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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樂 | “門羅主義”話語的跨洋旅行

章永樂 · 2020-08-06 · 來源:《學術月刊》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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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20世紀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一場與“門羅主義”話語息息相關的革命,它在“超國家”的區域層面抵抗日本以“亞洲門羅主義”(或“東亞門羅主義”)為旗幟的區域霸權,在“次國家”的層面克服軍閥的“省域門羅主義”,最終完成了政治—社會—法律秩序的全面重建。

  “門羅主義”話語的跨洋旅行——亞洲主義、省域空間與“舊邦新造”進程

  摘要:肇源于19世紀美國的“門羅主義”,在近代的跨國傳播之中基本上被用于“超國家”的區域空間乃至全球空間,然而在近代中國卻被廣泛轉用于“次國家”的省域,生長出了在全球范圍內都具有獨特性的“省域門羅主義”話語。在日本“亞洲主義”盛行的輿論環境下,清末的旅日中國精英為“門羅主義”找到了一個具有感染力的句式:“XX是XX人的XX”,后者成為“門羅主義”在近代中國得以被運用到超國家、國家和省域各個層面的“中介環節”,進而催生出一種反滿的“省域門羅主義”話語。在辛亥革命后碎片化的政治格局中,“門羅主義”又成為地方實力派對抗中央與外省勢力的話語工具,并在“聯省自治”運動中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力。但隨著20世紀20年代國民革命的啟動,“門羅主義”日益淪為一個負面的詞匯,與軍閥割據、封閉自守等負面含義關聯在一起,成為中國的國家建設需要克服的障礙。源于美國的“門羅主義”符號跨越大洋,經過不斷重新解釋,最終深度參與了近代中國的國家建設與憲制變革進程。

  目錄

  一、跨越太平洋的遭遇

  二、發酵:“門羅主義”話語的三個空間層面

  三、從波峰到波谷:辛亥革命之后的“省域門羅主義”

  四、余論


  1922年1月1日,時任湖南省省長趙恒惕正式公布《湖南省憲法》。其第四十八條規定:“依本法規定之本省公民,年滿三十五歲以上,在湖南繼續住居滿五年以上者,得被選為省長”;第八十九條規定:“省內治安,省民共保之;省外軍隊,非經省議會議決及省政府允許,永遠不得駐扎或通過本省境內”。這兩個條款是對當時湖南輿論界的“湘人治湘”口號的回應,在當時還對應著一個響亮的名稱,叫作“湖南門羅主義”。湖南《大公報》主筆龍兼公在1920年9月5日的《湖南們羅主義》一文中,正式提出這一名稱,主張夾在北京政府與護法軍政府之間的湖南省,應該拒絕外省勢力干預,同時也不干預外省事務,實行湖南民眾的自治,一時應者如云。不過,在當時的“聯省自治”運動中,湖南還不是最早頒布“省憲”的省份。1921年9月浙江省頒布“省憲”,其第五十四條規定“本省選民年滿三十五歲者,得被選為省長,如為現職軍人時須解除軍職方得就任”。而這部省憲背后“浙人治浙”的口號,早在1917年的時候,就早已經有一個別名,叫作“浙江門羅主義”。

 

  在近代憲法史研究領域,20世紀20年代早期的“聯省自治”運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不過,迄今為止,還沒有憲法史研究系統探討這場運動的關鍵符號“門羅主義”的來源和演變史。“ 門羅主義”源自1823年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James Monroe)針對歐洲“神圣同盟”干涉美洲革命圖謀而發表的國情咨文,其最初的版本包含了三個核心原則,第一原則反對歐洲列強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第二原則反對歐洲列強對已獨立的美洲國家的干涉;第三原則聲明美國不干涉歐洲國家的事務,經常被稱為孤立主義(isolationism)原則。在過去近兩個世紀里,美國的“門羅主義”的解釋經歷了極大的變化:從1823年門羅總統側重于區域防守和排斥外部干涉的政策,變成1904年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 Roosevelt)肯定美國在美洲扮演“國際警察”角色的區域霸權原則,然后又在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的手中,變成一個沒有空間限制的,適用于全球各地的政治原則。“門羅主義”如何從西半球傳播到中國,本身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但更重要的問題是,“門羅主義”在中國何以與各省精英謀求自主性的訴求結合在一起?這種話語后來又如何淡出歷史舞臺?

  近代中國在省域層面的“門羅主義”話語(下文簡稱“省域門羅主義”話語),放在全球的范圍內都具有很強的獨特性。近代日本模仿美國的“門羅主義”,于是有了“東亞門羅主義”“亞洲門羅主義”乃至“大東亞共榮圈”;德國模仿美國的“門羅主義”,于是就有了關于“大空間(Großraum)”“生存空間(Lebensraum)”的種種探討,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以“大空間”概念來改造以主權國家為基礎的國際法的嘗試,在日本國際法學界激發了關于“廣域國際法”的種種探討;意大利模仿美國的“門羅主義”,產生了“巴爾干門羅主義”,甚至印度和澳大利亞都分別在南亞-印度洋和南太平洋主張自身的“門羅主義”。在大部分例子中,“門羅主義”都指向一個“超國家”的空間——區域或全球,其主張者試圖在這一空間內建立自身的主導地位,它所引發的法律問題,主要也是國際法問題。與這些案例比較,“門羅主義”進入近代中國后,很少激發中國政治精英謀求“超國家”的區域霸權的政治想象,卻明顯地嵌入了“次國家”的省域地方實力派謀求自主性的空間政治實踐,因而對國內憲制的演變產生了一定影響。

  源于“超國家”政治空間斗爭的“門羅主義”話語,何以被挪用到“次國家”的政治空間之中?事實上,世界歷史上不乏同一個關鍵詞被“超國家”與“次國家”政治同時征用的現象,比如“balance of power”這一術語,在國家間層面通常被稱為“均勢”或“勢力均衡”,而在“次國家”層面,則通常被作為separation of powers(權力分立)的附屬現象,即權力的制衡。不過,balance of power本身指向的就是一個比較抽象的力學原理,它被用于不同的空間層面,并不需要太多的轉換。但“門羅主義”起源于一個具有極強歷史性的外交政策,它只有在經歷過進一步的抽象之后,才有可能被適用于另一個不同的空間層面。那么,“門羅主義”究竟是如何被“抽象化”并移植到不同的空間層面的?這種“抽象化”與移植,又帶來了何種結果?

  本文試圖探究上文提出的這一系列問題。迄今為止,對“門羅主義”在近代中國傳播歷程最具奠基性的研究出自郭雙林教授,他的研究已經指出,晚清反滿主義者策動各省脫離清廷自立的口號“中國人之中國”或“廣東人之廣東”都與美國的“門羅主義”有關。這為我們探討“門羅主義”如何被挪用于“次國家”的政治空間,提供了極佳的歷史線索。但郭文的關注點本身并不在于“次國家”的政治空間,而在于“國家”“民族”這一層面的政治認同的建構,其探討尚未延伸到對民國時期相關現象的梳理。因而,本文試圖在郭雙林教授研究的基礎之上,系統探討源自美國的“門羅主義”話語如何傳入中國,進而被“抽象化”,與不同于其源產地的空間政治形態結合在一起。

 

  本文的研究進路是“語用學”(pragmatics)與“譜系學”(genealogy)式的,將“門羅主義”視為在具體的時空中不斷流轉的符號,它被不同政治力量使用,并在實踐過程中獲得具體意義,不斷經歷著解釋和重新解釋。人類行動的常態,本來就是立足于自身當下的需要,將歷史上流傳下來的事物作為行動的資源加以應用,因而,后世的解釋與“原版”之間的距離,并不必然表明后世的歷史行動者缺乏理解力或者良心敗壞。作為研究者,我們需要做的是直面這種距離,予以理解和解釋。對“門羅主義”話語演變的考察,可以為理解近代中國經歷的“舊邦新造”進程在全球歷史中的位置,提供一個新的切入點。

  一、跨越太平洋的遭遇

  “門羅主義”究竟如何從大洋彼岸到達中國?正如郭雙林教授在其論文中指出,1838年,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gah Coleman Bradgman)在新加坡用漢語刊行《美理哥合省國志略》首提美國門羅總統名字,譯為“瞞羅”,但未介紹其主張。1880年, 上海申報館出版日本學者岡本監輔所寫的《萬國史記》,介紹了門羅總統的具體主張。在此我們可以補充的是,從1838年以來,英國人在中國創辦的英文報紙,如North-China Herald(《北華捷報》)及其后繼者North China Daily News(《字林西報》),對于美國門羅主義的發展也多有報道,但因為這些報紙面向的是在華外國人,其相關報道在中國本土政治精英與文化精英中并沒有引發實質反響。從既有史料來看,中國人對“門羅主義”的濃厚興趣,是在旅日精英群體中發生的??涤袨榕c梁啟超率領的維新派—立憲派集團對于“門羅主義”的傳播,起到了極其關鍵的作用。

  然而日本精英又是如何獲得關于美國“門羅主義”的知識,并形成大眾傳播的呢?魏源的《海國圖志》在日本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其對美國的記載過于簡略,并不足以幫助日本精英深入了解美國的外交傳統。更重要的影響源于美國外交家。1872年12月,在上一年12月派出的巖倉具視使節團還在考察歐美各國之時,日本外務省聘請了曾任美國駐廈門領事的法裔美國人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擔任顧問,為日本侵略臺灣出謀劃策。這位老謀深算的外交家以美國的“門羅主義”為藍本,向日本執政精英建議推行一種日本版本的“門羅主義”:“人們必須勇敢地采取行動,以期在亞洲升起太陽旗,并擴大我們的帝國。為了成為亞洲各個國家的保護者,防止歐洲向我們的領域擴張,這些行動是必要的。這一政策類似于美國在歐洲滲透和侵略美國勢力范圍之際所采取的政策。”李仙得建議日本執政精英,必須將這一計劃深藏在心,但要盡可能地在國際上宣傳日本正在努力地幫助整個亞洲從野蠻和原始的階段擺脫出來,邁向文明階段。而具體的做法,是“盡可能平定和教化他們,如果做不到……就消滅他們,或者以其他方法對待他們,就如同美國與英國對野蠻人所做的那樣”。李仙得于1875年辭任外務省顧問,直到1890年赴朝鮮之前,一直住在日本,并曾擔任大隈重信的私人顧問。在日本吞并琉球、侵略臺灣、覬覦朝鮮的背景下,李仙得將美國的勢力范圍思想,傳遞給了當時正在銳意學習西方的日本執政精英,并進一步激發了他們的野心。

 

  “門羅主義”進入日本之后,與既有的呼吁亞洲各民族以日本為盟主聯合抵抗歐洲列強侵略的“亞洲主義”話語結合起來,發展成為日式“門羅主義”,強調“東洋是東洋人的東洋”“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抵抗”某些或全部歐美列強對本區域事務的干涉。頭山滿(日本右翼團體玄洋社創始人之一、黑龍會顧問)認為曾任日本貴族院議長的近衛篤麿公爵是引例美國的“門羅主義”,提出“亞洲門羅主義”的第一人。1898年初,近衛篤麿在《太陽》雜志發表了著名文章《同種人同盟——附研究中國問題之必要》,該文如同樽井藤吉1893出版的《大東合邦論》一樣,將黃白人種之間的沖突置于顯著地位:“以我來看,東洋的前途難免成為人種競爭的舞臺。即使通過外交政策可以解決一時事態,但那只是權宜之計,最后的命運仍是黃白兩大人種的競爭,在此競爭中,支那人和日本人共同處于以白種人為仇敵的位置。”在此前提下,近衛主張“支那保全論”,認為日本可以保護和“啟發利導”中國,兩國攜手保全東洋。近衛擔任了1898年成立的東亞同文會的首任會長,該會幾乎一統日本既有的“興亞”組織,并有不少高官和貴族加入,名為民間組織,實際上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發揮“民間外交”的作用。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的流亡維新派與日本的“亞洲門羅主義者”或“東洋門羅主義者”相遭遇。在1898年11月2日致近衛篤麿的求見書信中,康有為將自己流亡日本比作申包胥的“秦廷之哭”,并著力強調“我兩邦兄弟唇齒,同種同洲,禍福共之”。“ 唇齒”之說,更充分的表達見于康有為10月底作于日本的《唇齒憂》一文,其中稱中日兩國“同種族,同文字,同風俗,同政教,所謂諸夏之國,兄弟之邦,魯衛之親,韓魏之勢,而虞虢之依唇齒也”。其中,“諸夏之國”的說法,可以說是將日本的“亞洲主義”與中國傳統的“夷夏之辨”,進行了結合。而與流亡維新派接觸的日本政治精英,也以“亞洲主義”話語來回應他們。11月12日,康有為晤近衛篤麿公爵,近衛開場即提出:“今天的東洋問題已不單純是東洋問題,它已經成為世界問題。歐洲列強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東洋競爭。東洋是東洋人的東洋。東洋人必須有獨立解決東洋問題的權力。美洲的門羅主義也是這個意思。實際上,在東洋實現亞洲的門羅主義(亜細亜のモンロー主義)的義務就落在了貴我兩邦的肩上。”

  近衛將他主張的“亞洲門羅主義”簡化為“東洋是東洋人的東洋”這種表述。這一表述能與古漢語中的一個經典句式發生深刻的共鳴:“××,乃××人之××也”。中國古典文獻中最為重大的空間政治問題——“天下”的歸屬問題,正是通過這一句式得以提出。鑒于“天下人の天下”并不是明治時期日語中的常見表述,有能力直接撰寫漢詩的近衛篤麿,更可能是直接從漢語中獲得這一句式。

  在中國古典文獻中,關于“天下”究竟是何人之“天下”的討論,通常不是質疑君主政體本身的正當性,而是提醒君主遵守政道,以免因“失德”失去民心,進而失去“天命”。在清朝,“天下人之天下”的表述,還關系到清朝統治者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正當性問題。乾隆皇帝《御制祭歷代帝王廟禮成恭記》指出:“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東夷;文王,西夷;豈可以東西別之乎?正統必有所系。”在此,“天下人之天下”并非對君主專制的批判,而是對特定族群壟斷中原王朝政權的批判,旨在弱化“夷夏之辨”,論證清朝的正統地位。

  而由于農耕文明非均質的分布以及夷/夏之辨的存在,追問“誰之天下”,并不意味著對已知的人類所居的全部地理空間的爭奪,而只是對以中原為中心的成熟農耕文明地帶的爭奪。因此在古漢語之中,“天下”亦有可能被作為一個有限的、待支配的客體。而在19世紀,隨著歐洲列強對中國發動侵略,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日益受到歐洲國際法體系的擠壓,中國士大夫們日益意識到,古人常談的“天下”,其實際空間范圍可能不過是覆蓋了一國。春秋公羊學在晚清的復興,就和中國從天下之中變成列國之一的空間意識轉變密切相關,而康有為正是這一復興運動中的重鎮之一,其對“異內外”的新解釋,涉及到對“天下”“國”“夷”“夏”等一系列范疇之間關系的重大調整。

  在康有為提出具體的求助要求之后,近衛表示了保守與謹慎的態度。而急于向日本政府求助的康有為不斷強化其“亞洲主義”修辭。1899年2月13日,康有為再見近衛篤麿,在筆談中強調“東亞大局,我兩國有若孿生兄弟”??涤袨檫€向其他日本政界要人求助。1898年11月下旬,康有為致信岡田正樹,特意強調了“同文同種同洲”,稱光緒皇帝曾在黃遵憲赴日之時親自修改國書,加上了“同洲至親至愛之國”,又提出清廷應聘請日本通才為改革顧問,如此中日“是不啻同國,豈止同洲哉?”在《致日本思父書》中,又提光緒改定國書之事,大談“東亞”“黃種”??颠€將光緒修改國書之事寫入了他在梁啟超主編的《清議報》上發表的《光緒圣德記》。

 

  在康有為向日本政界求助的過程之中,梁啟超經常陪伴左右并幫助起草書文。1898年12月23日,流亡維新派在日本橫濱創辦了《清議報》,梁啟超主持編務工作。從1899年開始,近衛篤麿式的句式“××為××人之××”在旅日中國精英中間突然流行起來。是不是近衛篤麿用來解釋“門羅主義”的漢文句式啟發了康有為,進而啟發了與康有為同行的輿論界巨子梁啟超呢?本文無法從史料上確證這一傳播鏈條。但可以確定的是,梁啟超主持的《清議報》從1898年12月到1901年12月存續期間,對于推廣“門羅主義”概念以及“××為××人之××”這一句式,起到了“急先鋒”的作用,促成“門羅主義”話語從“超國家”層面延伸到“國家”和“省域”兩個空間層面。

  二、發酵:“門羅主義”話語的三個空間層面

  1898年12月,梁啟超主持創辦《清議報》,其“敘例”(創刊詞)陳明四點宗旨:“一、維持支那之清議,激發國民之正氣;二、增長支那人之學識;三、交通支那、日本兩國之聲氣,聯其情誼;四、發明東亞學術以保存亞粹。”并呼吁“我支那四萬萬同胞之國民,當共鑒之,我黃色種人欲圖二十世紀亞洲自治之業者,當共贊之”。“ 東亞”“亞粹”“黃色種人”等等,均為當時日本“亞洲主義”者的常用概念。日本的“亞洲主義”輿論氣氛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梁啟超對于亞洲各國連帶關系的意識,這種意識很快產生了實際的知識后果。

  《清議報》創辦于美國在美西戰爭之后,在菲律賓建立殖民統治的過程之中。梁啟超作為主編,密切關注著美國與菲律賓之間日益緊張的關系,對“門羅主義”的介紹由此而生。1899年1月2日出版的《清議報》第2期,刊發了署名“片岡鶴雄”的一篇譯文《極東之新木愛羅主義》,譯文稱,美國某參議員闡發了“極東之新木愛羅主義”,并認為借此可以理解美國對菲律賓的占領。這一主義的實質是“美、英二國操持世界共通之新帝國主義”,取代古羅馬的帝國主義,它的主張有五個方面:第一、由英、美、荷蘭共同協商創設由各國加盟的國際仲裁機構;第二、加盟各國應在戰爭中限制殺傷性武器的使用;第三、美國的屬地對各國開放,自由通商;第四、英、美、日三方共同實行“新木愛羅主義”,保護中國,對抗“歐洲列強,止其割奪土地之事”;第五、在美、英、荷蘭正式成立國際仲裁機構前,“此主義,當行于印度群島而維持之”。這里的“印度群島”,應當指的是“東印度群島”,包括了美國占領的菲律賓、荷蘭占領的印度尼西亞以及英國占領的馬來西亞。因此,這一主義意味著遠東的列強——英國、美國、日本、荷蘭相互協商,維持本地區的秩序,尤其是防止其他列強瓜分中國。

  1899年1月23日,菲律賓共和國宣告成立,阿奎那多(Emilio Aguinaldo)出任菲律賓總統。2月4日,美菲戰爭爆發。以梁啟超為首的《清議報》團隊密切關注這場戰爭,將美軍的侵略視為對“亞洲”的侵略。1899年8月,《清議報》編輯團隊成員之一、康有為弟子歐榘甲在《清議報》第25冊上發表《論菲律賓群島自立》,認為菲律賓能夠以小搏大,原因在于其領導人倡導自由獨立,致使菲律賓人民產生出了“菲律賓者菲律賓人之菲律賓”的意識——在這里,歐榘甲將“××為××人之××”這一句式用于民族國家的層面。歐榘甲還從菲律賓人的斗爭中,進一步看到了“亞洲自主”的希望:“曰亞洲未有能倡自主者,有之始于菲律賓。”這個譚嗣同式的句子表現出來的“亞洲”連帶意識,顯然與其所處的日本輿論界的“亞洲主義”氛圍有關。

  與“菲律賓者菲律賓人之菲律賓”相類似的用法,很快出現在《清議報》第58冊(1900年9月)的署名“馮自強”的《獨立說》之中:“中國者吾中國人之中國,非他人所得而保全也,保全中國者,吾中國人自己之責任,非他人所得而代之也。”而郭雙林統計指出,從“馮自強”的論述開始,“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在清末報刊中至少出現20多次,出處包括了歐榘甲的《新廣東》、鄒容的《革命軍》、魯迅的《中國地質略論》、陶成章的《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孫中山等《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楊度《金鐵主義說》等名篇,其中既有革命派,也有?;逝?,可見影響之廣遠。

  1900年,梁啟超邀請在唐才常自立軍起義失敗后流亡日本的蔡鍔(1899年曾就讀于梁啟超任校長的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參與《清議報》的編輯團隊?!肚遄h報》第67冊刊載了蔡鍔的“孟魯主義”一文,直接介紹和評論美國的門羅主義:“孟魯主義者何?盛行于十九世紀上半期之亞美利加者也。略譯其意,則亞美利加者,亞美利加人之亞美利加也。”在此,又出現了近衛篤麿“××為××人之××”句式。蔡鍔回顧了美國19世紀的對外擴張,又評論稱美國的共和黨“永奉孟魯主義”,民主黨“則執帝國主義”,接續了《清議報》第2期發表的《極東之新木愛羅主義》一文對“門羅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關系問題的思考,將“孟魯主義”與“帝國主義”視為對立的兩極。在共和黨人西奧多·羅斯福擔任總統的背景之下,蔡鍔認為美國正在轉向帝國主義路線,然而“昔以孟魯主義建國而獨立,今棄之以取帝國主義,蓋亦勢之所利,時之所迫,而不得不然者也”。在菲律賓對美斗爭步步敗退之時,蔡鍔想到的是“東亞人之東亞果如何耶”,擔憂“黃族”之命運。而這正是日本當時流行的“大亞洲主義”內嵌的“黃白種爭”主題。

  1902年,蔡鍔又在梁啟超編輯的《新民叢報》上發表《軍國民篇》,此文介紹:“美國者,世界所稱為太平共和固守‘門羅’主義之國也。然其小學學童所歌之詞,皆激烈雄大之軍歌也。”又在討論列強的“國魂”時評論美國:“在美則有孟魯主義,曰‘美洲者美人之美洲。美洲之局,他國不得而干涉之也。’此數語也,美人腦中殆無不藏之。而今則將曰世界者世界之世界也,強梁勿得而專有之矣。于是反其自衛之伎倆以外攻焉。”蔡鍔重申了他在1900年文章中對于美國從“孟魯主義”走向“帝國主義”的判斷,并進一步將美國的當下主張提煉為“世界者世界之世界”這一表述,表明了美國從“門羅主義”變為“帝國主義”過程中在政治修辭上的連續性。次年,梁啟超訪問北美,面見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撰文《新大陸游記》,分析了“門羅主義”的實質從“亞美利加者,亞美利加人之亞美利加”到“亞美利加者,美國人之亞美利加”再到“世界者美國人之世界”的變化,對美國政客們的解釋能力表示驚異。無論是蔡鍔說的“世界者世界之世界”,還是梁啟超說的“世界者美國人之世界”,都指向美國西奧多·羅斯??偨y在贏得美西戰爭之后越出西半球的全球帝國主義姿態。

 

  如果說蔡鍔的論述是將“孟魯主義”與“帝國主義”視為意義相反的兩個概念,同時期的另外一些評論,則有不同的判斷。在日本東京出版的《浙江潮》1903年第6期“新名詞釋義”欄目認為“孟魯主義”為“帝國主義”之別名。1903年在東京編輯出版的《湖北學生界》第5期“歷史傳記”欄目發表《菲立賓亡國慘狀記略》,1904年浙江金華《萃新報》創刊號全文轉載該文,該文在探討菲律賓亡國史同時,也對美國的“們洛主義”的帝國主義本質進行了揭示。楊度1907年在日本所作的《金鐵主義說》則稱美國“變其門羅主義而為帝國主義”,前者文明,后者則略帶野蠻,但非此不足以求生存。但今日美國是“帝國主義”,則是諸多論者的共同結論。

  經過旅日中國文化—政治精英的轉化,“門羅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很快跟排滿主義和地方主義結合在一起,尤其是跟省域的自治和自立主張結合在一起。如前所述,1899年歐榘甲受到菲律賓抗美戰爭的激勵,贊許菲律賓“自立”,并對“菲律賓者菲律賓人之菲律賓”的精神表示仰慕。1902年,歐榘甲在日本橫濱出版《新廣東》,提出“廣東自立”。針對清廷的“賣國”行為,歐榘甲高呼“夫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與1900年《清議報》發表的《獨立論》一文中的類似口號不同,歐榘甲的口號本質上是排滿主義的。歐榘甲的論述是,由于賣國的清政府的昏庸顢頇,英國、法國以及其他多個列強的勢力已經進入廣東,廣東的全面淪喪指日可待。由此,歐榘甲提出“廣東為廣東人之廣東,非他人之廣東,是廣東人者,為廣東之地主矣”“以廣東之人,辦廣東之事”。歐榘甲呼吁廣東“自立”,各省響應廣東,脫離清廷,進而在新的政治原則基礎上進行聯合?!肚遄h報》編輯團隊關注的諸多議題,如菲律賓抗美,波爾人(即布爾人)抗英,波蘭、印度被瓜分或吞并,都在《新廣東》之中得到反映。雖然《新廣東》以美國各州通過聯邦制聯合建國為范例,并沒有直接提到“門羅主義”,但對于《清議報》編輯團隊一員的歐榘甲來說,“門羅主義”已然是一種默會的知識。

  歐榘甲的“廣東門羅主義”論述很快發生影響。1903年,旅日革命派人士楊毓麟跟進作《新湖南》,開篇即提及歐榘甲《新廣東》的思想激勵,提出“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呼吁湖南起兵排滿,以待十八省響應,文中更有“廣東鼓之,吾湖南舞之。吾于廣東,如驂之靳也”的表述,向歐榘甲《新廣東》致敬。如同歐榘甲那樣,楊毓麟列舉了列強在東亞的帝國主義侵略行狀,擔憂湖南淪亡于“白人”之手,又稱“吾湖南而為菲律賓,必有人為阿君雅度”。

  郭雙林教授曾發掘出一則史料,證明排滿民族主義口號“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與美國門羅主義具有內在聯系:1903年4月在東京編輯的《湖北學生界》第3期刊登的《論中國之前途及國民應盡之責任》。該文稱:“吾聞美人有言曰: 美洲者,美人之美洲.非歐人所得而干涉也。日本人有言曰:亞洲者,亞洲人之亞洲,非白人所得而干涉也。吾愿我國民亦曰: 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非外人所得而干涉也。”這篇文章將美國的門羅主義表述、日本的亞洲主義表述與反滿口號“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相并列,勾勒出一條影響鏈條:美國的“門羅主義”激發了日本的“大亞洲主義”,進而激發了旅日中國人“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這一反滿口號。不過,《論中國之前途及國民應盡之責任》出現在1903年。而本文通過考察更早時期《清議報》編輯團隊關注的議題,說明反滿口號“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以及反滿的“省域門羅主義”與日本人轉譯的美國“門羅主義”的關聯,可增強郭雙林教授的考證。

  三、從波峰到波谷:辛亥革命之后的“省域門羅主義”

  清末積累的反滿與地方主義情緒,在士紳們圍繞著鐵路權利的斗爭中出現了非常激烈的表達,進而導向了辛亥革命。1911年5月14日,長沙圍繞路權問題舉行了萬人群眾集會,接著爆發長沙至株洲萬余鐵路工人的示威,進而影響湖北、廣東、四川等地。1911年5月30日,日本駐長沙代理領事山崎壯重致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的報告中指出,湖南一部分激進士紳“信賴北京政府勢將亡國,高喊湖南為湖南人之湖南,欲獨自借款經營鐵路”,這部分人“商人占多數,咨議局議員一部分支持此派”。當然,四川的“保路運動”更為激烈,地方士紳與官府發生武力沖突,湖北新軍奉命調入四川鎮壓民變,造成武昌兵力空虛,中部同盟會的革命黨人趁機發動武昌起義,各省紛紛響應。1911年11月9日廣東宣布“獨立”之后,有一篇以劉永福名義發布的《粵省民團總長劉永福之通告》,即表現出強烈的廣東地方主義色調,稱“夫吾粵,東接閩,西連桂,北枕五嶺,南濱大洋。風俗、語言、嗜好與中原異,天然獨立國也。”通告最后還喊出了“廣東者,廣東人之廣東也”這一口號。

  然而,隨著1912年清帝退位,“排滿”也漸漸退潮。革命派在辛亥革命的南北妥協過程中接受了“五族共和”,“中華民族”或“中國民族”包含中國境內各族,而不僅僅是漢族,成為民國政府的標準立場。至此,“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作為“排滿”口號的時代落下帷幕。

  在清朝官制中,“省”并不屬于法律規范意義上的“地方”,巡撫與總督只是與京師部院“內官”相對的“外官”,由朝廷統一派遣。辛亥革命中各省脫離清廷自立,各省都督自己掌握軍隊和稅收,任命本省官員,這一革命路徑,使得革命派的南京臨時政府從一開始就對各省缺乏整合力。南北妥協完成后,袁世凱大力加強中央集權,但終因其1915年稱帝引起的地方實力派反彈而折戟沉沙。1917年張勛復辟被鎮壓之后,圍繞著是否恢復1912年《臨時約法》,民國法統分裂,出現兩個自命“中央政府”的權力中心。獲得巨大的自主權的地方實力派需要一種話語來加固他們對省域的支配,排斥外部力量的干涉。

  恰在此時,美國的全球影響力的增長,尤其是威爾遜總統對“門羅主義”的重新解釋,提供了新的契機。1917年1月22日,威爾遜總統在美國參議院發表了“沒有勝利的和平”(Peace without Victory)演講,將原本聚焦于“美洲”或“西半球”空間的“門羅主義”解釋為各個國家和民族自己決定自身發展道路的主義,它不僅適用于美國主導的美洲,也適用于世界上各個地方:“所有國家應自愿將門羅主義作為世界性的原則;任何國家都不應將其政治體制擴展到其他國家或民族,而且每一民族都有自由決定自己的政治體制,有不受阻礙、不受威脅、不必恐懼地決定自己的發展道路的自由,無論是小國還是大國和強國。”

 

  威爾遜對“門羅主義”的新解釋很快在中國獲得報道,甚至有評論者稱其主張為“天下之門羅主義”。1917年4月13日,白宮成立了戰時宣傳機構——公共信息委員會(Public Information Committee),其傳播在歐亞兩洲都產生了很大影響。并于1918年9月在中國上海建立分部,向中國廣為宣傳威爾遜的主張。在中國知識界、輿論界,蔡元培領導的北京大學、黃炎培領導的江蘇省教育會以及張元濟領導的商務印書館乃至梁啟超領導的研究系,都利用自己的社會地位與傳播渠道,積極傳播威爾遜的主張。蔣夢麟與錢智修翻譯的威爾遜演講集,在中國輿論界流傳甚廣。我們很難考證有多少人讀過或知道威爾遜1917年1月22日對“門羅主義”的重新解釋,但可以確定的是,威爾遜的積極宣傳大大促進了中國輿論界對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傳統的了解。盡管威爾遜在其1918年1月8日發表的“十四點和平原則”中根本沒有使用列寧式的“民族自決”(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的提法,但其宣傳機器以及中國的傳播者還是將威爾遜打造成了“民族自決”熱情洋溢的支持者。經過威爾遜在華形象的中介,美國的傳統外交政策“門羅主義”,也就與“民主自治”“民族自決”等理念密切關聯在一起,而美國內部的聯邦制以及威爾遜的倡導的國際聯盟,都落在“民主”“自治”的意義域之中。

  威爾遜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同意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特權轉讓給日本,在華聲望一落千丈。但奉行聯邦制與“門羅主義”的美國,其作為“民主”“自治”模范的形象,卻在中國輿論界繼續發揮影響。到了1920—1921年,在南北兩個政府對立的背景之下,一些地方實力派主張推進各省自治,制定自治憲法,進而尋求以類似于美國聯邦制的方式,重新產生中央政府。此即“聯省自治”運動。1936年,毛澤東曾對美國記者斯諾回憶他在1920年的狀態:“我們的團體(指新民學會——作者注)對于北洋政府感到厭惡。認為湖南如果和北京脫離關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實現現代化,所以鼓動同北京分離。當時我是美國的‘門羅主義’和‘門戶開放’的堅決擁護者。”這可以證明美國的“門羅主義”話語對于毛澤東參與的“湖南自治”運動產生了多大的影響。而這在“聯省自治”運動之中,并非孤例。

  下文將簡要梳理民國時期輿論界出現的若干種“省域門羅主義”話語。就其與特定的省域空間的關系而言,這些話語通常都是防御性的,以“保境安民”、排斥外部支配為其底線,但也有擴張性的例外,如孫傳芳的“五省門羅主義”經歷的一個階段;一種政治力量用“門羅主義”來描繪自己的治省方略時,通常會強調其“民主”“自治”意涵;但外部評論者在用“門羅主義”來評論省域執政精英的治省方略時,贊成“聯省自治”的可能會作正面評價,而反對“聯省自治”的就可能會作負面評價。下文的梳理將從最具正面色彩的案例開始,下降到最具負面色彩的案例。

  (一)“湖南門羅主義”。自從太平天國運動以來,湖南地方精英的省域認同不斷加強。在1911年5月30日湖南的保路運動示威中,一部分激進士紳已經喊出了“湖南為湖南人之湖南”的口號。武昌起義爆發后,湖南迅速響應,宣布獨立于清廷,其地方實力派掌握了軍政大權。在1917年法統分裂、南北對峙形成之后,湖南省成為南北勢力爭奪的一個戰場,本省紳民不堪其擾,因此出現了呼吁湖南“自治”,不參與南北爭奪的運動。毛澤東在湖南“自治”運動中非?;钴S。1919年至1920年,毛澤東是湖南學生驅逐皖系軍閥張敬堯的“驅張運動”的青年領袖。1920年6月,譚延闿、趙恒惕率領湘軍把張敬堯趕出了湖南,“驅張運動”取得成功。毛澤東及其他新民學會會員進而提出在湖南實行“自治”的主張,而譚延闿、趙恒惕也主張“聯省自治”,推動制定湖南省憲。由此產生了一種極具正面感情色彩的“湖南門羅主義”話語。

  長沙《大公報》的主筆龍兼公是“湖南門羅主義”的提出者。他在湖南省憲運動中,寫下了《湖南們羅主義》《粵人治粵》《湘人自治》《民本主義的憲法》與《湖南自治紀略》等文,其中《湖南們羅主義》一文發表于1920年9月5日。在龍兼公發表《湖南們羅主義》之前,毛澤東常用的詞是“湘人自決主義”。在6月23日致曾毅的書信中,毛澤東稱“湘人自決主義”的敵人是“與湖南文明之創造為對敵者,軍閥也,湘粵桂巡閱使也,湘鄂巡閱使也,護國軍、靖國軍、征南軍也”,“湘人自決主義”主張,這些勢力應一律退出湖南,“湖南人得從容發展其本性,創造其文明”。在龍兼公發表《湖南們羅主義》的次日,毛澤東即撰文《絕對贊成“湖南們羅主義”》,認為龍兼公所提解釋“們羅主義”的三個條件“我們用心干我們自己應干的事”“我們絕對不干涉別人的事”“絕對不許別人干涉我們的事”,符合大多數湖南人民的心理。毛澤東同時發表的《湖南受中國之累以歷史及現狀證明之》進一步主張“二十年不談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們羅主義,各省關上各省的大門,大門以外,一概不理”。

  與此同時,毛澤東強調,自己主張的是“湘人自治”,而不是泛泛的“湘人治湘”,前者是湖南絕大多數民眾真正的民主自治,而后者則可能淪落為少數本土官僚與軍閥對政權的壟斷。10月5—6日,毛澤東、何叔衡、彭璜等湖南各界代表377人聯名在《大公報》上聲明,認為譚延闿、趙恒惕政府召集自治會議,不符南北任何一個法統,不如正大光明地打出“湖南革命政府”旗號,湖南人每五萬人選一個代表,組成湖南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湖南憲法。10月8日,湖南各界聯合舉行“召集人民憲法會議”的集會,毛澤東被推選為會議主席。然而,譚延闿、趙恒惕并不接受毛澤東等人向平民開放憲法起草程序的主張。譚延闿試圖由省議會來主導制憲。不久,由于湘軍內訌,譚延闿被趙恒惕趕出湖南。趙恒惕更是徹底否定公民制憲的要求,改為延請專家學者起草省憲文本,最后只在程序上交由全省選民公投。毛澤東的“民治”路線在制憲過程中遭遇到了挫敗。

 

  1922年1月1日,趙恒惕正式公布《湖南省憲法》,規定“湖南為中華民國之自治省”,自治權“屬于省民全體”,“省內治安,省民共保之;省外軍隊,非經省議會議決,及省政府允許,永遠不得駐扎或通過本省境內。”關于省外軍隊的規定,集中體現了趙恒惕制定省憲的核心關注點。在前一年南北兩個政府的對峙背景下,孫中山借助陳炯明的粵軍攻克廣西,進而在桂林設立大本營,籌備北伐。然而趙恒惕以“湖南自治”為名保持中立,拒絕孫中山派遣的北伐軍通過湖南,最后迫使孫軍從江西北上,北伐未能取得成功?!渡陥蟆?921年5月23日刊文“湘省對于粵桂戰事之態度——湘省以自治老招牌與孟祿主義老辦法應付粵桂戰爭”評論了趙恒惕的所作所為:“目前湘省對于粵桂戰事,只有以自治老招牌,及孟祿主義老辦法應付之,故對孫系之請,亦婉辭謝卻。”

  而譚延闿被趙恒惕趕出湖南后,重新借助孫中山的力量,于1923年8月回到湖南衡陽,打出“省憲修正事務所”的旗號,與趙恒惕分庭抗禮。趙恒惕發動“護憲”,為了打敗譚延闿,將直系軍隊引入湖南,實際上違反了《湖南省憲法》限制客軍駐扎的條款。在譚、趙之爭中,“湖南自治”已經淪為一地雞毛。

  而此時的毛澤東已經是“聯省自治”與“湖南門羅主義”的批判者。在1923年7月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前鋒》月刊創刊號上,毛澤東以“石山”為筆名撰文《省憲下之湖南》指出,湖南兵不多,軍餉雖不足,但尚可以支持一時,“與四川云南等省養兵過多有時不得不向外就食者稍有不同”。因此,那種“只要別人不來侵略,自己亦無須侵略別人”的“門羅主義的省自治”,就建立在這樣一種經濟基礎之上,得以持續兩三年的生命。但終究,“省憲之壽命決無久理。聯省自治更是萬無實現之望的東西”?!?湖南省憲法》從形式上存續到了北伐戰爭時期。1926年7月14日,廣東國民政府北伐軍中路前敵總指揮唐生智抵達長沙,廢除省憲。至此,“湖南門羅主義”壽終正寢。

  (二)“浙江門羅主義”:辛亥革命以來,浙江一直由本省籍人士擔任軍政首長。1916年,省內各派爭奪省長一職,引發政局動蕩。1917年1月3日,北京政府任命楊善德(安徽人)、齊耀珊(山東人)為浙江督軍和省長。浙江士紳發起抵制,于1月5日起在杭州連續多日召開“公民大會”,到會人數多達4800余人。省議員許祖謙演說指出“浙江門羅主義,從此打破”,議員沈定一、任鳳岡、金燮、張雨樵以及國會議員褚輔成等相繼發表演講,號召各界拒絕客軍入浙。沈定一疾呼:“浙江者,我浙江人之浙江也。浙人不能保浙即國人不能保國……如浙不能自治,他省亦如浙之不能自治,則中央基礎何由能固?”浙江士紳的抵制未能奏效。1月17日,楊善德正式在杭州接任浙江督軍,稍后齊耀珊也接任省長。

  皖系盧永祥(籍貫山東濟陽)于1919年任浙江督軍。1921年,在直系控制北京政府的情況下,盧永祥以“地方自治”為名拒絕直系勢力進入浙江,于6月4日發出“豪電”,主張各省先制定省憲,此后各省軍政長官選派代表協商,最終將方案付諸全民公決。這一姿態受到了陳炯明等地方實力派的響應,也獲得了浙江士紳的歡迎。1921年12月《新浙江》雜志創刊,發刊詞稱:“……是誰之浙江耶?曰是浙江人之浙江也,此言也,夫人人而知之矣,然吾則曰是全浙江人之浙江……是故愛浙江者以浙江人治浙江為第一職志。”在“浙人治浙”的氣氛下,盧永祥也把自己的祖籍從山東改成了浙江寧波。1921年9月9日《中華民國浙江省憲法》(“九九憲法”)正式頒布。然而,“九九憲法”第五十四條規定“本省選民年滿三十五歲者,得被選為省長,如為現職軍人時須解除軍職方得就任”,這意味著盧永祥必須解除軍職才能擔任省長,加之又有人質疑盧永祥的籍貫,盧永祥旋將此法束之高閣。浙江士紳后來又起草了“三色憲法”與《浙江省自治法》,甚至組織了浙江省自治政府,但只存在了三天即告失敗。

  1924年,盧永祥處于直系軍閥的包圍之中,于是聯合奉系與孫中山,形成“反直三角同盟”。盧永祥收編閩軍臧致平、楊化昭部,引起了直系很大不滿,指責其違反了規定不得收編客軍的《江浙和平公約》。1924年9月3日,江浙戰爭爆發,直系的江蘇督軍齊燮元與駐扎福建的孫傳芳聯合,擊敗盧永祥。不過,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隨后皖系段祺瑞在奉系張作霖的支持下重新上臺,組建執政府。齊燮元被段祺瑞免職。孫傳芳主導了浙江,于1926年初宣布在蘇浙閩皖贛實行“五省門羅主義”。然而,隨著廣州國民政府的北伐軍逼近浙江,大戰一觸即發。1926年11月25日《大公報》報道稱:“浙籍軍人之欲行一種浙江門羅主義、擬自立于漩渦以外”,不過,“惟紳士既屬空談、浙軍亦乏實力、于目前時局、實際上恐少所建樹。”1927年2月,北伐軍攻克浙江全境,“浙江門羅主義”亦煙消云散。

 

  (三)“五省門羅主義”:1925年10—11月,孫傳芳與張作霖為爭奪江蘇安徽地盤爆發浙奉戰爭。孫傳芳憑借五省軍力,最終迫使奉軍后撤至山東。1925年11月25日,孫傳芳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蘇浙閩皖贛五省聯軍。在1926年2月南京的重要將領會議上,孫傳芳宣布要確守“五省門羅主義”,強調“認定五省保境安民宗旨”,東南五省在正在進行的河南及湖北方面的戰事中保持中立。日本外務省在北京出版的中文報紙《順天時報》1926年6月9日即以“孫傳芳確守五省門羅主義”來報道事態發展。1926年5月,因坊間傳聞國內要召開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閻錫山四巨頭會議,孫傳芳回應記者稱“本人無意活躍”,他希望吳佩孚與張作霖攜手,至于他自己,“擬將東南諸省之門羅主義推及全國,對善良政府固不惜予以援助,對不良政府則取不問不聞之態度,而決以遵守民主主義為方針”。

  我們并不清楚孫傳芳的這一講話是否有意參照了1917年美國總統威爾遜主張將門羅主義解釋為一種各國各族自決其發展道路的主義,可以從美洲推廣到全世界的講話,但孫傳芳主張“將東南諸省之門羅主義推及全國”,無疑包含著類似的修辭結構,即淡化干涉與反干涉這一問題,而將重點放在本區域治理所體現的精神上,孫傳芳將這種精神解釋為“民主主義”,因而“將東南諸省之門羅主義推及全國”意味著,當北京政府和其他省份政府奉行此主義時,即予以支持;如不奉行此主義,即予以反對。當然,何謂“民主主義”,解釋權在孫傳芳自己手里。

  不久,廣東北伐軍逼近孫傳芳勢力范圍,馮玉祥所部國民軍也在北方對吳佩孚勢力展開打擊。吳佩孚希望集中力量對付馮玉祥軍隊,期待其盟友孫傳芳能夠抵擋廣東北伐軍。孫傳芳再次顯現出了地方軍閥“門羅主義”的本色,一面敷衍吳佩孚,一面向蔣介石表態,如果北伐軍不進攻浙江與江西,他將置身事外。孫傳芳又如何對待掌握北京政府的張作霖呢?《順天時報》的觀察是:“孫傳芳對于中央政局之態度,實欲以東南門羅主義,維持其中立,并不欲吳(佩孚)張(作霖)任何方面之強盛。”然而,北伐軍在兩湖地區進展順利。9月5日,北伐軍進攻江西;10月5日,北伐軍進攻福建。1926年10月,浙江省長夏超宣布脫離五省聯盟,歸附廣東國民政府,就任國民革命軍第18軍軍長。于是“門羅主義”反外來“干涉”的一面再次呈現,孫傳芳調兵遣將鎮壓夏超自立,殺害了夏超以及支持夏超自立的中共杭州地委書記賀威圣等人。不久,孫傳芳不克北伐兵鋒,兵敗北遁,“五省門羅主義”壽終正寢。

  (四)“云南門羅主義”:籍貫為云南會澤縣的唐繼堯是“云南門羅主義”的主角,但所謂“云南門羅主義”,源于國內報章評論。1920年唐繼堯之“靖國軍”進攻四川,據《大公報》報道,四川省議會痛罵唐繼堯的擴張舉措是“帝國主義”:“自民國以來,武人專權,罔識大體,謬拾帝國主義之說,倡為同胞自殘之行。”唐繼堯進攻四川失利,退守云南,1920年12月15日《大公報》有評論稱:“云南唐繼堯宣布自守,純取門羅主義,惟又聲明護法到底,其勢不過暫避黔川耳目,已為人人所知。”又稱唐繼堯私下召集各界有名人物秘密商議,“所議者微聞仍在攻川,次取貴州”?!洞蠊珗蟆钒凳?,唐繼堯的“門羅主義”不過是表面上的,事實上仍存擴張主義之心。

  1921年,唐繼堯部下顧品珍驅逐唐繼堯,自任滇軍總司令。1922年2月,唐率軍反攻,顧品珍自殺身亡,唐繼堯重掌云南大權。1922年5月18日《順天時報》撰文《云南之門羅主義》,對云南時局發表看法:“唐繼堯回滇之后,其所有一切宣言,均頗值注意。觀其真意所在,似已悉以武力討伐鄰省,建設大云南主義之不可能,欲專心致志于省治,完成省政府之組織。其方針既不稱兵他省,亦不準他省來侵,換言之,即似拋棄當時之大云南主義,而以建設小云南自治國為目的也。”不過,如同《大公報》一樣,《順天時報》也對唐繼堯的意圖心存疑慮:“……云南門羅主義,為吾人所極端贊成,用全力于省自治,而謀省政府之確立,乃中國全體之利益,云南全省之利益,并唐氏自身所以成名之道,所成為問題者,唐氏是否真心誠意以此主義為始終而已。”

  唐繼堯自然不會滿足于僅僅經營云南。重掌云南軍政大權之后,唐繼堯將滇軍擴編為“建國軍”,自任川滇黔鄂豫陜七省建國聯軍總司令,先控制貴州,進而發動第一次滇桂戰爭,遭遇挫敗。在廣東國民政府開始北伐之后,唐繼堯站在北伐軍的對立面。1927年2月6日,蒙自鎮守史胡若愚、昭通鎮守使張汝驥、昆明鎮守史龍云、大理鎮守使李選廷聯合發動“兵諫”,迫唐繼堯放棄實權。兩月后唐繼堯病死。之后的云南實力派龍云與盧漢并沒有像唐繼堯一樣,被貼上“云南門羅主義”的標簽。

  (五)“福建門羅主義”:出身于北洋軍隊的江蘇豐縣人李厚基1916年投靠皖系,獲任福建督軍兼省長。1920年7月直皖戰爭皖系失敗,直奉兩系控制了北京政府,李厚基遂疏遠皖系,靠近直系?!缎侣剤蟆?921年9月17日以“李厚基最近態度:閩省采用們羅主義”為題,剖析了李厚基的經營福建策略。李厚基聯絡直系而不聯絡奉系,引起了張作霖的不滿,于是勸說李厚基部下王永泉起兵驅逐李厚基。然而李厚基面對內外挑戰,重新站穩了腳跟。報道提到,9月3日,李厚基召開軍事會議,討論對于時局之應對策略,“終經決定閩省以確守中立保境安民為宗旨,無論時局何種變動,閩省絕不偏袒一方,惟有不諒閩省苦衷,橫加侵犯者,閩省應采取恰當之處置。”這是將李厚基在復雜時局中保持中立的姿勢,命名為“門羅主義”。

 

  (六)“廣東門羅主義”:近代廣東海外華僑眾多,又靠近英國控制的香港,廣東籍士大夫和知識分子較早接觸西學,變革思想活躍。立憲派知識領袖康有為與革命派領袖孫中山均出自廣東。但廣東地處嶺南,遠離政治中心北京,又很容易產生一種偏安意識。如前所述,原屬“康黨”的歐榘甲受到革命派的影響,作《新廣東》,以“反帝”帶出“反滿”,進而提出“廣東為廣東人之廣東,非他人之廣東,是廣東人者,為廣東之地主矣”“以廣東之人,辦廣東之事”。這可以說是“廣東門羅主義”話語的重要創制,并對其他省籍人士的類似表達,產生了影響。

  在辛亥革命之后,“廣東門羅主義”話語集中在護法運動和“聯省自治”的語境中爆發。1917年孫中山攜胡漢民等南下“護法”,段祺瑞政府任命的廣東省長朱慶瀾表示支持,段祺瑞對此不滿,宣布對調廣東、廣西省長,朱慶瀾缺乏桂系根基,只有辭職。廣東省議會推舉胡漢民任省長,但桂系擔心孫中山的民黨勢力在廣東坐大,廣西籍國會議員鄧家彥發電攻擊胡漢民,稱其與孫中山的護法理念不合:“中山先生痛國會非法解散,覓凈土于西南,卒以粵省召國會議員開非常會議。而議員來意在一國,不在一省,在約法不在省長。若粵人師孟羅主義而達其旨,曰廣東者,廣東人之廣東,則滇餉糾紛不難再見。勇士裹足,志士灰心,殊非中山先生本意矣。”孫中山要求胡漢民向省議會推辭省長職務。胡漢民雖從命,但悶悶不樂。時任護法軍政府秘書長章太炎觀察:“孫公所部粵人亦欲挾軍政府以行廣東主義,余知其無就,欲西行。”

  1918年4月,廣州護法軍政府內部發生政爭,孫中山從大元帥被降為七總裁之一。孫離開廣東,軍政府領導權落入桂系岑春煊、陸榮廷之手。1920年,孫中山、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四總裁聯名反對桂系,陳炯明率粵軍打敗盤踞廣東的桂系軍隊,進而出任廣東省省長兼粵軍總司令。11月4日,陳炯明發布《告粵父老兄弟書》,宣告已驅逐“客軍”,恢復廣東人民自治之權,“今日以后,廣東者,廣東人民共有之,廣東人民共治之,廣東人民共享之。”1921年1月13日,陳炯明在廣東省議會臨時會上演說稱:“粵人治粵目的已達到”。

  1920年正在大力鼓吹“湖南自治”的長沙《大公報》于12月14日發表《粵中之派別談》,對廣東的政治勢力進行了評點:“其一為陳炯明派,主張廣東門羅主義,不是侵犯他省,亦不許他省侵犯,一效湖南所為。其進行之方法,則建立聯邦,改廣東省為廣東邦,商界、教育界與其他各界與政治無十分關系者屬之;其二,軍府派,以孫文為領袖,主張重建軍府,開非常國會,選舉非??偨y。凡他省之策士、政客及粵籍之游民或政客符和之。”孫與陳之路線分歧,在1921年的時候就已經相當明顯。1921年2月中旬,在與《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記者的談話中,陳炯明明確評論:“孫逸仙博士亦曾有一時欲以武力統一中國,亦未成功。然則今日茍尚有抱武力主義之個人或團體,絕不當托以大權,似已彰彰明甚。”又稱廣東將實行自下而上的自治試驗,希望其他省份效仿,“最后使中國成為一大聯省政府也”。對于湖南與浙江的“省憲”運動,陳炯明均予以積極響應。

  在1920—1921年的“聯省自治”運動中,陳自己并未以“廣東門羅主義”相標榜,但其有諸多強調“廣東人之廣東”的表述,因而“廣東門羅主義”這一標簽,一直與之相隨。陳炯明主張先鞏固廣東根據地,“休養民力”,反對孫中山速選總統,反對主動討伐廣西,通電八省勸廣西加入聯省自治。在粵軍攻占廣西之后,陳的目標是將廣西變成其“聯省自治”路線的盟友,但孫中山的目標是以兩廣為根據地進行北伐,陳聲明:“余無力贊助北伐,由孫自行發展,所部有愿聽孫者自便。”在財政上,陳主張“廣東之錢,只能辦廣東之事”,不希望廣東承擔北伐經費。圍繞著北伐統一中國還是聯省自治,陳、孫的路線斗爭不斷深化,最終導向了1922年的“六一六兵變”,兩人徹底決裂。

  (七)“兩廣門羅主義”:“兩廣門羅主義”之說發生在1927年“寧漢對立”期間。廣西梧州出身的李濟深從1926年11月開始擔任廣東省政府主席。1927年8、9月間,廣東財政廳長古應芬及其親信串通奸商,操縱廣州金融風潮,大發其財,引發商民怨憤。李濟深通過廣州政治分會決議,密令警備司令鄧世增于9月6日采取行動,古應芬聽到風聲遁逃,其黨羽數十人被逮捕法辦?!洞蠊珗蟆?月10日刊發文章報道此事稱:“蓋李此次之舉動無非欲實現大兩廣門羅主義,使兩廣事實上離國民政府而獨立,表面上對漢寧兩保持中立或協調之態度,李恰欲以南方之馮玉祥自命也。”在此“門羅主義”當然變成了貶義詞,指的是李欲脫離南京與武漢兩個國民政府而自立,從根本上是想“擴張大兩廣主義”。

  但很快,“寧漢合流”完成,桂系得勢。素有“半個桂系”之稱的李濟深卷入了1928—1929年國民黨內部的蔣桂矛盾,1929年3月被蔣介石扣押在南京,后來獲得自由之后,盡管在1933年有在福建反蔣之舉,但畢竟失去了對粵系軍隊的控制權。故“兩廣門羅主義”之說,終究是曇花一現。

 

  (八)“四川門羅主義”:在“聯省自治”運動中,1920年10月4日,四川實力派劉湘通電全國,倡議四川自治。同年12月13日,劉湘、但懋辛、楊森等又聯名致電熊克武、劉存厚,倡導“集全川公民之公意,實行自治”。熊克武、劉存厚給予正面回應。1921年1月8日,劉湘等聯名通電全國,稱“在中華民國合法統一政府未成立前,川省完全自治”。在上海建立的四川自治期成會主辦的《新四川》刊物鼓吹平民政治,但認識到四川武人勢力的強大,于是其最低綱領無非是“希望川中將領,驅逐滇黔軍之后,實行獨立自治”。1923年1月,省憲起草委員會在成都成立,不久草成《四川省憲章草案》等四個法律草案。但很快,四川軍閥內部發生混戰,省憲運動也就不了了之。

  從既有史料來看,“四川門羅主義”這一表述在剛一出現的時候,就已經不是在一種正面的意義上被使用。1934年《新蜀報》四千號紀念特刊曾撰文分析護國運動之后的四川形勢:護國運動之后滇黔軍把持四川政權,但懋辛、劉湘將滇軍顧品珍、趙又新趕出四川,川軍一部分由劉湘、楊森統率,另一部分由熊克武、但懋辛統率,“大唱門羅主義,宣布川人治川”。但四川“門羅主義”之說,并非由1934年的《新蜀報》新創?!端拇ㄊ≈尽酚涊d,宜賓縣金城鄉人呂一峰曾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7月末,他聯絡北大的進步學生組成“川、滇、黔文化協進會”,提出三點主張:一,擁護孫中山的革命主義;二、反對川人治川的門羅主義;三、反對滇、黔軍的侵略主義。不久,呂一峰前往上海謁見孫中山,重申了以上三點主張,得到孫中山的贊賞,不久即奉孫中山之命入川,游說川、滇、黔各路軍閥勢力聯合倒熊(克武)。在這些表述中,“四川門羅主義”被視為四川軍閥的割據主義,從而與孫中山通過革命統一全國的思想相對立。

  (九)“山西門羅主義”:“山西門羅主義”的主角是出生于山西的閻錫山。辛亥革命后,閻錫山長期盤踞山西。在1918年南北對峙的復雜局面下,閻錫山打出“保境安民”旗號,宣布“三不兩要”原則:一不入黨派,二不問外省事,三不為個人權利用兵;一要服從政府命令,二要保衛地方治安。“保境安民”意味著,晉軍不出山西,但客軍也不得進入山西,在鄰省的沖突中保持中立,但對于來犯之敵也堅決擊退。與此同時,閻錫山擴展軍隊,發展軍事工業,養精蓄銳。等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后,閻錫山打破守成格局,出兵反直,但不久又聯直反奉。1926年,閻錫山又擊敗馮玉祥的國民軍,奪得綏遠。

  廣州國民政府開始北伐之后,閻錫山的山西就成為北伐所要克服的堡壘之一。1927年6月21日國民黨武漢檔案中有一則山西學生來信,談及“閻錫山的山西門羅主義”:“革命軍自克復南京以后,閻錫山看見革命的怒潮已雄飛突進,風起云涌,進展至黃河流域尤其是關系最要的山西,于是晉閻感覺到地位的動搖,遂放棄其門羅主義之保境安民來應付革命的高潮,以維持其晉綏的地盤。”此信將閻錫山的“保境安民”旗號稱為“門羅主義”,可見以國家統一為尺度,省域“門羅主義”已成為割據和封閉的代名詞。然而閻錫山再次展現其“保境安民”的才能,早在1927年6月3日就宣布“山西易幟”,在“寧漢之爭”中,將賭注壓在了南京一方,與蔣介石合作。但在響應蔣介石“清黨”的過程中,閻錫山又壓制國民黨內的CC系在山西的勢力,以防止對山西的黨務工作失去控制。

  接下來,閻錫山與蔣介石合作,積極推進“二次北伐”,借機在華北擴張自身的勢力范圍。不久,在國民黨內部的“黨統”之爭中,閻錫山一度成為反蔣聯合陣線的領袖之一。然而中原大戰的軍事失利,使其沖擊全國霸權的努力失敗,之前奪得的許多勢力范圍丟失。閻錫山下野蟄居一年之后即東山再起,重掌山西。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下,閻錫山再次推行韜光養晦方略,在山西建設了一個獨立的金融體系和實業體系,甚至連鐵路的軌距都與外省不同。

  閻錫山的“山西門羅主義”聲名遠播,就連侵華日軍也用這個詞來稱呼他的政策。1938年日本讀賣新聞社編輯局編輯的《中國事變實錄》第3卷談及日軍在山西的攻勢,即稱日軍對“山西門羅主義”發動進攻。日本戰俘古海忠觀察到:“山西省形成一種獨立王國式的封鎖經濟,構成閻錫山的山西門羅主義。但是日本軍憑借武力切斷了山西同河南的交通,全部控制了太原通往其他城市的運輸線——鐵路與公路……第一軍(即侵華日軍第一軍——作者注)繼承這一‘傳統’,強調‘山西的特殊性’,實施山西的門羅主義,它完全是一種徹底的市場壟斷。”內田知行《日軍占領下的太原鐵廠的經營狀況》也討論了日軍對于閻錫山“山西門羅主義”的繼承。在日軍占領太原之后,1938年6月,日本大倉財閥代表太田文雄提出了太原鐵廠的運行方陣,尤其是要把充分滿足地方需要作為第一階段的任務,要“擴大舊西北實業公司的山西門羅主義,將河南和陜西的一部分,作為其供給區域”。所謂“舊西北實業公司”是山西最大的官僚資本企業之一,是閻錫山在經濟上的“門羅主義”的主要抓手之一。

  抗戰之后,“山西門羅主義”在南京國民政府眼里繼續保持為一個問題。日本記者松本重治《上海時代》描述了蔣介石如何借助追擊共產黨軍隊,讓中央軍進駐山西,打破閻錫山的“山西門羅主義”。而在1949年解放山西之后,太原市軍管會金融接管組批判“閻錫山政權長期采取門羅主義,形成半獨立性的金融體系”。而接管組的努力在于打破這種門羅主義,將山西的金融體系與整個解放區連成一片。

  以上八種“省域門羅主義”,不論其中的某些省份在實踐上多么閉關自守,均非以脫離中國作為號召。最后要討論的是一種依附于日本帝國主義的地方“門羅主義”,那就是在中國東北出現的“門羅主義”。

 

  1928年,北平小報《新北平》曾刊文《所謂滿洲門羅主義》(作者署名“快”)針對日本田中義一內閣的東北政策提出嚴厲批評,稱日本政府正在推行一種“滿洲門羅主義”。但日本軍國主義支持的東北區域“門羅主義”真正走到前臺,應該是在“九一八事變”之后。1931年11月5日,曾在張作霖與張學良手下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部參議的于沖漢向當時的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提出了八點政見,其中就有“在東北奉行門羅主義”的表述。根據關東軍參謀片倉衷在遠東軍事法庭上的證詞,于沖漢在和本莊繁談話(1931年11月3日)中指出:“目前事件已發展到這種狀況,為了保護和維持東北地區的安全、民眾福祉以及法治與秩序,該地區應從南京政府分離出來,以獨立的形式建立一個新國家。在東北地區以獨立的形式建立一個新的區域,應采取不進行軍事訓練的原則,也就是反軍事化的原則,并建立和遵守不威嚇、不侵略的原則,在上述原則的基礎上,建立一個門羅社會。”11月10日,偽滿自治指導部成立,于沖漢擔任部長,負責在基層宣傳日本“王道”統治。1932年偽滿洲國成立之后,于沖漢任首任偽監察院院長。

  溥儀的內務府大臣、偽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作《滿洲建國溯源史略》,建構了一個以“滿洲自古以來為獨立國”為宗旨的歷史論述,并稱偽滿建國“以所謂滿洲門羅主義為國是者也”,最大目的是“以滿洲國人民統治滿洲”,其實質含義是“滿洲者,以現在居住滿洲之各民族完全支配”,因此,而這里的“滿洲人”則泛指居住在偽滿境內的一切人種,包括滿人、漢人、蒙古人、朝鮮人、俄羅斯人、日本人等。但將日本人包含在“滿洲人”之內,也就有可能將東京對于偽滿決策的主導包裝成為偽滿洲國的自主決策。這一“滿洲門羅主義”恰與日本國內的“滿蒙門羅主義”相互呼應,后者赤裸裸地從日本的殖民需要出發,呼吁日本政府“援助”偽滿洲國,并排斥其他國家的干涉。“ 滿洲門羅主義”實質上是日本的“亞洲門羅主義”的延伸,是中國國內“省域門羅主義”話語最為墮落與變態的形式。

  省域“門羅主義”從威爾遜式的“民主”“自治”的正面形象,走到封建割據、抗拒統一的負面形象,其關鍵轉折點在于國共合作。“聯省自治”運動興起之后,盡管孫中山長期主張以縣而非省為自治單位,由于若干加入運動的省份承認孫中山領導的廣東政府為正統,在現實形勢之下,孫對“聯省自治”不便表示公開反對。不過,在其根據地廣東,孫的北伐主張與陳炯明的“廣東門羅主義”主張沖突日益激烈,二人最終在1922年6月兵戎相見。而在中共方面,1922年7月16—23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二大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認為“十年來,一切政權業已完全分于各省武人之手,若再主張分權,只有省稱為國,督軍稱為王了”,主張“聯邦的原則在中國本部各省是不能采用的”。1922年8月,孫中山與李大釗在上海會談,達成反對軍閥割據、統一全國的共識。9月13日中共中央《向導》周報創刊號發表陳獨秀《聯省自治與中國政象》,批評當下的聯省自治招牌底下,實質是“分省割據”“聯督割據”,陳獨秀主張用全國的民主主義分子造就強大的政黨,打倒軍閥,建設一個民主政治的全國統一政府。

  中國共產黨人迅速加入了國民黨的改組工作。在1924年1月通過的中國國民黨“一大”宣言中,我們可以看到對聯省自治運動的激烈批評:它不過是據省自重的小軍閥與挾持中央政府的大軍閥相安無事的偽自治,而真正的自治,必須要等待中國全體獨立之后才能成立。國共攜手,共同發動國民革命。正是這一在新式政黨的領導下通過社會革命統一全國的新政治共識,終結了“省域門羅主義”話語的黃金時代。

  四、余 論

  從人類歷史來看,只要有劃定排他性空間的實踐,就有可能產生表達排它性空間意識的話語。發源于美國的“門羅主義”話語,只是古今中外千千萬萬種空間政治話語中的一種。從19世紀以來,“門羅主義”話語國際影響力驟然增長,乃至流布于全球,被各種各樣的政治勢力所借用,在這一傳播進程的背后,是美國從西半球的區域霸權走向全球霸權的歷史進程。美國在各個區域的“在場”(至少是作為潛在聽眾),使得這些區域的文化—政治精英們有動力將本地的空間政治訴求“翻譯”成為某種“門羅主義”式的話語,從而在一個擁有(潛在)美國聽眾的空間中獲得更好的表達效果。近代中國對“門羅主義”話語的接受,也不外于此。

  19世紀末,在美國尋求在菲律賓建立殖民統治的過程中,旅日的中國精英汲取了經過日本傳播和轉化的“門羅主義”,進而發展出一種反滿的“省域門羅主義”話語,歐榘甲《新廣東》是這種話語的代表。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妥協告終,“反滿主義”淡出歷史舞臺,但“省域門羅主義”話語并未因此而終結。在民初中央政府與地方實力派的對峙之中,“門羅主義”話語被用于地方實力派的自保行為之中,而威爾遜主義對于“門羅主義”的新解釋,則賦予了“省域門羅主義”一種很強的“民主自治”的色彩。當1920年毛澤東支持“湖南門羅主義”的時候,強調的正是“門羅主義”包含的“民主”“自治”的含義。而當國內報章在與“帝國主義”對立的意義上,使用“門羅主義”一詞來描述那些并不支持平民政治參與的地方實力派的舉措的時候,這一詞語仍然保持著與“和平”、與“地方自治”的關聯,不失正面色彩。但隨著國共兩黨在20世紀20年代找到通過革命統一全國的道路,“門羅主義”日益與軍閥割據、封閉自鎖、抗拒統一關聯在一起,其正面色彩蓋過了正面色彩。

 

  在“門羅主義”從“超國家”層面被轉用于“次國家”層面的過程中,存在一個關鍵的“中間環節”——清末的旅日中國精英在日本“大亞洲主義”的影響之下,為“門羅主義”找到了一個具有感染力的句式:“××是××人的××”。這一句式本身完全可以被運用于不同層面的政治空間,無論是超國家、國家,還是次國家。通過這一句式,不同層面的政治話語具有了相互感染的可能性。不過,句式本身畢竟只是一個工具,更重要的問題是:人們為何有如此大的動力頻繁使用這一句式?而這就要追溯到19世紀末中國所遭遇的全面的政治秩序危機。在甲午戰爭之后,東西方列強競逐于中國與東亞,中國的戊戌變法遭遇失敗,對于當時敏感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無論是國家的秩序,“超國家”的區域秩序,還是“次國家”的省域秩序,空間的主人究竟是誰?應該具有何種程度的自主權?所有這一切都處于高度的不確定之中。

  在全面反思不同層面空間秩序的知識風氣下,近代的歷史行動者對于“門羅主義”符號被同時使用于“超國家”與“次國家”兩個層面,不無理論上的總結與思考。在1918年7月發表的《Pan……ism之失敗與Democracy之勝利》一文中,李大釗以“大……主義”(Pan…ism)同時來同時解釋日本的“大亞洲主義”與中國軍閥的省域門羅主義:“持此主義者,但求逞一己之欲求,不恤以強壓之勢力,迫制他人,使之屈伏于其肘腋之下焉。”一戰期間,民國法統分裂,南北對峙,軍閥之間相互攻擊。在李大釗看來,這就出現了一種內斗的“大……主義”。李大釗如此解釋這種主義與列強的擴張主義之間的差異:“……他人之‘大……主義’,乃奮其權力而向外部發展;吾國之‘大……主義’,乃互相侵陵,以自裂其本體。故他人之‘大……主義’,為擴充之主義,吾國之‘大……主義’,為‘縮小之主義’。”原因在于,中國作為弱小之國,其國民無力對外擴張,于是“好爭之性”只能對內發泄,沖突只能在次國家的省域層面發生。

  在1918年的《Pan……ism之失敗與Democracy之勝利》一文中,李大釗尚未明確將軍閥劃定和爭奪勢力范圍的實踐命名為“省域門羅主義”。但早在他參與編輯、1912年12月出版的《〈支那分割之運命〉駁議》一書中,李大釗就和北洋法政學會的同仁們一起,將日本的“大亞洲主義”與“門羅主義”關聯在一起:“近頃日人所盛倡者曰亞洲孟羅主義也,曰大亞細亞主義也。聽其言則友朋也,窺其心則盜賊也。所謂此等主義者乃日本希圖獨霸亞東之代名辭耳。”在1917—1918年,李大釗更是撰文多篇,繼續批判日本的“亞洲門羅主義”“極東門羅主義”。既然李大釗已經在日本的“大亞洲主義”與中國軍閥的勢力范圍意識之間做出類比,這距離將中國軍閥的勢力范圍意識命名為某種“門羅主義”,也不過是一步之遙而已。當然,在這一時期,李大釗盡管批判軍閥的省域門羅主義,但仍對通過聯邦制實現中國的重新整合抱有一定希望。但隨著“聯省自治”實踐的展開,他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地方軍閥與官僚只是借著聯邦制的口號來抗拒實質的統一,真正渴望在省這一層面推動民主自治,進而促進全國實質統一的人士,并沒有施展理想的空間。于是,李大釗與孫中山殊途同歸:1922年8月,孫中山與李大釗在上海會談,達成反對軍閥割據、統一全國的共識。

  李大釗于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張作霖逮捕。就在那天,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周報》第193期發表了他的最后一篇文章《北方政局近情》(署名“列武”),內有“奉方軍事政治,皆嚴守門羅主義,不容外人參入”的評論字句。4月28日,李大釗英勇就義,絞殺他的,正是他所抨擊的奉系軍閥的“門羅主義”。然而他參與締造的新式政黨繼續推進社會革命,以克服他所反對的兩種“門羅主義”。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中國20世紀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一場與“門羅主義”話語息息相關的革命,它在“超國家”的區域層面抵抗日本以“亞洲門羅主義”(或“東亞門羅主義”)為旗幟的區域霸權,在“次國家”的層面克服軍閥的“省域門羅主義”,最終完成了政治—社會—法律秩序的全面重建。“門羅主義”符號雖然源于地球的另一邊,是純正的美國土特產,卻跨越大洋,經過不斷的重新解釋,最終深度參與了近代中國的“舊邦新造”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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