場小說”這一文學類型中,也出現了為人廣泛關注的“經典”作家作品,這些人主要包括閻真(《滄浪之水》)、王躍文(《國畫》、《梅次故事》、《蒼黃》)、黃曉陽(《二號首長》系列)、小橋老樹(《侯衛東官場筆記》系列)、許開禎(《省委班子》)、王曉方(《駐京辦主任》)、肖仁福(《官運》)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官場小說”已是一種成熟而又暢銷的文學類型。

  ▍“官場小說”及其最新變化

  王躍文的《國畫》(1998)被認為是“官場小說”的濫觴之作,這部小說以主人公朱懷鏡在荊都市從秘書到財政廳副廳長的經歷,展示了他的諸種遭遇及其內心歷程?!睹反喂适隆?2001)是《國畫》的續篇,描寫朱懷鏡調至梅次市擔任副書記之后的故事,展現了官場的邏輯及他置身其中的感觸?!渡n黃》(2009)以劉星明、李濟運等人的故事,延續了作者對官場中人生存處境的思考。

  閻真的《滄浪之水》(2001)也是“官場小說”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說描述醫學研究生池大為,在進入省衛生廳后逐漸融入“官場”的過程,開始時他保持著知識分子的清高,但世態炎涼與生活壓力迫使他放下身段,最后他認同了官場規則,并利用這一規則獲得了“成功”。

  如果以王躍文、閻真的作品作為參照,我們可以發現,最近幾年的“官場小說”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F在的“官場小說”雖然仍矚目于“官場”邏輯與內幕,但是在小說的主題、“主體”以及敘述的方式與側重點等方面,與王躍文、閻真的作品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這些不同之處顯示出了“官場小說”新的變異,也折射出了社會精神氛圍的變化,很值得我們關注。

  在王躍文、閻真的小說中,“官場”是一個巨大的“異化”力量,作者對這一場域充滿了懷疑,主人公融入其中也是不得已的被迫適應,對其險惡有著清醒的意識,在作品的總體傾向中也有著批判的意識,至少也在質疑其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敘述者通過對主人公經歷的敘述,重點揭示的是置身其中的人的生存境遇。而在《二號首長》(2011)、《侯衛東官場筆記》(2010)、《省委班子》(2010)等作品中,我們看到的“官場”已經是一個不容置疑的巨大存在,在它的運行邏輯中,個人的生存境遇已經并不重要,在這里,“權力”自身已經獲得了合法性,成為小說關注的“主題”,力量博弈以及圍繞權力的獲得、轉移、交換、分配的故事,及其規則與“潛規則”,成為小說的主要內容。“權力”可以說是這類作品唯一的“主角”,它超越了意識形態與道德倫理的限制,構成了主人公人生價值的終極評判,也構造了當代社會的等級秩序與整體結構。

  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可以看到,相對于朱懷鏡、池大為,《二號首長》中的唐小舟、《侯衛東官場筆記》中的侯衛東、《省委班子》中的普天成是更為“成熟”的主體,他們在進入“官場”時沒有(或很少有)內心的波動,天然就認同了官場的規則,他們所關注的最核心的問題是能否獲得權力,以及如何將個人的利益最大化,小說重點描述的也是他們“晉升”的過程,以及圍繞這一目的他們的謀劃、心思、手段及其經驗教訓。

  作為一個對比,我們可以看到,在《國畫》、《梅次故事》中,朱懷鏡在權力博弈中時常有猶豫、彷徨,以及遠離是非之地、在藝術或宗教中別尋寄托的想法;而在《滄浪之水》中,讓池大為最焦慮的問題是,他是否應該放棄知識分子的理想與操守,進入“官場”及其邏輯,——這也是《滄浪之水》的主體內容。如果以《二號首長》等小說的邏輯來看,這樣的情緒與想法無疑是“幼稚”的,是成長過程中需要克服的因素,在《二號首長》等作品中,小說的主人公在出場時就已經頗為“成熟”了,他們并不需要經歷池大為式的焦慮與掙扎。

  尤其是《滄浪之水》中的敘事邏輯——主人公池大為只要放下了知識分子的清高,很快就在官場獲得了成功,這樣“一墮落就成功”的模式,顯然高估了知識分子的能力,也低估了“官場”的艱難與復雜性。在“墮落”之后,唐小舟還有更多艱難的路要走,他們面臨的是比池大為更為復雜的人際關系與“規則”,這比知識分子的內心焦慮更加切實,也更加嚴峻——在這里,我們看到“官場小說”的主人公關注的焦點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在小說的整體色彩上,《二號首長》、《侯衛東官場筆記》等作品在權力博弈中充滿了進取的精神,這些作品的敘述結構也是“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小說的主人公憑借個人的聰明與奮斗,憑借復雜人際關系中的有利因素,憑借對官場規則的適應與應用,在官場的臺階上一步步邁進,縱橫捭闔,顧盼自雄。在現實的權力結構中,他們精明強干,游刃有余,是這個社會中為人矚目的“成功者”。

  但是,與這些作品相比,《國畫》、《梅次故事》卻并沒有這么樂觀,在得知自己最大的威脅突遇車禍之后,

  “朱懷鏡沒有把王莽之的死告訴香妹和陳舒二位。他們低著頭,在滑溜溜的冰地上,一步一步小心地走著,更具虔誠的意味。朱懷鏡獨自呆在房間里,突然心煩意亂起來。他來回走著,如同困獸。忽聞法樂如雷,唱經如潮。他腦子里一陣恍愧,像是明白了什么道理……”

  這是小說的結尾,主人公的反應與佛教氛圍的渲染,讓小說具有一種超越與反思的意味。而在《滄浪之水》中,池大為雖然成功地當上了省衛生廳廳長,但仍不脫知識分子習氣,

  “我仰望星空,一種熟悉而陌生的暖流從心間流過,我無法給出一種準確的描述。我緩緩地把雙手伸了上去,盡量地升上去,一動不動。風嗚嗚地從我的肩上吹過,掠過我從過去吹向未來,在風的上面,群星閃爍,深不可測。”

  與之相比,《二號首長》、《侯衛東官場筆記》等作品在結尾處都在交待故事的進展或結局,絕少這樣抒情性或跳出官場邏輯的段落。

  如果說王躍文、閻真的小說是“現實主義”的作品,那么《二號首長》、《侯衛東官場筆記》等作品可以說是“實用主義”的作品。“現實主義”作品在揭示官場內幕時不無批判與反思的意味,而“實用主義”的作品同樣在揭示官場的內幕,但對官場規則并無褒貶,只是“客觀”地呈現,同時注重總結官場上的經驗教訓,讓讀者可以“實用性”地學習與操作。比如《二號首長》中有這樣的段落:

  “領導有三種稱呼,一是官職,二是首長,三是老板。如果在一個很公開的場合,你叫他老板,他可能非常反感,覺得太流俗太江湖氣,貶低了他的身份。如果是在很私人的場合,你叫他書記,顯得太公事公辦,叫他首長,顯得太隔膜,叫老板,就親切。而有重要人物在場的時候,又是比較私密的場合,把所有領導全部叫首長,肯定好過別的。相反,如果有更高級領導在場,而這個高級領導和老板的關系又不是非常親密,肯定叫官職比較好。”

  “官場的事,其實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事。只要涉及人,就一定復雜無比。今天他總算明白過來,他之所以搞不好這種復雜的人事關系,是因為他一直在努力地想搞好同所有人的關系,結果是一個都沒有搞好。如果用矛盾論的方法來分析,所有關系,都是次要關系,只有其中一個人,才是主要關系。也就是說,你只要搞好這個主要關系,其余所有次要關系,全都解決了。”

  這些官場智慧與“經驗”,可以說是《二號首長》吸引讀者的重要原因。而《侯衛東官場筆記》在小說的內容簡介中便說,“23次微妙的調動與升遷,66個黨政部門,84起官場風波,304位各級別官員,交織進1個普通公務員的命運——侯衛東的這本筆記,將帶您深深潛入中國公務員系統龐大、復雜而精彩的內部世界,從村、鎮、縣、市一直到省,隨著主人公侯衛東的10年升遷之路,逐層剝開茫茫官場的現狀與秘密”。從這些介紹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小說的誘人之處便在于“升遷”的秘密。從“現實主義”到“實用主義”的轉折,可以說是“官場小說”在十余年間的重大變化。

  ▍“官場小說”與“改革文學”

  “官場小說”的稱謂出現在1990年代之后,但在此之前,在我們的文學中也存在力量博弈的因素,不過卻是以另外一種面目表現出來的。如果我們從更遠的歷史視野來觀察,或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其中的演變與異同。

  在1980年代興盛的“改革文學”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力量的博弈,在《喬廠長上任記》、《新星》、《沉重的翅膀》、《花園街五號》等作品中,圍繞一個工廠、一個縣城或一個機關的主導權,雙方同樣展開了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斗爭,即使在《平凡的世界》這樣描述新時期農村變遷的小說中,也有一條線索描述省級領導之間的博弈。但是,在這里,我們需要強調的是,在這些小說中只是存在力量博弈的“因素”,因為與后來出現的“官場小說”相比,這些小說中的力量博弈并沒有得到突顯,甚至很難讓人意識到。這主要是由于在這些小說中,更為重要的是思想與觀念的博弈,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改革還是保守”,是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地推行改革,還是謹小慎微地固守傳統?這構成了“改革文學”的基本矛盾。在雙方的博弈中,雖然存在權力博弈,但權力博弈是依附于思想與觀念之爭的,是一種次要的因素。

  如果以“改革文學”作為比照,我們便可以發現“官場小說”中出現了不少變化。與“改革文學”不同,在“官場小說”中,力量博弈構成了小說中最為核心的因素,雖然博弈的雙方也存在思想、觀念上的不同,但這一因素在小說中并不占據主要的位置,而是可有可無的。權力以及在權力階梯中獲得更高的位置,成為此類小說主人公最高的價值認同。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官場小說”中的主人公也在積極地干事業,在遇到諸如抗洪之類的事情時(《二號首長》),他們表現出的決斷與果敢也足以令人動容,但是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他們需要“政績”,另一方面這些“事業”仍然依附于權力博弈,是在這一框架的制約下進行的。

  在這里,涉及“官場小說”與“改革文學”的另一個重要區別,那就是在“改革文學”中我們可以看到光彩四射的正面人物,而在“官場小說”中卻幾乎看不到正面的人物形象?!秵虖S長上任記》中的喬光樸,《新星》中的李向南,《花園街五號》中的劉釗等人物,都是時代的弄潮兒,他們敢想敢做,勇擔重任,不僅在不屈不撓的斗爭中獲得了事業上的成功,而且也獲得了女性的青睞,收獲了愛情。其中的優秀人物,比如李向南,更成為一個時代的偶像。但是“官場小說”中的主人公,無論是朱懷鏡、池大為,還是唐小舟、侯衛東,他們可以說是這個時代的“成功者”,但卻很難說是正面人物,或者說很難以道德倫理加以判斷,他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以放棄“良知”而取得的,同樣,他們可以有不少女人(唐小舟、侯衛東),但他們卻并沒有真正的愛情,或者說置身于官場中的他們,已經喪失了愛的能力。在“官場小說”中,權力或能力的大小,成為評判人物的主要標準,所謂好人壞人的道德評價在此已經失效。

  在“改革文學”中,盡管在“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但他們都是在為各自心目中的事業而奮斗,他們都是出于“公心”或“理想”而非“私利”(雖然“保守派”常常會被丑化或漫畫化),這樣他們斗爭的手段便多是能擺在桌面上的,較少有陰謀詭計。而“官場小說”中的權力博弈則不同,首先博弈的目標不是“公心”而是“私利”——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其次博弈的手段則更加多種多樣,其中不乏陰謀,等而下之者更有雇兇殺人等非法手段——這也讓我們看到了其中的殘酷性。

  以上這些層面的不同,也決定了“改革文學”與“官場小說”在藝術風格上的不同,“改革文學”中雖然面臨重重阻力,但總體基調是明朗的,“官場小說”就并非如此。

  ▍十七年文學中的“斗爭”

  如果我們繼續向前追溯,可以發現在“十七年文學”中也存在權力的因素,在《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爬在桅桿上的人》等“干預現實”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對官僚主義的批判,在《創業史》、《艷陽天》等小說中,也存在著兩條路線的斗爭。如果與“改革文學”和“官場小說”相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十七年文學”中的權力具有以下特點。

  首先,更具“理想性”。我們可以看到,與“改革文學”相似,在“十七年文學”中很少看到權力博弈的直接表現,在這里,權力博弈是依附于思想之爭與路線之爭的,并且受到思想斗爭的制約。在《創業史》(1960)中的梁生寶與郭振山之間,在《艷陽天》(1964~1966)中的蕭長春與馬之悅之間,最大的分歧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是走“合作化”之路還是單干——追求個人的“發家致富”,雙方的博弈也圍繞這一主題展開,在他們的博弈中,很少看到個人權力的因素。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改革文學”中思想斗爭的敘述模式,是“十七年文學”所開創的。

  在這里,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是:如何重新評價以思想或路線之爭為主要線索的小說?在以前的文學史研究尤其是“十七年文學”研究中,大多以強調“階級斗爭”為名對之加以否定,但在這里,我們可以提出兩個參照:(1)在以思想或路線之爭為線索的小說出現之前,比如在趙樹理的《三里灣》(1955)、周立波的《山鄉巨變》(1958~1960)等小說中,我們可以在這些作品中看到對地方生活經驗與鄉村人物的生動描摹,但卻缺少一種整體性把握當代社會的能力與方式,《創業史》等小說中的“思想之爭”恰恰提供了這樣一種方式;(2)與1990年代以來“官場小說”中的權力博弈模式相比較,“思想之爭”的方式無疑更具嚴肅性,也更能夠為人接受。——如果以這樣的視野去看,雖然我們可以批評“十七年小說”中存在僵化的因素,但也可以對其開創性與重要性有一個更加客觀的認識。

  其次,更具“人民性”。無論是“官場小說”中的朱懷鏡、池大為、唐小舟、侯衛東,還是“改革文學”中的喬光樸、李向南、鄭子云、劉釗,都是整個社會的精英人物,他們處于社會上層,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資源上都占據優勢甚至是核心優勢,與他們相比,“十七年文學”中的主人公,如梁生寶、蕭長春等都是社會底層的人物。在“改革文學”與“官場小說”中,他們都是被視而不見的人物,是被“改革”的對象,或者“權力博弈”的被動承受者。“十七年文學”對他們的生活及其政治實踐的描寫,一方面讓我們看到了他們的階級利益在文學與政治上的表達,另一方面也讓我們看到當時的政治不是“精英政治”,而是“民眾政治”,因而更具“人民性”。

  再次,更具“純潔性”。在“官場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權力及權力博弈的嚴酷內幕,小說中的很多人物都突破了道德的底線。在這方面,“改革文學”與“十七年文學”中的博弈雖然也不乏殘酷,但相比之下,卻是光明正大的,雙方都在為理想、為公共事業而奮斗,而不是為了現實利益,為了個人的利益。如果我們比較一下,可以發現在這方面,“十七年文學”比“改革文學”更具純潔性,對道德的要求更高。比如在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1956),其中反面人物劉世吾的缺點是“官僚主義”,是“革命意志”衰退后的油滑世故?!秳摌I史》中的郭振山、《艷陽天》中馬之悅的缺點是“自私”與“世故”,是為了個人發家致富而置“合作化”于不顧。在“改革文學”中,反面人物的缺點除了政治上的“保守”之外,在政治實踐中也是拉幫結派,欺上瞞下,以便鞏固個人的權力與勢力,但這樣的行為尚未不擇手段,也很少突破道德底線。而在當今“官場小說”中,則充斥著買官賣官、貪污腐敗與欲望橫行。從這些缺點與“底線”,我們也可以看出,當代文學發生了多么巨大的變化。

  ▍晚清“譴責小說”中的“官場”

  在某種意義上,當前的“官場小說”更接近晚清的“譴責小說”,在對官場內幕、社會亂象的揭示上,兩者有著種種相似之處。這讓我們看到,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輪回之后,充滿爾虞我詐的“官場”又回到了中國社會之中。而小說對“官場”的集中關注,甚至發展成為一種成熟的類型文學,這在中國之外還很少見到。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做更為細致的區分,就可以發現“官場小說”與“譴責小說”也有種種不同。

  在敘述態度上,雙方有著明顯的區別。正如“譴責小說”這一命名所顯示的,無論是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1903)、吳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1903~1905),還是劉鶚的《老殘游記》(1903)、曾樸的《孽?;ā?1903),對于“官場”都持一種“譴責”性的批判態度,他們暴露社會的黑暗、揭露官場中的丑惡現象,但對這些現象并不認同。但是“官場小說”卻與之大不相同,我們可以看到,“官場小說”中雖然也揭示了官場的內幕與運作機制,但卻很少有“譴責”或批判的態度,這些作品一方面以“客觀”的態度呈現這些內幕,另一方面不斷總結官場的經驗與得失,使之成為一種實用性的手冊,在總體上持一種認同的態度。

  在小說的敘述模式上,“官場小說”與“譴責小說”也有著極大的不同。“譴責小說”多采用游歷或旁觀的結構方式,小說中的敘述者對于“官場”的態度是疏離的旁觀者,而“官場小說”中的主人公多置身于“官場”之中,往往以“成長小說”的模式,展示主人公進入官場以及在官場的臺階上攀爬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小說的主人公經歷重重宦海風云,不斷總結經驗教訓,最后成長為一個“成熟的主體”。在這不同的敘述模式背后,也顯示了不同時代的作者對“官場”的不同態度。對于李寶嘉、吳研人等人來說,他們對官場丑惡與社會黑暗的揭示背后,既有憤懣不平的情緒,也有潔身自好的因素,因而選擇了疏離性的旁觀態度,這也是他們政治態度的一種反映;而對于“官場小說”的創作者來說,則大多認同于當代社會的“新意識形態”——“成功者”的神話,他們的作品也是對這一神話的詮釋,小說中那些“成熟的主體”便是這樣一種理想性的人格——大權在握,精明強干,在當代社會中呼風喚雨,無所不能。對此類人物的向往與崇拜,可以說是當代社會的一種主流意識,一種新的“意識形態”。

  “官場小說”與“譴責小說”的另一個不同在于,它們組織敘事的方式及其背后的世界觀、藝術觀不同。在筆者看來,“譴責小說”更多繼承了中國明清世情小說的傳統,多以散點的方式,描述社會現實中的直接經驗;而“官場小說”則更多繼承了“五四”以后來自歐洲的“現實主義”傳統,多以“透視”的方式,對社會現實加以“提煉”與“典型化”。這樣,在《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文明小史》等小說中,我們雖然可以看到種種丑惡與黑暗的現象,但這些現象都是“個別”的,并不是對社會現實“本質”的概括。但在“官場小說”中卻并非如此,“官場小說”描述的雖然也是“個別”的現象,但在對這“個別”現象的描述中,卻融入了作者對整個世界的理解與認識——權力博弈雖然發生在“個別”人的身上,卻是一條根本性的規則與原理,不僅僅是一些“現象”,而且是一種“本質”。從這樣的視角來看,“譴責小說”是對貪污腐化現象的具體描述,而“官場小說”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權力較量的“世界”。

  ▍小結

  以上我們梳理了“官場小說”自身的變化,及其與“改革文學”、“十七年文學”、晚清“譴責小說”在權力敘事上的異同,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明確以下看法:

  1.在10年的視野中,“官場小說”內部有一個從“現實主義”到“實用主義”的變化;

  2.在30年的視野中,從“改革文學”到“官場小說”,有一個從“思想之爭”到“權力博弈”的變化;

  3.在60年的視野中,“十七年文學”開創了“思想之爭”的模式,更具理想性、人民性與純潔性;

  4.在100年的視野中,“官場小說”與晚清的“譴責小說”最為相似,但其最大的不同在于對現實秩序的態度已由“譴責”變為“認同”。

  在上述分析中,讀者很容易從中讀出對“官場小說”的批評性意見,但在筆者看來,“官場小說”最大的價值,恰恰在于它將一種主流價值以藝術的方式呈現了出來,讓那些隱秘的“政治無意識”顯影,在這個意義上,“官場小說”是我們這個社會的精神征候,也為我們提供了時代的一種鏡像,我們可以對鏡中之像加以批評,但卻無需歸罪于鏡子本身。這個鏡中之像呈現的是一個“權力博弈”的世界,是由重重疊疊的權力關系構成的網絡,只要進入其內在邏輯與機制,便很難掙脫出來,仿佛魯迅筆下的“無物之陣”,或者“萬難毀壞的鐵屋子”。那么,面對這個新世紀的“鐵屋子”,我們該如何突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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