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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決定論的歷史唯物主義評判

沈江平 · 2020-08-06 ·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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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決定論”幾乎成了歷史唯物主義揮之不去的“誤讀”。理論上,“經濟決定論”作為一種基于傳統哲學進路理解人類歷史的理論模式,訴諸“基礎主義”和“還原論”的思維方式,機械地解讀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強調經濟因素的唯一決定性。實踐中,“經濟決定論”的教條主義傾向,切割理論和實踐,將歷史唯物主義異化為一種“旁觀的實證科學”,遮蔽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價值立場,妨礙革命實踐甚至走向革命運動的反面。

  摘要:“經濟決定論”或“經濟唯物主義”思潮始于第二國際,時下仍存有類似觀點。“經濟決定論”幾乎成了歷史唯物主義揮之不去的“誤讀”。理論上,“經濟決定論”作為一種基于傳統哲學進路理解人類歷史的理論模式,訴諸“基礎主義”和“還原論”的思維方式,機械地解讀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強調經濟因素的唯一決定性。實踐中,“經濟決定論”的教條主義傾向,切割理論和實踐,將歷史唯物主義異化為一種“旁觀的實證科學”,遮蔽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價值立場,妨礙革命實踐甚至走向革命運動的反面。因此,有必要從學理上反思和揭示“經濟決定論”的本質,澄清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真實原貌。

  關鍵詞:經濟決定論  歷史唯物主義  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沈江平,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北京100872)?! ?/p>

  作為馬克思兩個偉大發現之一的歷史唯物主義是人們認識和把握人類歷史發展的科學理論。自誕生以來,歷史唯物主義便受到諸種誤讀詰難、批判甚至重建。無論是一些西方資產階級學者抑或一些馬克思主義研究者、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家,從各自理論立場和基點出發,卻建構了一個共同目標:將歷史唯物主義解讀為“經濟決定論”或“經濟唯物主義”。這種現象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尤為明顯。這股思潮時間持續久遠,涉及諸多學者,最早明確提出“經濟決定論”的是德國資產階級學者巴爾特,歷經第二國際以及李凱爾特、俄國經濟派、波普爾、柯林武德、威廉姆、哈貝馬斯等學者的不斷演繹,當前仍有類似觀點存在。無論是蓄意曲解或誤解,都指稱歷史唯物主義為經濟決定論,盡管他們都沒有對經濟決定論的理論本質加以分析。經濟決定論似乎成為對歷史唯物主義最常見的誤讀。馬克思與恩格斯以及之后的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都對經濟決定論進行過回應和批駁。解析和批判“經濟決定論”是理解和把握歷史唯物主義不可回避的重大課題。

  一、“經濟決定論”的演進及其實質

  用“經濟決定論”范式解讀人類歷史進而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由來已久。馬克思逝世以后,第二國際主流派在理解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逐漸將歷史唯物主義對資本主義的解讀實證主義化,將唯物辯證法解釋為經驗主義發生學,將歷史唯物論解釋為經濟決定論,而進化主義和折中主義成為其主流走向。以伯恩施坦為首的“修正主義者”事實上否棄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資本主義批判理論及其歷史觀和方法論,依托實證主義、折中主義、新康德主義和倫理社會主義等思想替代歷史唯物主義的資本主義批判,退化為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衛道士。他們是“經濟決定論”的始發者,這種現象在馬克思恩格斯在世時就已存在。19世紀70年代末馬克思對法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批判,包括恩格斯晚年遭遇的理論問題都與“經濟決定論”相關。

  經濟決定論一開始集中表現為庸俗地理解歷史唯物主義,尤其是作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產物的“經濟唯物主義”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歪曲影響巨大。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庸俗闡釋極具迷惑性,其原因在于當時一股拒斥黑格爾甚至徹底否定其辯證法的思潮在歐洲盛行,致使哲學又回到18世紀唯物主義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機械論模式。而資本主義呈現出線性發展的表象以及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導致人類社會的發展被簡單闡釋為由經濟決定的線性進化過程。這種非歷史的庸俗觀點伴隨著歷史唯物主義的廣泛傳播而影響加劇。如果僅從名稱的締造來看,經濟決定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的出現至少可以追溯到以考茨基為代表的第二國際正統馬克思主義。它的產生具有深刻的現實背景和理論訴求。理論上,當時西方學界實證主義大行其道,伯恩施坦、考茨基、拉法格等第二國際理論家深受實證主義的影響,將恩格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闡釋和發展擱置一旁,把它曲解為“經濟決定論”。他們用“唯一”代替了恩格斯所言的“歸根到底”,把經濟因素作為社會歷史發展的唯一決定要素,機械化、絕對化地對待經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的關系,缺乏辯證思維,忽視乃至否棄非經濟因素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經濟決定論”把經濟因素作為說明社會歷史的唯一決定性因素,而政治、文化、道德、宗教等都可以還原為經濟現象,其依附于邏輯推理和演繹而忽視對歷史與現實關系的認知。這種形而上學的機械觀人為切割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諸要素??梢哉f,庸俗的經濟唯物主義觀點即“經濟決定論”已然成為“第二國際”發展中最大的一顆思想毒瘤?,F實中,資本主義從以往的戰爭與革命混雜的時代進入“和平發展”時期,工人合法斗爭取得顯著成果,工人政黨在議會中的地位逐漸上升。由此孵化出否認革命尤其是否定暴力革命的合法主義和改良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等與馬克思經典資本主義批判理解模式相背離的思想不斷粉墨登場。這也成為“經濟決定論”得以形成的實踐背景。將經濟決定論強加到歷史唯物主義身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亂??陀^地講,考茨基、拉法格等人也不能算嚴格意義上的經濟決定論者。例如,與馬克思最為親近的法國馬克思主義者保爾·拉法格先后出版了《馬克思的經濟唯物主義》和《思想起源論——卡爾·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將歷史唯物主義稱為“經濟唯物主義”,認為經濟決定論是馬克思交給工人階級的新工具。拉法格的這種看法與狹隘的經濟決定論存在不同,他總是從經濟因素中去尋找每一種思想的基礎,但又反對用經濟來直接解釋每一個社會現象。比如,他只是將意識形態看成是經濟的產物,反過來意識形態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又具有影響,而忽略了上層建筑中的其他因素。這根源于拉法格不理解馬克思的辯證法,混淆了歷史唯物主義與舊的機械唯物主義的界限。對于伯恩施坦而言,新康德主義的主觀唯心論和不可知論才是其理論信仰。俄國的經濟派則信奉改良主義和庸俗進化論,混淆經濟斗爭與經濟基礎,將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原理歪曲為“經濟斗爭有首要意義”,把追求物質生活的欲望和“經濟動機”看成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終究是歷史唯心論的變種。

  經濟決定論在當代西方學者那里也有很大影響。比如,羅素就稱歷史唯物主義為“經濟史觀”,認為馬克思的歷史哲學過分強調經濟的決定作用,忽視其他經濟因素如英雄、民族、科學等的決定作用。波普爾也曾把歷史唯物主義稱為“經濟主義”,因為“馬克思把歷史舞臺上的人間演員(包括所謂‘大’人物)都看做是被經濟線路——被他們無法駕馭的歷史力量——不可抗拒地推動著的木偶”。波普爾一邊肯定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價值,一邊又認為馬克思將社會歷史的發展寄托于社會經濟條件,尤其是物質生產資料的發展上完全是錯誤的,決定社會發展的力量恰恰是政治思想、宗教思想和科學思想等這些非經濟因素??铝治涞峦瑯诱J為歷史唯物主義優劣勢非常明顯。在他看來,馬克思與黑格爾相似,都是從社會的某個視域來解析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不同的是黑格爾選擇了政治,而馬克思選擇了經濟因素。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也沒能擺脫“經濟決定論”的思維窠臼。例如,哈貝馬斯、阿爾都塞、威廉姆·肖和羅默等人在反思“經濟決定論”的同時卻又無法徹底擺脫其影響。哈貝馬斯斷言歷史唯物主義有著無法褪去的經濟決定論烙印,分析馬克思主義者威廉姆·肖和羅默將歷史唯物主義看成是一個更具原教旨主義傾向的解釋機制,賦予社會演進一種經濟學上的詮釋。以上學者徘徊于經濟決定論和嘗試重新解讀之間,從根本上講是受機械決定論思維的影響,沒有正確理解和把握歷史唯物主義所蘊含的辯證法底蘊。

  作為解讀人類歷史的一種模式,經濟決定論依然停留在傳統理論哲學思維中。傳統哲學的最顯著特質就是力圖從理論上一勞久逸地解釋和把握整個世界,即認為整個世界“是通過一種理性的、連貫的統一的方法被我們認識的,隨著不斷運用這種方法,我們最終能徹底認識這里的一切對象的自在的本身”。這種方法有賴于觀念和命題的嚴謹的邏輯推演,進而獲得對存在者整體的合理構建,而找到一定的理論基點是保證邏輯推演進程無誤的關鍵。在哲學史上,古代哲學“獨斷論”的“理智”和近代哲學的“自我”,先后成為理論的基點。秉承“還原論”的方法論和思維范式,“經濟決定論”將“經濟”因素看成是詮釋社會現實中其他一切因素的絕對基點,政治、道德、宗教、藝術等其他因素的存在都能夠“還原”為“經濟”而得以澄明。而馬克思批判唯心主義將歷史視為“想象的主體的想象的活動”時,指向的正是傳統理論哲學認知歷史的“還原論”思維范式。歷史事實在德國唯心主義思想家那里成為可有可無的東西, “沒有一個想到要提出關于德國哲學和德國現實之間的聯系問題,關于他們所作的批判和他們自身的物質環境之間的聯系問題”。恩格斯批評自稱為歷史唯物主義信奉者的德國青年派,以為將“這個套語當做標簽貼到各種事物上去,再不作進一步的研究,就是說,他們一把這個標簽貼上去,就以為問題已經解決了”。“經濟決定論”在歷史事實和理論之間的這種斷裂集中體現在它對社會有機體的人為切割和重構上。“人們總是先把社會整體中的這些個別方面孤立起來,把它們制作成一些抽象,然后再來研究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譬如研究法律對‘經濟因素’的依賴性。這種思維方式把人類社會活動產物變成一些自主力量,它們獲得了高于人的至上性。因此,對這些形而上學抽象的任何綜合,都只能是一種外在的綜合;這些抽象因素之間的任何相互聯系,都只能是形式上的和機械的因果關系。”正是在這種“外在的綜合”、形而上學的分析和詮釋中,“經濟決定論”在社會現實的真實關系外圍游離,得出的無疑是一種“先驗的”說明不了任何一個特殊歷史階段的抽象理論。經濟決定論把辯證法從歷史唯物主義中徹底拋棄,將馬克思主義推向“實證科學”,喪失了原有的理性批判精神和實踐批判精神,在理論上無法穿透資本主義日常經驗的現象層面,在實踐中走向同資本主義妥協的改良道路。

  綜上所述,作為一種基于傳統理論哲學進路理解人類歷史的理論,訴諸“基礎主義”和“還原論”的思維,“經濟決定論”將理論構造的法則看作是整個人類歷史過程的本質,其邏輯和現實都行不通。當它被一些人用來指稱或闡釋歷史唯物主義時,其危害不可小視。這種危害在實踐中凸顯于人們對馬克思哲學的革命性變革的認知和由此變革而形成的對一系列重大歷史問題的解讀中。經濟決定論把全部歷史發展解讀為自發形成的自然過程,經濟關系發揮著唯一的決定性作用。歷史成為不受人類主體控制的宿命,這種非歷史理解模式與古典經濟學的隱性前提趨于一致。在資本主義生產發展進入較高階段時,物質生產在社會生活中的決定作用已成為事實,西方資產階級學者借助新的理論形態遮蔽其非歷史性的理論本質,由此得出的線性進化的庸俗唯物主義即“經濟決定論”,將資本主義的歷史凝結在同質性社會結構的自我重復中。無限豐富的人類社會存在被詮釋為冷冰冰的經濟鐵律和社會現實,歷史唯物主義異化為一種“旁觀的實證科學”即自然化了的客觀主義學說,嚴重窒息了理論的價值批評立場,實質上是壟斷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和階級結構變化在意識形態和社會理論層面的反映。“經濟決定論”的教條主義錯誤傾向,更是導致理論和實踐分離,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性、革命性蕩然無存,直接危害工人運動的發展。當資本主義走向危機和無產階級運動高潮真正來臨時,革命理論跟不上實踐步伐,最終走向革命實踐的對立面。

  二、對經濟決定論的批判與澄清

  在“經濟決定論”出現、演進的同時,許多學者一直對其展開批駁。他們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并非“經濟決定論”,而是一種科學的認識社會歷史發展的方法,力圖還原理論的真實面相。有的學者著眼于馬克思的經典著作,從理論創立的過程中發掘馬克思本人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和闡釋,同時也將馬克思對“經濟決定論”的辯駁呈現出來,以此作為批判“經濟決定論”的理論基石。也有學者基于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自身理論視域,重新定位和詮釋歷史唯物主義,以求正確理解和把握,比如把歷史唯物主義分為唯物論和辯證法,力圖在這種二分法中實現統一來駁斥“經濟決定論”。盡管理解不盡相同,有的甚至走上重構、重建之路,但力圖從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回到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的軌道上的努力值得肯定。

  對經濟決定論的批判并非當代理論產物,在馬克思主義創立伊始馬克思和恩格斯等經典作家便已啟動。馬克思對“經濟決定論”沒有直接地專門著述,但不能因此斷言馬克思認可“經濟決定論”或沒有表明立場。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本身已表明馬克思與“經濟決定論”存在本質分歧。這是因為“馬克思的目的始終是‘政治經濟學批判’,這既意味著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批判,又意味著對它在資產階級國民經濟學說中的理論反映進行批判。馬克思并沒有在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的理論之外提出一種全新的、獨特的經濟理論。”顯然,馬克思對“經濟決定論”的批判隱含在對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過程之中。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馬克思晚年在處理法國的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對歷史唯物主義做經濟唯物主義的淺薄解讀時,會以“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來回應。恩格斯則直截了當地告訴人們,“根據唯物史觀,……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他還用歷史“合力論”來批駁“經濟決定論”,認為歷史發展中“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做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恩格斯在晚年還批判了當時德國青年過于看重經濟、把歷史唯物主義看作“套語”和“標簽”的做法,并強調“所有這些先生們所缺少的東西就是辯證法”。恩格斯不僅論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內容,還以書信的形式糾正了人們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諸種誤解。尤為重要的是,他對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性質即歷史辯證法的重視和揭示。在《怎么辦》《第二國際的破產》等著述中,列寧對“經濟決定論”進行了揭露和批判。他在駁斥米海洛夫斯基的錯誤言論時指出,“您究竟在馬克思或恩格斯的什么著作中讀到他們一定是在談經濟唯物主義呢?他們在說明自己的世界觀時,只是把它叫做唯物主義而已”。在批判俄國經濟學派的自發經濟決定論時,列寧認為,決不能因為經濟的決定作用而得出否認政治斗爭重要性的結論,“根據經濟利益起決定作用這一點,決不應當作出經濟斗爭(等于工會斗爭)具有首要意義的結論,因為總的說來,各階級最重大的、‘決定性的’利益只有通過根本的政治改造來滿足,具體說來,無產階級的基本經濟利益只能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革命來滿足”。十月革命的勝利更是從實踐上宣告了經濟決定論的破產。

  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從其特定的哲學文化境遇出發,走上了一條主體性邏輯的批判路徑。在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為代表的第二國際主要理論家那里,歷史唯物主義變成一種純粹的經驗科學或實證的“歷史科學和經濟科學”,社會發展乃至一切都由物質生產、經濟條件所決定,人就成為歷史發展演進的寂寞看客,主體已然缺位。第一個揚起批判大旗的是葛蘭西,他把矛頭直指第二國際的“經濟決定論”見物不見人的錯誤觀點,褒揚在社會歷史發展中人的主體力量,因為“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并不是冷冰冰的經濟事實,而是人,社會中的人,處在彼此的關系中、彼此達成一致,并通過這些接觸(文明)發展出一種集體的、社會的意志的人。人們來理解經濟事實,判斷它們并使它們適應于他們的意志,直到這變成經濟的推動力和塑造客觀現實,這種現實生存著,運動著,并變得像火山熔巖之流那樣,可以無論怎樣地被引向由人們的意志所決定的任何地方。”為了批判“經濟決定論”,盧卡奇提出了“階級意識”理論。在他看來,“如果歷史的發展被解釋成這樣,即資本主義的經濟過程將通過一系列危機自動地和無情地向社會主義前進,那么這里所說的意識形態因素則只是一種錯誤診斷的產物。……因為在這種觀點看來,根本不能設想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落后于經濟危機,不能設想有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危機。”因此,消解經濟決定論的方法“不是經濟動機在歷史解釋中的首要地位,而是總體的觀點,使馬克思主義同資產階級科學具有決定性的區別??傮w范疇,整體對于各個部分的全面的、決定性的統治地位,是馬克思取自黑格爾并獨創性地改造成為一門全新科學的基礎的方法論的本質。”柯爾施則認為,歷史規律必須通過作為主體的人的能動創造來實現,歷史唯物主義超越了作為主體的人受制于外部經濟環境的境況,以此來駁斥“經濟學體系”甚至“地理學和生物學的體系”等怪論。顯然,葛蘭西等西方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揭示了經濟決定論漠視人類主體的實踐能動性的錯誤傾向,由此提出了總體性范疇,力圖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辯證法,破解經濟決定論所謂“純粹科學的事情”、“鐵的規律”、宿命論等論斷。這種主體性邏輯在理論上回擊了第二國際的經濟決定論,在實踐中也推動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然而,支撐主體性邏輯的哲學思想乃是現代西方人本主義,對主體能動性和無產階級意志的過度強調與歷史唯物主義相背離,從而為阿爾都塞等人開辟科學主義理論邏輯埋下了伏筆。

  20世紀50年代,以阿爾都塞為首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試圖站在“科學”的角度,真實再現歷史唯物主義。為了瓦解“經濟決定論”的庸俗邏輯,阿爾都塞賦予“生產方式”新內涵。他認為,生產方式是復雜整體,由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等組成,這其中必然有一個占統治地位的領域或環節。他進一步指出,經濟最終的決定作用,體現在由經濟掌握著起決定作用的環節的轉換,而不是在經濟結構中起支配作用。也就是說,歷史的發展不是僅僅依賴于經濟因素,也不是單純依賴于上層建筑因素,應是它們相互作用的結果。阿爾都塞由此提出了“多元決定論”。用“多元決定論”來駁斥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經濟決定論”是正確的,特別是他對“生產方式”這個復雜結構中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與資本主義再生產之間的決定性關聯問題的考察,揭示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相互作用的內在機制,化解了“經濟決定論”的機械和僵化。這也表明其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意蘊的認可和澄明。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分析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捍衛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性,承認了多元化因素客觀存在的事實,對于反對教條式理解歷史唯物主義有其合理性,進一步推動了對“經濟決定論”的批判。但是,“多元決定論”模糊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地位,導致主次不分,同時,歷史理論科學主義化的邏輯路徑遮蔽了歷史主體——人的因素和作用,導致“社會歷史則成了反人的非主體的客體運轉,人類主體被實際地否定了”,實際上又成了批判的批判對象。與之類似,捷克新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卡萊爾·科西克針對“經濟決定論”的“經濟因素論”即把經濟因素看成唯一真實的存在并決定其他因素的產生,是社會存在的最終根源,提出用“經濟結構論”取代“經濟決定論”,來解答“經濟本身的起源問題”。他認為經濟不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因素,而是以勞動和實踐為本質的社會經濟結構,社會經濟形態是由經濟結構建構起來的,經濟結構使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獲得統一性和連續性。因而,經濟結構是人類各種社會形態的基礎,在此基礎上不同社會形態的具體境況得以澄明。以阿爾都塞、沃爾佩和科萊蒂為代表的科學主義的推動下,馬克思主義哲學科學化逐漸形成,他們試圖站在“科學”的角度,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區分為“理論”與“實踐”兩個不同領域,割裂了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與實踐的辯證統一,停留于經驗事實表面,與“歷史的辯證法”漸行漸遠,最終無法揭示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旨趣。除此之外,一些西方學者基于自身理論建構來批判“經濟決定論”。比如薩特提出“漸進—逆退”法試圖恢復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尼科斯·普蘭查斯則用上層建筑的“國家”層面取代經濟層面來闡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危機,他們都試圖克服“經濟決定論”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二元對立論,來科學揭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辯證關系。盡管囿于各種原因上述努力都沒能實現預期目的,但這種理論探索的精神和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捍衛值得肯定。

  “經濟決定論”頗具影響,對經濟決定論的批判同樣歷史悠久。從某種層面上講,這意味著修正馬克思主義還是堅持發展馬克思主義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v觀其演進歷史,這是批判與反批判之路,也是歷史唯物主義理解和詮釋不斷推進之路。每一種理論的產生和每一次對原著的闡發,都使得我們對歷史唯物主義有著某種新的解讀、認識和領悟。而他們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重新詮讀,也拓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領域。在肯定西方學者為批判“經濟決定論”從而豐富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視野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也要看到,由于自身理論的局限性和對歷史唯物主義缺乏準確和完整的理解,注重細節卻又陷入認識和實踐分裂,導致這種批判成為后來者需要再反思和“再批判”的對象。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局限于對經濟決定論思想本身的批判,面對工人運動處于低潮的現實,沒能在意識領域中提出切實可行的具體斗爭方案??茖W主義解讀模式的出現正是這種有意無意的缺失的結果。因此,對有關“經濟決定論”的批判進行某種“再批判”,是全面準確呈現歷史唯物主義真實面相不可或缺的一環。而這種“再批判”的展開有賴于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真正理解、分析和解讀。

  三、歷史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的應有之義

  馬克思主義從實踐角度出發,解決了康德提出的“理性”與“價值”的二分難題。第二國際主流理論家在解析資本主義問題時,用一種實證的歷史科學或經濟學理論取代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的、歷史的辯證法,導致理論與實踐、結論與方法、科學與價值分裂和對立,從而在理論和實踐雙重視域中掉入了“經濟決定論”泥潭,削弱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國內有些學者也存在上述誤讀,他們雖然也強調非經濟因素如政治、思想等對經濟的反作用,但這種反作用極其有限,淹沒于對經濟因素的過分重視之中,因而只剩下經濟的萬能決定論。另外一種解讀在承認非經濟因素對經濟因素具有反作用的同時,卻又過分夸大非經濟因素的作用。漠視經濟因素對非經濟因素具有基礎性的決定作用是對“經濟決定論”的“矯枉過正”,否定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經濟在社會生活中基礎地位和作用的思想,而走向“多元決定論”,同樣不可取。因此,對歷史唯物主義進行全面準確解析,科學澄清經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兩者關聯,厘清兩者辯證關系以及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就顯得尤為迫切。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有關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規律的概括是經典表述,關于這點學界已達成共識。但它具有時代特征,1859年是馬克思思想發展的重要節點,當時面臨的任務仍然是確立不同于歷史唯心主義的根本原則。因此,馬克思重點關注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以及它們之間的矛盾如何推動社會形態的更替,至于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并非重點。恩格斯后來對此總結指出,早期他和馬克思都把注意力放在經濟決定論的作用上,以便反對歷史唯心主義,對其他社會因素的作用沒有予以全面論述,這是時代任務產生的必然局限性。從一開始就苛求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建構一個絕對完整的歷史唯物主義體系,這是不可能的。如果說其中存有某些片面性,那也是深刻的片面性。沒有這種片面性,就不可能為歷史唯物主義奠定唯物主義基礎,也就無法完成徹底批判歷史唯心主義的任務。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來看,馬克思恩格斯在批駁資產階級理論家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歪曲和質疑時,確實如恩格斯所言,突出強調理論中的經濟因素,未能“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與相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但經濟因素在歷史唯物主義中擔當的絕不是一個僵化、抽象范疇,而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下人的生存境遇的歷史的、科學的呈現。“經濟”在馬克思眼里,已成為具體地、歷史地、辯證地剖析從事感性活動的人的現實狀況的切入基點。這與“經濟決定論”所關注的純粹經濟學意義上的“從資產階級出發”的“經濟”概念有本質區別,前者關注經濟、商品背后的人的發展,深入具體的、現實的社會關系層面;后者關注外在于人的商品、經濟曲線的浮動等,人只是一種抽象化的物而已。在歷史唯物主義中具有原初意蘊的作為人的生命活動之呈現的經濟,抽象地作為唯一的關于資本的肯定性表達的范疇時,它就成為“經濟決定論”解讀社會歷史的萬能鑰匙,成為“永恒的規律,而不是看做歷史性的規律”。

  “經濟決定論”忽視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艱辛的理論創建歷程和理論變革的世界觀意蘊,經濟學說成為理解和接受歷史唯物主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建構過程的順序正好相反,導致他們曲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革命意義,也就無法理解馬克思的辯證法與以往辯證法的不同。馬克思恩格斯是從顛覆歷史唯心主義出發來揭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而創立出科學的歷史觀。他們在闡明歷史唯物主義的時候絕不是單純強調生產方式或者物質生產實踐的決定作用,并非像經濟決定論者所認為的歷史唯物主義將經濟活動即物質生產實踐或生產方式的運動看作是社會發展唯一、線性的決定因素。他們強調上層建筑、意識形態對經濟基礎的能動作用、制約作用。恩格斯晚年在其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書信中專門強調,物質生產方式和物質生產實踐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是創立歷史唯物主義初期的基本問題。因為歷史唯心主義根深蒂固,源遠流長,嚴重束縛人們的思想,必須要徹底地顛覆它,就必須始終強調生產方式生產,所以說馬克思他們對這個問題強調得比較多,但同時始終強調了上層建筑、意識形態在物質生產實踐中的能動作用、反作用。恩格斯在歷史唯物主義書信中專門強調了這種互相制約的作用。因而對歷史唯物主義需要從辯證法視角來全面解讀,歷史唯物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歷史辯證法和歷史唯物論相統一的方法論。訴諸還原主義的“經濟決定論”用純粹的理論構造替代了鮮活的實踐過程的解析,必然導致現實與理論的分裂。與之相反,歷史唯物主義強調實踐的優先性,理論本身并沒有自足性,任何理論建構都離不開實踐。生活實踐是發展的,理論抽象也“絕不提供可以適用于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馬克思強調以生活實踐為基礎所獲得的理論抽象只能適用于一定的歷史現實,隱含著承認社會現實乃是由多種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觀點。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意蘊由此彰顯。“經濟決定論”無一例外地將“經濟”因素看作是決定性的因素,因而就可以很輕易地宣稱它的普適性和超驗性了,這無疑是一種機械決定論。正如恩格斯在批判經濟決定論者時所說:“所有這些先生們所缺少的東西就是辯證法。他們總是只在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結果。他們從來看不到:這是一種空洞的抽象,這種形而上學的兩極對立在現實世界只存在于危機中,而整個偉大的發展過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進行的……這里沒有什么是絕對的,一切都是相對的”。恩格斯多次談及歷史中各種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他就論述了法和國家權力的重要作用。而馬克思本人也沒有抽象地將經濟因素看成是絕對地起著支配作用,在其一些著作中多次論述了經濟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至關重要的甚至決定性的影響和作用。例如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就特別強調“階級均勢”對政變最終發生的決定性作用,而在《資本論》中關于工作日的部分,則表明了立法起著重大的作用。特里·伊格爾頓也認為:“那種以為對馬克思來說一切事物都是由‘經濟’決定的說法,是荒唐的且過于片面的。在馬克思看來,是階級斗爭塑造了歷史進程,而階級并不能被還原為經濟因素。”

  馬克思在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揭示了經濟對人與社會發展的重要地位,將經濟置于基礎地位,并用基礎來指稱經濟,進而將基礎與上層建筑概念轉化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概念,從而成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專有概念。這一思想既體現了歷史唯物論,又符合歷史辯證法。由是觀之,經濟的最終決定作用(基礎性作用)是就它在社會結構整體中的地位來說的,而不是社會中的一切現象都可以從經濟發展中得到解釋。恩格斯說過:“要從經濟上說明每一個德意志小邦的過去和現在的存在,或者要從經濟上說明那種把蘇臺德山脈至陶努斯山所形成的地理劃分擴大成為貫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語音變的起源,那么,很難不鬧出笑話來。”社會現象紛繁復雜,任何社會現象都企圖求解于經濟因素是不切現實的。在恩格斯眼里,19世紀經濟落后的德國,相比英法而言仍然是第一小提琴手。他對作為上層建筑觀念形態的哲學特點的解釋,并沒有簡單求之于經濟發展水平。他不僅重視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而且非常重視一個民族的民族性對于哲學特點的影響。在《英國狀況》中講到德國發生哲學革命時,恩格斯指出:“德國人,信仰基督教唯靈論的民族,經歷的是哲學革命;法國人,信仰古典古代唯物主義的民族,因而是政治的民族,必須經過政治的道路來完成革命;英國人,這個民族是德意志成分和法蘭西成分的混合體,……英國人也就卷入了一場更廣泛的革命,即社會革命”。恩格斯認為這需要詳細地認真地加以探討,因為不同的民族所占的地位,至少在近代所占的地位,直到今天在我們的歷史哲學里還很少涉及,或者更準確點而言,根本就沒有闡釋。而這種區別是不能簡單從經濟發展差異中得到合理解釋的。由此看來,在歷史研究中,在注重經濟具有最終決定作用的同時,應該關注上層建筑各個因素的相互作用。在人類社會結構中,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等各種各樣的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地理環境都有它的作用。即使在現代社會經濟生活起首要作用的歷史條件下,也不能把任何歷史現象歸結為“經濟基礎”一了百了。馬克思認為,即便是“相同的經濟基礎——按主要條件來說相同——可以由于無數不同的經驗的情況,自然條件,種族關系,各種從外部發生作用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彩色差異,這些變異和差異只有通過對這些經驗上已存在的情況進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社會發展從來不是單一的經濟因素作用的結果,而是多因素起作用,在諸多合力相互作用下發展,但經濟起著基礎性作用。歷史唯物主義不是多因素論,因為它在多種因素中抓住其中起基礎性作用或言決定作用的因素即經濟因素。像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論顯然走入誤區,只有多點論沒有重點論。恩格斯則提出“中軸線理論”,將經濟形象地比喻為中軸線,起最終的決定作用;其他影響因素則歸根到底圍繞在經濟這個中軸線周圍發揮其作用。“歷史研究的基本功能是對發現社會生活中的規律性作出貢獻……如果我們沒有認識支配社會發展的規律,不管是那些只適用于短時期的規律還是對許多時代都一直在起作用的規律,那么我們就不可能通過控制社會生活的各種因素來組織社會生活。我們只有掌握了預見我們有意識行動的后果的根據,才能控制社會生活。”所以,托波爾斯基說,當我們談到作為一種理論的歷史唯物主義時,我們所指的是一系列的關于過去事件的一般陳述,即揭示社會中的運動和發展的陳述。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它告訴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掌握社會發展規律是前提。歷史唯物主義是從生產方式的最終決定作用來揭示社會運動和發展的基礎,而不是對任何一種社會現象都要給予經濟學的解釋。經濟發展不能代替社會方方面面的發展,但沒有經濟發展社會絕不可能發展。歷史唯物主義將經濟看成基礎,但并非全部和一切。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只有同時存在,才是一個完整的社會結構。詮釋和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理應重視經濟在社會發展中歸根到底的決定性影響。但據此一葉障目,必然是偏好于宏觀大敘事,而忽視每個社會的差異性和特征以及豐富多樣的社會事實,就不能從其他多種因素的作用中尋求對現實的合理解答。

  事實上,歷史辯證法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兩者共同構成了馬克思的經典資本主義理論的方法論基礎。將歷史唯物主義看成歷史決定論,這幾乎是所有反對歷史唯物主義者的共同借口。馬克思他們當然沒有使用過“歷史決定論”的提法,其承認經濟在歷史中起主導、最終起決定作用的理論是歷史規律論而不是機械決定論。歷史唯物主義是以實踐為邏輯起點的歷史辯證法。它反對歷史無規律論、歷史唯意志論和歷史多因素決定論。它承認在社會結構或歷史發展過程中,與其他因素相比,經濟因素起決定性作用。“決定”一詞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時常出現,但就歷史唯物主義而言,“決定”一詞不是關乎某一具體歷史實踐和人物形成的必然性和不可改變性,也并非否認歷史事件和人物形成的偶然性和不可預測性,“歸根結底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因而社會發展是有規律的,是關于社會宏觀結構的規律理論。這種蘊含歷史辯證法的歷史觀是就歷史有規律角度來說的,而非歷史一切都已安排好,無須努力和奮斗。歷史唯物主義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否定意志自由,它的“決定論思想確認人的行為的必然性,摒棄所謂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話,但絲毫不消滅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對人的行動的評價。恰巧相反,只有根據決定論的觀點,才能作出嚴格正確的評價,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可見,人類的意志要真正獲得自由,就必須在認識和利用規律中獲得意志自由和對經濟這個決定因素發揮能動的反作用。歷史辯證法承認因果性,但因果性不等于必然性。歷史必然性是通過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實現某種可能性與排除其他可能性發生而實現的。世界上任何事件都有原因,但不能得出凡是有原因的都是必然的。西方國家誰當選總統、誰沒當選,有多種偶然性因素的影響,有可能是某種突發事件,乃至自然災害的發生,但都無法改變資本主義國家的體制和根本政策,這是由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本質所決定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創建,說到底就是對歷史中導致必然性的決定性因素的發現,同時又強調辯證地看待因果聯系、必然性與偶然性的關系。

  質言之,“經濟決定論”絕非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罪。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歷史唯物論與歷史辯證法相統一的歷史觀,它既主張社會歷史發展是具有客觀必然性的“自然歷史過程”,又強調人的主體存在及其能動性,強調“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既主張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又強調上層建筑諸因素的相對獨立性和反作用。它把主體的作用作為客觀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環節包含在歷史必然性之中。將主體排除在外的決定論,是用自然主義方式來看待社會規律,完全抹殺了社會生活的特點。經濟因素歸根到底起最終決定作用正是表現在人們的動機和結果中,“這是能夠引導我們去探索那些在整個歷史中以及個別時期和個別國家的歷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規律的唯一途徑”。歷史唯物主義不同于機械決定論,它是許多復雜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它固然取決于經濟這個最終決定力量,但同樣離不開包含主觀努力在內的其他因素。列寧認為聰明的唯心主義比愚蠢的唯物主義更接近聰明的唯物主義,顯然是贊揚黑格爾的辯證法,而非其唯心主義。作為蘊含歷史辯證法的歷史唯物主義,不是“無人”的辯證法,它強調社會歷史就是人在既定的現實關系中進行創造的有主體的一元決定和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統一,是關于在各種社會因素中起最終決定作用的理論,而不是簡單的經濟決定一切的理論。如果遺忘掉辯證法,我們就無法厘清歷史唯物主義與一般唯物主義的區別。這是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準則和出發點。

  四、“經濟決定論”反思的當代意蘊

  梳理和反思“經濟決定論”爭論史,其價值在于如何正確對待歷史唯物主義。它啟示我們不能教條地理解時代變化,停留于變化的外在現象層面,以此來否認歷史唯物主義、剩余價值理論、馬克思主義辯證法,進而徹底否棄馬克思主義,把洗澡水和小孩一起倒掉;而應與時俱進,秉持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基本原理來研究新現象、新問題,用新的結論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詮釋和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必須緊扣辯證法特質,抓住作為人類社會基礎的物質生產實踐與生產力發展這個硬核。在此基礎上來理解政治活動、政治架構、政治關系以及在經濟和政治基礎上的文化建設、精神建設,尤其要重視文化、政治對經濟所起的巨大的能動作用,它們之間是一種基于物質資料生產基礎的整體互動關系。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批判了“四人幫”將發展經濟污名化為“唯生產力論”的錯誤觀點,正確理解政治對經濟的反作用,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現了全黨工作中心的戰略轉變。我們要深刻領悟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意義,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立足新時代,我們要堅持人民至上,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貫徹落實“五大發展理念”,推動蘊含創新驅動機制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致力于中國與世界各國的互利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型文明形態的建構。

  反思經濟決定論有利于深入理解和把握蘊含創新驅動機制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重復性機制和創新性機制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兩種基本機制。人類社會的進步,包含新的生產工具的發明、文化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在內,常常是依靠社會的創新推動。社會進步的速度與受制于生產方式的創新動力密切相關。歷史唯物主義有關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詮釋為人類理解創新提供了新視角,也為我們深入理解和把握蘊含創新驅動機制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奠定了理論基石。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的狹小和自給自足的生存方式缺乏市場機制的動力,其創新往往是自發,導致創新動力不足;在資本主義社會,創新成為其關鍵要素,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固有矛盾不斷抑制資本主義社會創新能力的發揮。在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國,我們的經濟發展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制度和生產方式的先進性緊緊聯系在一起。歷史唯物主義的本質是關于物質生產方式是社會存在和發展基礎的理論,這決定了當代中國的經濟發展與其他國家不同之處是生產方式和經濟體制的不同,而不是所謂的經濟總量的比較。我們的發展依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獨特的生產方式及其所蘊含的創新驅動機制。相比較于前資本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在創新方面具有許多以往社會形態所不具有的優勢。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有能力有條件把創新作為國家發展戰略來布局和實施,把創新作為基本制度進行頂層設計,把重大創新作為國家創新項目來開展;我們能夠集中財力、人力重點投入。在精神方面,我們有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巨大凝聚力和強大動力。我們還有不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不斷完善的以企業為創新基地、以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創新體系以及國家層面的聯合創新體制。只要我們能夠客觀地看待中國這些年來在科技領域所取得的跨越式發展,就無法否認創新絕不是與生產方式性質、社會形態無關的純智力、純GDP競賽。從理論本源來看,這是因為,歷史唯物主義重視生產力,但決不忽視生產關系,而是將兩者辯證統一于生產方式中;其視野中的物也不是貨幣、機器、廠房,而是作為社會存在和發展基礎的物質資料生產方式。

  反思經濟決定論在中國融入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進程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亦具有理論指導和方法論意義。全球化進程日益加快,各個國家各個民族要素稟賦各異,有各自特長,也有各自短板。世界普遍交往程度越來越高而且越來越重要,愈加凸顯世界交往整體性協調性的重要性。歷史地解析普遍交往這種歷史關系,離不開歷史唯物主義整體性、協調性的辯證特質。歷史唯物主義為我們理解當今世界普遍交往,理解當今世界人民互相進行友好的經濟政治文化往來,以政治協商解決問題,提供了巨大的方法論啟示和理論指導。以往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核心,以資本主義霸權為價值理念。這種政治經濟秩序在經濟上表現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落后國家經濟交往的不等價、不平等;在政治上表現為恃強凌弱,以大壓小。舊的政治經濟秩序已經制約了整個人類社會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強調共商、共建、共享、共贏,其核心理念符合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在世界普遍交往的歷史進程中的共同需要和共同要求。推進世界秩序的合理化,歷史唯物主義可能并非唯一理論路徑,但其批判性無疑最為徹底,其理論深度最為深厚。人類命運共同體充分遵循和運用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法要義,尋求一條通達人類更高“共同性”水平的符合絕大多數人利益的真正的人類“普遍交往”,追求“自由人聯合體”這種“真正的共同體”,在構建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和實現全球有效治理中意義重大,是新時代世界交往的創造性智慧結晶。作為映現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邏輯的全新世界圖景,人類命運共同體開啟了一種新的世界治理模式和實踐觀念,從而破解新舊秩序轉化中所衍生的一系列全球性治理難題和挑戰。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在現實邏輯失靈、步入自相矛盾的死胡同的情況下,找到了一個理想化未來的輪廓。未來的真實景象就是現實的破產。”但實踐任重道遠,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對原有政治經濟秩序社會現實的反思和重構,其自身又“構成了歷史唯物主義所面對的最重大、最根本的‘社會現實’,這必將帶動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在當代世界的創新與發展。”

  歷史唯物主義在尋求對新理論和新問題的解答中不斷得以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深刻改變了中國,中國因此迎來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直到當前向強起來邁進的偉大飛躍,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框架仍然是分析和解決現實問題的主要理論依據。進入新時代,中國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依然行進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架構中。歷史唯物主義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基礎,即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際上就是歷史唯物主義在新時代中國的具體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貫徹和運用。統領新時代中國建設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推動落實人民美好生活圖景的整體訴求;確立新發展理念,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提出“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從道路、理論、制度、文化方面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解答,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繼承并超越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理解,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集大成體現,為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作出了原創性的貢獻。當前,經濟全球化不斷推進、世界政治經濟格局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等變化都提出了新的挑戰,需要人們從歷史中吸取理論和實踐經驗教訓,實現時代問題與哲學問題的有力互動,在詮釋和解決中國乃至世界的重大現實問題中推進馬克思主義及其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彰顯其在理論和方法上的獨特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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