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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列寧“一國勝利論”及其時代意義

劉志明 朱思遠 · 2020-08-08 ·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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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揚蘇東劇變證明列寧“一國社會主義論”失敗的種種論調,只是表明它們或者曲解了列寧“一國社會主義論”的真義,誤把“一國社會主義最終勝利”的思想想當然地歸為列寧“一國勝利論”的基本內容和題中應有之義;或者絲毫不懂得區分列寧“一國社會主義論”與“一國社會主義最終勝利論”的思想深意。

  [摘要]為了打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缺口,走出一條社會主義“共同勝利”的道路,結合帝國主義時代的政治經濟發展特點以及俄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列寧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勝利論”。“一國勝利論”不會因為蘇聯東歐的劇變、解體,也不會因為世界社會主義陷入一時的低潮而“過時”或“破產”,恰恰相反,會越來越彰顯出它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復興的積極的時代意義。

  [關鍵詞]列寧  社會主義革命  一國勝利  論共同勝利

  一、列寧“一國勝利論”的提出

  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無產階級如何推進并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馬克思恩格斯的回答是“共同勝利論”(又稱“同時勝利論”)。他們認為,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在任何一個國家單獨取得勝利,“無論是法國人、德國人,還是英國人,都不能單獨贏得消滅資本主義的光榮”[1],只有“在一切文明國家里,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2] 并相繼取得勝利。需要指出,馬克思恩格斯所謂的“同時發生”指的是“同一歷史時期”而并非“同一時刻”,他們對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順序的大體看法理所當然是指,在一個歷史時期內首先從一國或幾個國家開始,然后另一些國家繼續,最后由某一個國家來完成。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同時勝利”的理論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實踐的發展、認識的深化而不斷發展的。比如,從對哪個國家最有可能首先爆發革命的預測看,起初馬克思恩格斯偏重于從經濟基礎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看問題,認為英國將首先發生革命。后來,他們更多從階級斗爭和社會政治發展狀況來看問題,認為在法國和德國工人運動遠遠超過了英國的情況下,有可能首先爆發革命。

  還需要指出的是,雖然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同勝利論”,強調“努力爭取全世界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調”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但是也決不否定一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首倡精神和率先奪取政權的必要性。他們堅持認為,“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首先是一國范圍內的斗爭。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3] 否則,他們絕不會熱情謳歌和禮贊巴黎公社的無產階級專政。

  列寧結合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新變化、第一次世界大戰引起世界各國革命形勢高漲的基本情況,以及俄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勝利論”,即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國或數國首先取得勝利的理論。

  在1915年撰寫的《論歐洲聯邦口號》一文中,列寧第一次提出“一國勝利論”。在深入分析了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政治、經濟發展的基本特點之后,他指出:“經濟和政治發展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的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然剝奪了資本家并在本國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就會奮起同其余的資本主義世界抗衡,把其他國家的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發動反對資本家的起義,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各剝削階級及其國家”。[4] 列寧在這段著名的論述中提出的“一國勝利論”還只具有“可能”的意義,或者說尚不明確。

  1916年8月,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中第一次明確了“一國勝利論”,即“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各個國家是極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產下也只能是這樣。由此得出一個必然的結論:社會主義不能在所有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它將首先在一個或者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而其余的國家在一段時間內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資產階級以前的國家”。[5]

  列寧提出“一國勝利論”,否定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勝利”,并不是針對馬克思恩格斯,而是反對托洛茨基、考茨基等人在“歐洲聯邦”口號問題上或曲解或教條主義地對待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勝利論”。托洛茨基、考茨基等人認為,堅持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勝利論”,似乎就是以成立“歐洲聯邦”和“世界聯邦”為目標,立即搞世界革命,爭取社會主義的“同時勝利”;似乎就是等待資本主義發展到“歐洲聯邦”和“世界聯邦”這種“國家聯盟”,即資本主義“最后的”“最高級”的形態,然后由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實行總決戰并取得同時勝利。他們的這些意見和主張,根本沒有看到各國社會民主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以“保護祖國”為幌子支持本國的資產階級政府,背叛無產階級國際聯合事業的實質,也根本無視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后經濟政治的發展明顯表現出不平衡的時代特點。他們的問題完全可以套用馬克思恩格斯的這番思想極為深刻的話,即“問題不在于實現這個或那個意見,這種或那種政治思想;問題在于理解發展的進程”。[6]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曾經贊同過“歐洲聯邦”的口號,但他們的贊同是基于正確理解歷史發展的進程和有利于歷史的進步。比如,1893年6月底,恩格斯在回答英國《每日紀事報》記者關于“歐洲聯邦”的問題時,表示自己樂見“歐洲聯邦”的成立,“一切都在朝著這個方向走,因為我們的思想正在全歐洲傳播……全世界的工人都在迅速地學習聯合的藝術”。[7] 又如,1914年9月28日,列寧認為,如果是基于以革命推翻德、奧、俄三國的君主專制制度,“歐洲社會民主黨人當前的政治口號應當是建立共和制的歐洲聯邦”。[8] 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也明確反對社會民主黨人盲目附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建立“歐洲聯邦”的企圖。尤其是在深入分析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特點后,列寧認為,從殖民大國的輸出資本和瓜分世界這一帝國主義的經濟條件看,“歐洲聯邦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是無法實現的,便是反動的”。[9] 他甚至認為,即便是作為“同社會主義相聯系的、各民族實行聯合并共享自由的國家形式”的“世界聯邦”,在帝國主義階段的經濟政治條件下,也不宜把它作為獨立的口號提出來,因為“它會造成一種曲解,以為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并且會使人曲解這樣的國家和其余國家之間的關系”。[10]

  列寧明確提出“一國勝利論”,并不是要從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內容(即社會革命的內容)上推翻馬克思主義的“共同勝利論”,而是強調富于革命“靈活性”和創造性地結合一定歷史階段的具體情況,對于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當然也包括“共同勝利論”)的重大意義。

  毋庸置疑,列寧始終把俄國社會主義的命運置于歐洲和世界社會主義共同勝利的歷史命運之中考慮。即使在俄國無產階級取得“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后,他鄭重表示自己向來篤信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起碼的”真理,即“要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必須有幾個先進國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11],他始終沒有放棄聯合各國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共同對作為一個體系而存在的世界資本主義的戰斗并戰而勝之的努力,“我們的工作不僅是為了自己,而且是為了國際革命”。[12] 同樣地,他始終認為,“一國勝利論”在俄國這樣經濟文化落后國家變成現實,只是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并不排斥世界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特殊性”。正如列寧所說,“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俄國是個介于文明國家和初次被這場戰爭最終卷入文明之列的整個東方各國即歐洲以外各國之間的國家,所以俄國能夠表現出而且勢必表現出某些特殊性,這些特殊性當然符合世界發展的總的路線,但卻使俄國革命有別于以前西歐各國的革命,而且這些特殊性到了東方國家又會產生某些局部的新東西”。[13]

  因此,列寧的“一國勝利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為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做了充分的理論準備。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及其后中國等一系列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充分證明了列寧“一國勝利論”的正確。

  需要指出,列寧的“一國勝利論”雖然沒有否定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共同勝利論”,但它有自己獨特的理論創新。這種創新主要表現在,它雖然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團結起來共同推進世界革命,但無疑更加關注和強調“一國革命勝利”的現實性。這是它和“共同勝利論”的根本不同之所在。“共同勝利論”雖然不排斥一國革命率先奪取政權的可能性,但更多強調革命的“共同勝利”。歷史和時代的發展并沒有按照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共同勝利”的路線走。引領社會主義成功實現從理論到實踐的發展,給世界人民解放事業開辟可能性和現實道路的實踐證明,成功的是“一國勝利論”而非“共同勝利論”。毛澤東在1959年2月14日接受智利《最后一點鐘》報社社長阿圖羅·馬特·阿里山德里采訪時,曾就“共同勝利論”談了看法。他認為,因為受當時條件的限制,馬克思關于個別問題的結論做得不合適,這種情況是有可能的,“例如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首先在西方幾個國家同時取得勝利的結論”。[14]

  二、列寧對“一國勝利論”的豐富與發展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檢驗了列寧的“一國勝利論”,這場偉大的革命極大地“鼓舞了全世界的革命者”[15],開創了“全世界歷史的新時代,由一個新階級實行統治的時代”。[16] 但是,歷史也向列寧和俄國無產階級提出了一個對全世界無產階級來說都利益攸關的現實問題,即在面臨世界資本主義包圍的嚴峻形勢下,俄國能否鞏固蘇維埃政權,保護“十月革命”的勝利果實并在一國范圍內建成社會主義呢?

  俄國孟什維克如尼·蘇漢諾夫等人認為,俄國還沒有實行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前提,“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高度”[17] ,因此,用俄國革命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所謂“先天不足論”否定俄國“十月革命”和唱衰列寧的“一國勝利論”成為他們永恒不變的主題。蘇聯解體后,也有一些人用“病態的早產兒”等時代的“新”語言把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歸結為俄國“十月革命”的先天不足。

  列寧指出,俄國孟什維克用所謂“經濟條件”否認俄國革命必然性的觀點忽視了卷入世界大戰的俄國已經發展到有條件實現“農民戰爭”與工人運動的聯合以及十倍地增強了工農力量的現實情況,因而表明了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極其迂腐,絲毫不理解革命辯證法這一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方法論,暴露出他們是些怯懦的改良主義者。他們認為:“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18]

  俄國孟什維克用所謂“經濟條件”否定俄國革命的觀點其實并不是什么新貨色,只不過是19世紀八九十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青年派”曾經竭力宣揚的“經濟決定論”的俄國版。恩格斯曾經對這種否認政治上層建筑和社會意識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的“經濟決定論”作過深刻而系統的批判。他指出:“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階級斗爭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19] 因此,把唯物史觀歪曲為經濟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的“經濟決定論”或“經濟唯物主義”,在恩格斯看來就是把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20]

  這里不妨分析如何正確對待唯物史觀與辯證法的關系。列寧用革命辯證法來批判孟什維克的俄國革命“先天不足論”,并非意味著列寧否認“經濟條件”對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重要性,而是在于指出孟什維克絲毫不懂得唯物史觀唯有“借助”革命的辯證法才有可能實現馬克思主義的真理。關于這一真理,恩格斯在1882年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德文第一版撰寫的序言中有明確的闡述,他這樣寫道:“唯物主義歷史觀及其在現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上的特別應用,只有借助于辯證法才有可能。”[21]

  列寧還指出,用俄國革命“先天不足”的論調來暗淡俄國社會主義的前途的觀點更是荒謬可笑的,正如他所說,“再沒有比‘為了歷史唯物主義’而一律用淺灰色給自己描繪這方面的未來,在理論上更貧乏,在實踐上更可笑的了”。[22] 他認為,即使俄國革命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是多么地“不相稱”,也不能據此認為俄國革命絕對沒有出路,這種“企圖預先‘證明’‘絕對’沒有出路,就是無用的學究氣,或者是玩弄概念和字眼”。[23]

  列寧深入分析了“十月革命”后俄國經過國內戰爭與短暫的社會主義建設后的具體政治經濟條件,認為俄國的國內條件已經具備“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正如他指出的:“國家支配著一切大的生產資料,無產階級掌握著國家政權,這種無產階級和千百萬小農及極小農結成聯盟,這種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得到了保證,如此等等——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難道這不是我們通過合作社,而且僅僅通過合作社,通過曾被我們鄙視為做買賣的合作社的——現時在新經濟政策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視的——那種合作社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所必須的一切嗎?這還不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這已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24] 我們很難設想,認為俄國已經擁有了“建成社會主義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的列寧會懷疑俄國最終能否“建成社會主義”。

  列寧在這里對俄國“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與“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進行了嚴格區分。俄國“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在列寧那里是什么樣的概念呢?我們可以用列寧關于“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25] 的著名論斷來回答這個問題。顯而易見,列寧這里所謂的“共產主義”只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階段。他認為,“如果俄國布滿了由電站和強大的技術設備組成的密網,那么,我們的共產主義經濟建設就會成為未來的社會主義的歐洲和亞洲的榜樣”[26] ,并表示相信只有在蘇維埃制度基礎上實行電氣化,才會使共產主義的原則,沒有剝削者、沒有資本家、沒有地主、沒有商人的文明生活的原則在俄國獲得最終的勝利。[27]

  鑒于蘇維埃俄國“還是緊挨著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個孤立地區”的現實,鑒于“國際資產階級瘋狂地仇恨和敵視蘇維埃俄國,時刻準備侵犯它,扼殺它”[28] ,列寧預見到俄國“一國建成社會主義”之路無異于“攀登一座還沒有勘察過的非常險峻”的高山,必定布滿荊棘,充滿艱險和異常困難,因此,他嚴厲批評說,“那種認為我國經濟完全可以獨立和各種各樣的危險已經消失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29] 他也一再強調,“要時刻戒備,要記住我們是被那些公開表示極端仇恨我們的人、階級和政府包圍著的。必須記住我們隨時都有遭到入侵的危險。我們要竭盡所能來防止這種災難發生”。[30] 列寧盡管承認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小農占大多數的俄國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中率先開啟一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異常困難,但其根本的著眼點絕不是為了唱衰俄國一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而是為了強調俄國共產黨和俄國蘇維埃政權為阻止“西歐反革命國家扼殺我們所應采取的策略”。[31]

  列寧絕不是歷史悲觀論者。與那種不相信俄國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具有光明前景的人們不同,他堅定地表示,“我相信,我們一定能夠克服這些困難和危險”[32] ,“不管過渡時期的苦難如災荒、饑荒和經濟破壞多么深重,我們決不氣餒,一定要把我們的事業進行到最后勝利”。[33]

  列寧的這種信心來自哪里呢?來自“社會主義最終勝利的必然性”,來自他對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光輝前景的高瞻遠矚。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洲社會主義革命形勢普遍低迷,但沒有動搖列寧對世界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信心。因為他認為,決定世界歷史前進的方向歸根到底是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正如他所說,“斗爭的結局歸根到底取決于如下這一點:俄國、印度、中國等等構成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正是這個人口的大多數,最近幾年來非常迅速地卷入了爭取自身解放的斗爭,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世界斗爭的最終解決將會如何,是不可能有絲毫懷疑的。在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是完全和絕對有保證的”。[34]

  教條主義地對待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勝利論”的人們則空談俄國“十月革命”的生存應當“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上”,同時“像傻瓜一樣指望它在某個短時期內必然發生”。與這些教條主義者不同,在思考“十月革命”后俄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時,列寧堅持社會主義“共同勝利論”與“一國勝利論”的辯證統一。他雖然認為在俄國這樣小農占大多數的國家里,社會主義革命獲得徹底的勝利除了“實現自己專政的或者說掌握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和大多數農民之間達成妥協”[35],即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這一條件外,還必須同時具備“及時得到一個或幾個先進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支援”這樣一個條件,并堅決認為,“從全世界歷史范圍來看,如果我國革命始終孤立無援,如果其他國家不發生革命運動,那么毫無疑問,我國革命的最后勝利是沒有希望的”[36],列寧雖然熱切寄望“能把我們從所有這些困難中拯救出來的”全歐洲革命這一抽象真理,但是,他也指出,“當我們從這個完全抽象的真理出發,以這個真理為指南時,一定要注意,不要使這個真理以后變成空談,因為一切抽象真理,如果應用時不加任何分析,都會變成空談”。[37] 他反對當俄國面臨國際帝國主義進攻的現實危險時,一味空談世界革命這一“非常動聽、非常美妙的童話”而不研究如何正確運用革命的戰略策略,利用帝國主義者之間的矛盾和對立成功化解這種危險,從而為俄國贏得有利的喘息時機,進而發展壯大自己。在這里,列寧進而論及了俄國“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和俄國“一國取得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的區別。

  蘇聯解體,蘇共丟掉政權,并不能證明“一國社會主義論”的失敗,只是從反面證明了列寧關于“一國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思想的英明和富于遠見。宣揚蘇東劇變證明列寧“一國社會主義論”失敗的種種論調,只是表明它們或者曲解了列寧“一國社會主義論”的真義,誤把“一國社會主義最終勝利”的思想想當然地歸為列寧“一國勝利論”的基本內容和題中應有之義;或者絲毫不懂得區分列寧“一國社會主義論”與“一國社會主義最終勝利論”的思想深意。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列寧創造性地提出、豐富和發展自己的“一國勝利論”,其深刻立意不僅在于世界革命最終的“共同勝利”是“一國勝利”的根本保障這樣一個常識性真理上,也在于結合新時代的政治經濟發展特點以及俄國革命的具體實踐,通過“一國社會主義”打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缺口,走出一條社會主義“共同勝利”的成功道路。正如列寧所說,“我們已經開始了這一事業。至于哪一個國家的無產者在什么時候、在什么期間把這一事業進行到底,這個問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堅冰已經打破,航路已經開通,道路已經指明”。[38]

  三、列寧“一國勝利論”的時代意義

  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相對處于低潮,碩果僅存的幾個生產力相對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依然在經濟、科技等方面在資本主義占據巨大優勢的世界體系中生存,列寧的“一國勝利論”絕沒有因為蘇聯東歐的劇變、解體而“過時”“破產”,恰恰相反,越來越彰顯出它的積極意義。

  第一,有利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復興。列寧的“一國勝利論”及其指導下的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給世界人民解放事業開辟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39] ,開創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蓬勃興起的一個嶄新的歷史時代。這對努力探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在21世紀再度復興之路的人們賦予太多的啟示和教益。

  把社會主義事業寫在自己旗幟和綱領上的各國共產黨人,一方面要看到盡管現在所處的時代同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從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的大視野來看,現在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另一方面要看到當今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加速演變,全球發展深層次矛盾日益突出,國際力量對比日趨均衡,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更加深入,世界進入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新時期,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在把握這個時代大勢的基礎上,要結合資本過度逐利導致貧富分化持續加大,一些西方國家治理陷入困境,民粹主義泛濫,逆全球化加劇,結合各自國家的國情、黨情,努力進行理論創新,深入探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在新時代再度勃興的新理論與新策略,寫出符合自己國情和特點的“一國勝利論”來指導自己的革命實踐。尤其是,在當今的時代條件下,要科學把握列寧“一國勝利論”深刻闡明的“一國革命”與世界革命,一國社會主義勝利與世界社會主義勝利的辯證統一關系,努力沿著“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道路奮力前進。

  同時,各社會主義國家要以自己建設社會主義的新的巨大成就、鮮活發展經驗和對解決關涉人類進步與發展重大問題的積極態度與不懈努力作為榜樣,“實際地表明,即用榜樣來表明共產主義的意義”。[40] 尤其在新時代,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和一往無前的奮斗姿態,一以貫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譜寫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篇章。中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對世界社會主義的復興意義尤其重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當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成功建成現代化強國時,我們黨領導人民在中國進行的偉大社會革命將更加充分展示出其歷史意義”。[41]

  第二,有利于增強各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不斷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信心。列寧的“一國勝利論”科學回答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基本情況下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等重大問題,其理論原理和實踐策略并沒有因為時代特點的發展變化而喪失其“在國際范圍內重演的歷史必然性”[42] 或者說國際意義。在當今時代,各社會主義國家雖然在各自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新征程依然會面臨各種艱難險阻,雖然大都面臨世界資本主義的巨大壓力,但是只要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人善于向列寧的“一國勝利論”汲取政治的、經濟的和精神的營養,采取正確的戰略策略妥善應對當今世界面臨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那他們有理由對各自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及其前途命運充滿信心,有理由更加堅定自信地依靠各自國家的人民以及同情、支持它們的世界進步力量,積極推進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尤其考慮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成功,冷戰結束后世界社會主義萬馬齊喑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轉,社會主義在同資本主義競爭中的被動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轉,社會主義優越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顯,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人的這種自信應該更加堅定,絕不能有絲毫的灰心失望。這里很有必要重溫列寧的告誡與教導,“我們尤其不容許有絲毫灰心失望,也沒有理由灰心失望……我們畢竟在為社會主義創造條件的經濟領域內開始前進了。而世界上與我們并存的一些比我們先進、比我們富裕千百倍、在軍事上強大千百倍的國家,卻在‘它們的’、為它們所歌頌的、它們所熟悉的、經過幾百年考驗的資本主義經濟領域內繼續倒退”。[43]

  第三,有利于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列寧“一國勝利論”的提出、豐富和發展,不僅把馬克思主義全面推進到新的歷史階段,即吹響了列寧主義階段的進軍號角,而且開始了打通馬克思主義俄國化、時代化、大眾化歷史新道路的努力。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歷史新征程中,我們要學習與借鑒列寧“一國勝利論”在馬克思主義俄國化、時代化、大眾化道路上深深鐫刻下來的歷史經驗。

  首先,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具體化,避免無的放矢地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當前,我們尤其要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看家本領,以更寬廣的視野、更長遠的眼光來思考把握未來發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不斷提高全黨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不斷提高運用科學理論指導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的能力,尤其要立足我國實際,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聆聽人民心聲,回應現實需要,深入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更好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時也要放寬視野,吸收人類文明一切有益成果,不斷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44]

  其次,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緊密結合時代的一定實際任務,準確反映一定時代的具體的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當前,要立足時代特點推進馬克思主義時代化,更好運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解讀時代、引領時代,真正搞懂面臨的時代課題,深刻把握世界歷史的脈絡和走向。[45]

  最后,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訴諸群眾作為引領群眾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條重要歷史經驗。我們要緊密結合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創造的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要緊密結合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以及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地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并取得重大戰略成果等事例,用新的富有時代氣息的語言深刻闡明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巨大威力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的巨大優勢,深入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努力引導人民在歷史和現實的比較中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現代化波瀾壯闊、翻天覆地的歷史進程中的巨大作用,繼續筑牢全黨全國人民共同奮斗的思想基礎,把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推進到新的水平。

  作者:劉志明,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馬克思主義發展研究部主任;朱思遠,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系碩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原文載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0年第4期

  注釋:

  *本文系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大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低潮高潮判定標準研究”(2018MZD011)的階段性成果。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5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頁。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284頁。

  [4]《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頁。

  [5]《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2頁。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35頁。

  [8]《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8頁。

  [9]《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2頁。

  [10]《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頁。

  [11]《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0頁。

  [12]《列寧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頁。

  [13]《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頁。

  [14]《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

  [15]《列寧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1頁。

  [16]《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6~567頁。

  [17]《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頁。

  [18]《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頁。

  [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6頁。

  [2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6頁。

  [2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1~692頁。

  [22]《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頁。

  [23]《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頁。

  [24]《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頁。

  [25]《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頁。

  [26]《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頁。

  [27]《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頁。

  [28]《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6頁。

  [29]《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頁。

  [30]《列寧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頁。

  [31]《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6頁。

  [32]《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頁。

  [33]《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1頁。

  [34]《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6頁。

  [35]《列寧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頁。

  [36]《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1頁。

  [37]《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1頁。

  [38]《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8~569頁。

  [39]《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7頁。

  [40]《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頁。

  [41]《論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1·5”重要講話》,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9~20頁。

  [42]《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頁。

  [43]《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0~641頁。

  [44]《深刻認識馬克思主義時代意義和現實意義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人民日報》2017年9月30日。

  [45]《深刻認識馬克思主義時代意義和現實意義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人民日報》2017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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