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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生物技術發展對大國競爭與全球治理的影響

劉沖 鄧門佳 · 2020-08-08 · 來源: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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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沖: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軍控與安全研究所副所長

  鄧門佳: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軍控與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內容摘要

  近年來,新興生物技術與跨領域高新技術快速融合發展,應用前景廣闊,潛在風險突出,生物技術制高點和生物安全能力建設成為大國競爭新焦點。新冠疫情凸顯各國生物安全體系的弱點和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短板,進一步催化大國競爭,加大全球治理難度。由于缺乏核查機制和生物技術的兩用性,生物安全之爭可能誘發大國軍備競賽甚至軍事沖突;生物恐怖威脅、生物技術謬用和濫用風險更趨復雜,生物數據安全、全球公共衛生治理難度增大。主要大國應從維護人類安全的根本利益出發,明確共同利益,創新合作機制,提供公共產品,切實管控日益嚴峻的生物安全風險。

  近年來,新興生物技術迅猛發展,其潛在安全風險廣受關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暴露了當前國際生物安全體系的脆弱性,生物安全能力或成大國競爭新重點,從而使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形勢更趨復雜嚴峻。主要大國應切實摒棄成見、創新合作,攜手管控日新月異的生物安全風險,維護人類共同安全。

  主要大國角逐生物技術及產業制高點

  近年來,世界前沿新興生物技術快速發展,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與成果,與跨領域高新技術交叉融合。各國紛紛加強頂層設計,加大研發投入,爭奪生物技術和生物經濟領先地位。

  新興生物技術,主要是指以DNA組裝與合成、基因編輯等技術為代表的合成生物學相關技術。21世紀初期,科學家嘗試在現代生物學與系統生物學的基礎上引入工程學思路和策略,誕生了學科高度交叉的合成生物學,喚醒了生物學及相關傳統學科從“發現”走向“創造”的強大生命力,利用非天然的分子合成生命,正在帶來生物學向工程技術科學轉化的重大變革。近年來,合成生物學發展進入了新的快速發展階段,研究主流從單一生物部件的設計,迅速拓展到對多種基本部件和模塊進行整合。在基因編輯領域,生物科學家從1996年的第一代基因編輯技術ZEN,到2013年以來陸續開發出CRISPR/Cas9、單堿基編輯技術(第三代),更加精準、高效,不僅可以借此實現農作物的抗蟲、高產,甚至可以通過基因治療治愈一些疑難雜癥;在DNA組裝與合成領域,借助DNA拼接技術,商業機構和學術系統已經可以用高效、高正確率、高可靠性以及低成本的方法將基因長度的片段拼接成更大的片段,從而實現更有工程優勢和實踐意義的DNA從頭合成。

  以合成生物技術為代表的新興生物技術極具潛力,引發全球學術機構和智庫的高度重視。2004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技術評論》評出的“將改變世界的十大新興技術”中,合成生物學被列為第二位。2010年,美國《科學》雜志將合成生物學列入“十大科學突破”名單。2014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布《合成生物學政策新議題》報告,認為合成生物學領域前景廣闊,建議各國政府把握機遇、引入資金、組建機構、培養專才,以創新方式推動合成生物學的發展。此外,美國大西洋理事會認為合成生物將成為2030年最具顛覆性的技術之一,并于2020年3月成立新機構,關注合成生物及個性化醫療等新興科技對社會的影響。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2015年發表報告認為,合成生物對未來安全環境的塑造及防務決策者的影響深遠,隨著合成生物學、材料科學、納米技術等領域的發展,2045年人類可以實現生產替代性器官,是未來最值得關注的科技趨勢之一。

  新興生物技術還與3D打印、人工智能和自動化等技術相融合,可望進一步對生物產業帶來革命性影響。目前,3D打印技術在生物學領域的應用正急速擴展,大幅降低生物醫學植入物、假肢和醫用模具的生產成本,未來發展和應用前景可期;3D生物打印技術在組織工程領域具有巨大潛力,有望利用活細胞和活性生物材料構建具有良好生物組織相容性和生物學功能的簡單組織和器官。人工智能技術與生物醫學交叉融合,亦展現出巨大的應用價值,基于機器和人工智能算法,生物大數據分析得到極大加速,為強化士兵技能、個性化醫療等提供了準確評估模型,有助于抵御特定疾病侵害。自動化技術的進步也為生物學領域的發展帶來極大助益,可以實現生物學實驗室的自動化操作,提高研發的效率和生產率,在生物安全檢測、監控和響應中,還可由機器代替人力,從而降低人類面臨的生物安全風險。

  總體來看,當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大數據技術極大提升了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的研發效率,測序技術的突飛猛進則帶動了各種組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并進入臨床應用,生命科學進入大數據、大平臺、大發現時代。與此同時,合成生物技術顯示出巨大潛力,個性化醫療和精準醫學改變傳統的疾病診療模式并推動醫藥產業變革,干細胞與再生醫學為疾病治療開辟了全新道路,單細胞技術、定向蛋白質組學技術、基因組編輯技術以及光遺傳學技術等新興研究方法推動生命科學向更加精確和實時的方向發展。

  生物技術和生物經濟的廣闊前景,引發世界主要大國的高度重視。美國奧巴馬政府2012年曾發布《國家生物經濟藍圖》,現任總統特朗普2019年10月在白宮召開首屆美國生物經濟峰會,邀請產業界代表、官員、專家與會,并發表峰會紀要,表示生物經濟涵蓋醫療保健、信息系統、農業、制造業、國防等領域,占美國GDP的2%并持續迅猛增長,對國家活力和公民生活至關重要。美國將致力于保持世界生物經濟領導地位,構建研發優先,包括基礎設施、產業隊伍、數據在內的生物經濟體系,把生物經濟作為美國科技創新的優先事項,強化產業基礎、提升和保護基礎設施及生物數據、撬動美國生態創新體系、明確監管機遇和挑戰。

  此外,世界其他主要國家也紛紛推動實施生物經濟新戰略。2019年俄羅斯發布《2019-2027年俄羅斯聯邦基因技術發展規劃》,提出加速發展基因編輯技術為醫學、農業和工業建立相關科技儲備,完善生物領域緊急狀況預警和監測系統;7月成立生物技術發展協調委員會,協調政府、社團、研究機構和其他組織的關系。英國把合成生物學列為未來八大技術之一,是首個在國家層面通過路線圖方式推動合成生物發展的國家。英國2012年頒布《英國合成生物學路線圖計劃》,提出到2030年實現英國合成生物學100億歐元的市場。2018年英國又先后發布《國家工業生物技術戰略2030》和《2030年國家生物經濟戰略》,提出要將工業生物技術置于英國工業戰略和生物經濟戰略的核心,利用前沿生物科技優化國家經濟結構。2019年日本發布《生物戰略2019——面向國際共鳴的生物社區的形成》,展望“到2030年建成世界最先進的生物經濟社會”,提出要加強國際戰略,并重視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2019年5月韓國發布《生物健康產業創新戰略》,提出構建國家生物大數據中心、數據積累中心醫院、新藥候選物質大數據中心、生物專利大數據中心、公共機構大數據中心等5個大數據平臺,推進創新藥物開發和醫療技術研究;2019年12月又推出《生物健康研發投入戰略》,確定未來生物科技投資方向及主要挑戰。2015年12月年印度發布《國家生物技術發展戰略2015-2020》,提出未來將實施多個大型生物技術研發項目,創新生物技術產品,促進生物科研、教育及創業,實現2025年印度生物產業產值過千億美元,并將印度打造成世界級的生物制造中心。

  中國生物科技與生物產業發展迅猛,2018年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領域專利申請數量和授權數量、發表生命科學論文均僅次于美國,位居全球第二。中國《“十三五”生物技術創新專項規劃》指出:生物技術是21世紀最重要的創新技術集群之一,具有突破性、顛覆性、引領性,具有與其他高新技術交叉融合、創新周期大大縮短、研發組織模式呈現網絡化和全球化三大特征;生物技術產業正加速成為繼信息產業之后的又一個新的主導產業,將深刻地改變世界經濟發展模式和人類社會生活方式,并引發世界經濟格局的重大調整和國家綜合國力的重大變化;搶占生物技術和生物技術產業的戰略制高點,打造國家科技核心競爭力和產業優勢,事關重大、事關全局、事關長遠。

  大國生物安全領域競爭更趨激烈

  新興生物技術與人工智能等高新技術融合是一柄雙刃劍,既極大催發生物經濟產業,也使各國面臨更為復雜的生物安全形勢。近年來,美國等主要大國紛紛推進戰略、完善體系、強化研發,健全國家生物安全戰略體系。

  一是戰略上高度重視新興技術的生物安全影響,加強國家戰略規劃。美自2001年“9·11”和“炭疽郵件”事件以來,高度重視生物威脅對國家安全的影響,歷屆政府《國家安全戰略》都把生物恐怖威脅視為對其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并出臺專門的國家生物防御戰略。小布什總統2004年簽署《21世紀生物防御》總統令,首次明確美國生物防御計劃四大支柱,即“威脅感知”“預防和保護”“監視和偵察”和“救援反應和重建”。奧巴馬政府2009年出臺《應對生物威脅的國家戰略》,提出生物科研、應急響應、全球健康、安全規范等領域的七大目標。特朗普政府2017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明確把探測和遏阻生物威脅、支撐生物醫學創新和生物產業、加強應急響應,作為“應對生物安全威脅和流行病”領域的三大優先行動。2018年公布美國《國家生物防御戰略》,要求成立內閣級生物防御指導委員會,由衛生部長牽頭,下設生物防御協調小組,負責統籌15個政府部門處理生物恐怖主義和致命疾病暴發問題,并定期監督和評估生物防御戰略的實施。歐盟在動植物安全、轉基因安全、生物制劑、兩用生物物項等領域共制定10項條例、6項指令和6項決議。條例在各成員國均有法律效力,指令則需成員國限期完成相關國內立法,決議對所涉特定對象有法律約束力。英國2018年也公布首份《生物安全戰略》,界定面臨的生物安全風險,規范政府職責、應對原則和響應機制。

  二是強化風險評估、監測預警和應急響應體系。在風險評估和預警方面,美國建立多種國家新興生物監測安全系統,如國土安全部負責“生物監測計劃”,監測空氣中病原體釋放,預警生物恐怖事件;美國疾控中心實施“生物傳感計劃”,從國防部、實驗室協會、醫院等部門獲取數據,快速發現、判定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美國還制訂《國家生物監測科學和技術路線圖》,推進監測預警網絡整合。英國情報機構負責搜集評估蓄意生物威脅,由公共衛生局、環境食品和農村事務部等部門負責公眾和動植物健康數據;建有覆蓋全面的監測系統,可快速監測和識別疫情,臨床醫生、獸醫、科學家和行業專業人員每天報告重大疾病或可疑生物安全事件。在應急響應方面,美國實施“生物盾牌”計劃,針對生物恐怖襲擊的潛在病原體,研發疫苗、藥物、診斷與治療方法,做好炭疽疫苗、天花疫苗等重要生防物資的儲備和應急生產準備;還通過《國家應急框架》,協調各級政府、公私部門和非政府組織,應對生物恐襲等緊急事件。英國也制定多項生物安全應急預案,定期開展跨部門培訓和演習。

  三是高度重視新興生物技術的軍事應用。2014年美國國防部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宣布成立生物技術辦公室(BTO),年預算約占DARPA總額的11%,2020財年BTO被批準撥款3.74億美元,2021財年申請預算3.93億,在研項目由BTO成立時的三大領域23項,發展到目前五大領域48項,主要涉及生物威脅探測、溯源,大規??焖偕锓烙皩勾胧?,生物戰準備及恢復的革命性技術,提高士兵訓練及作戰能力,人機接口平臺等領域。2017年,美國防部國防科學委員會成立生物工作組,集中研究現代生物學快速發展尤其是25年內可能突破的領域,評估其有助于提升國防創新潛力或對手能力發展對國防安全的威脅。美國國防科技決策顧問機構“賈森小組”(JASON)向美國防部遞交《基因編輯研究》(2016)、《基因驅動研究》(2017)等多份內部報告,闡述前沿生物科技的戰略意義,建議國防部加大研發和投入。2018年6月,美國國防部、美國國家科學院、國家工程院和國家醫學院聯合發布題為《合成生物學時代的生物防御》報告,強調近幾年迅速崛起的合成生物學正在帶來新一代的生物武器威脅,基因編輯工具的發展使惡意的生物信息編輯變得更為快速簡易、難防難測,將對民眾和軍事作戰產生巨大威脅,呼吁“美國政府應該密切關注合成生物學這一高速發展的領域,就像冷戰時期對化學和物理學的密切關注一樣”。俄羅斯也以國防部微生物科學研究所等4級生物實驗室支撐,加大生物軍事技術研究。

  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席卷全球,美歐發達國家看似穩固的生物防御體系成為“馬奇諾”防線,并未經受住疫情的考驗。截至2020年6月11日,美歐兩大洲已有582萬人感染,其中美國感染人數197萬,死亡11多萬人,感染人數仍在不斷攀升,教訓十分慘痛。這既暴露出部分西方國家精于在政治利益、經濟得失上“算小賬”,罔顧人民安全這個“大賬”,也反映出各國生物安全體系依然不夠完備。未來大國勢必進一步強化各自生物安全能力,在大國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生物安全之爭可能為大國戰略穩定注入新的不穩定因素。

  一方面,美國受疫情刺激,正醞釀啟動“生物曼哈頓”工程,可能進一步拉大與其他國家生物安全能力的差距,不排除誘發生物安全領域軍備競賽的可能性。目前,美國的生物安全能力已遙遙領先于其他大國,這從生物安全研發投入即可管窺一斑。2001年“9·11事件”以來,美國對生物安全研究的資助力度持續大幅增加,雙重布局基礎研究與防控措施研究,生物防御基礎設施和應急響應措施建設以及對生物武器的抵御等方面的研究得到長期穩定支持。英、法等國的研究晚于美國,且資助力度遠不及美。美國公開的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15個,三級實驗室1356個,遠超世界其他國家。美國還在德特里克堡組建“國家跨部門生物研發聯盟”(NICBR),整合國防部、國土安全部、農業部、衛生部下屬的8個研究單位的研究力量。

  2020年是美國實施“曼哈頓工程”75周年,該工程可謂是美國版的“集中力量辦大事”,在成功研制核武器方面功不可沒。2019年7月,美國官方咨詢機構生物防御藍帶研究小組(現更名為“兩黨生物防御委員會”)提出“生物防御曼哈頓計劃”,倡議通過公私合作,保護美國免受生物戰、生物恐怖主義和傳染病等生物威脅的侵害,以贏得大國競爭新優勢。新冠疫情在美暴發后,美國內關于啟動“生物曼哈頓工程”的呼聲再度高漲。美議員、高官、學者紛紛呼吁盡快推進“生物曼哈頓工程”,以抗疫為契機帶動生物安全能力建設:一是按戰爭動員建設病毒檢測、個人防護、醫療資源等關鍵能力;二是創新金融支持方式,大力推進官、民生物基礎科學研究;三是多管齊下推進相關生物安全專業隊伍建設;四是創新監管機制,推進生物安全技術的快速產業化能力。2020年4月,美富豪與頂尖科學家宣布效仿“曼哈頓工程”,聯合啟動“新冠曼哈頓項目”,12名來自化學生物學、免疫生物學、神經生物學、腫瘤學、胃腸病學、流行病學及核安全等領域的頂尖專家組建“遏制新冠病毒科學家聯盟”,聚焦疫苗和藥物研發,為美政府高層收集和篩選全球最有價值的科研成果。此外,在兩黨尖銳對立的背景下,美參院少數黨領袖舒默,仍聯手共和黨參議員托德·揚提出“無盡前沿”議案,擬在5年內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注資1000億美元,以支持先進科技研發,震動美國科學界,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兩黨在集中力量維持美國科技優勢方面的共識,生物技術是其中重點之一。

  由于《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未設核查機制,在條約框架下建立核查機制的國際努力一直由于美國的阻撓難有進展。盡管美國自尼克松政府時期已宣布停止生物武器研發,但生物技術存在很強的兩用性,新興生物技術發展又進一步模糊生物進攻與防御的界限。弗朗西斯·福山在《我們的后人類未來:生物科技革命的后果》中表示,未來生物技術會成為世界政治重要的斷裂線。美國以強化生物防御能力為由加速生物軍事技術研發,又拒絕國際核查,很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的警惕和跟進。在大國競爭加劇、政治互信降低的背景下,如果不能打破這種相互猜疑的安全困境,很可能誘發生物領域的軍備競賽,進而危及大國戰略穩定。

  另一方面,隨著生物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大國互信可能更加脆弱,全球安全可能由于新的大流行病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亂甚至軍事沖突。此次新冠病毒溯源問題盡管尚未完全調查清楚,但國際權威研究已普遍認為,新冠病毒源于自然而非人工合成,主要證據在于:其刺突蛋白與人體細胞結合效率很高,現有人類基因工程技術尚達不到這一水平;病毒構型與現有已知病毒均不相同,而目前人工合成病毒須以現有病毒為模板制造。新冠疫情在美國暴發蔓延后,美國一些政客不顧國際科學界的共識和美情報機構的專業評估,迅速甩鍋中國生物實驗室,叫囂啟動國際調查追責,最終難以與科學權威相抗衡而無果而終。事實上,美軍遍布全球的生物實驗室也早已引發俄羅斯等國擔心。俄高官稱,美全球建立200多個軍用生物實驗室,尤其是在靠近俄邊境地區建立生物實驗室對俄生物安全構成重大威脅,俄官方曾多次表示過擔憂。俄外交部2020年5月再次表示,美國在世界各地開展“軍事生物學活動”,俄方需從維護國家安全的角度對相關問題“予以思考”。

  可以想見,由于新興生物技術的快速發展,未來人工合成相關病毒或蛋白的效率將不斷提高,而人工智能和大數據與基因編輯、合成生物學相結合,很多病毒構型可以通過計算模擬而得,未必一定需要基于自然存在的病毒構型,這勢必極大弱化和模糊人造病毒和自然進化病毒的界限。此外,由于美國推動“全政府”對華競爭戰略,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等機構和聯邦調查局(FBI)聯手,以竊取知識產權為由拉網式調查華裔科學家,不公平地限制中美生物科技交流,這將進一步加劇兩國之間的不信任感。

  如果國際生物實驗室核查機制長期無果,國際尤其是中美生物科學家又日趨處于“脫鉤”狀態,在大國戰略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一旦再暴發類似此次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疫情,由于政治上的互不信任,“病毒人造”的陰謀論勢必甚囂塵上,如果科學上再難以及時作出有說服力的結論,可能引發國際社會的激烈矛盾,甚至不排除引發軍事沖突的可能性。美國時任防長馬蒂斯在2018年美國《國家生物防御戰略》發布會上即表示,生物防御戰略名為防御,指的是美國面對生物進攻采取的生物防御措施,不意味著美國不會采取非生物軍事措施予以回擊。

  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形勢更趨復雜

  生物武器因其成本低廉,素有“窮人的原子彈”之稱,而新興生物技術與其他高新技術融合發展,為新型生物武器研發提供了極大便利,使原有國際生物安全治理體系的漏洞更為突出,隱患不斷暴露放大,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面臨的挑戰更為復雜多樣。2019年1月,美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發布《世界威脅評估》報告,宣稱“包括基因編輯、合成生物學和神經系統科學等生物技術領域的迅猛發展,各國政府在經濟、軍事、倫理和監管方面的步伐越來越難以跟上。這些技術在帶來巨大潛在好處的同時,也引入了嚴重風險。”

  具體而言,新興生物技術在與人工智能、自動化、3D打印等新技術快速融合發展的同時,也可能帶來如下一系列新的安全隱患:人工智能技術可用于篩選出更多基因序列或樣本,優化生物制劑的傳播。在生物學和醫學分析中廣泛應用人工智能,可能開啟超靶向生物戰,形成針對特定目標群體的生化攻擊。生物數據的數字化與日益普及的合成生物學研發能力相結合,更降低生物武器開發的門檻。通過機器學習,不法分子可優化細菌病毒變異的方案從而提高其毒性和傳播速度。自動化技術將縮短生物制劑的生產周期,減少對專業工作人員的需求,借助自動化工具,可實現在更廣范圍內更快捷地制造生物武器。方興未艾的3D打印技術則可用于生產實驗室設備組件以制造生物武器所需的其他物品,還可做到分散生產,從而減少對貨物實際跨境運輸的需求,進而更有可能規避出口管制所施加的障礙,增加出口管制的難度和生物武器擴散的風險。

  由于新興技術的發展,生物武器可能日益多樣化、小型化、模塊化、基因化,但傳統出口管控機制日益難以管控新興技術的轉移,其更新速度也顯著落后于生物技術的迭代演進。作為國際軍控重要基礎,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禁止一整類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國際公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也面臨更多挑戰。該公約主要覆蓋生物毒劑,未涉及基因武器等潛在的新武器和新興兩用技術,對非國家行為體也難以約束。因此,國際主要智庫和軍控組織紛紛呼吁革新當前國際生物軍控體制,提升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水平??傮w來看,受新興技術發展和大國競爭影響,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主要面臨以下突出挑戰:

  首先,生物恐怖威脅更須警惕。一方面,國際恐怖勢力不斷謀劃生物恐怖襲擊。2001年,美國發生“炭疽郵件”恐怖襲擊,敲響了生物恐襲的警鐘。2016年以來,美歐情報部門多次警告,有證據顯示“伊斯蘭國”可能在制造生化武器。2018年,德國警方逮捕一名涉嫌制造蓖麻毒素的“伊斯蘭國”追隨者,其他國家近年來也陸續破獲制造生化恐襲的預謀案。此外,恐怖組織曾多次試圖借疫情發起恐怖襲擊。2014年埃博拉疫情在非洲暴發期間,“基地”組織曾策劃派人前往疫情重災區感染病毒,再返回美西方國家,擴散病毒;2016年“寨卡”疫情在巴西暴發,“伊斯蘭國”揚言利用病毒攻擊美國,傳播恐慌;2020年3月,伊拉克情報機構透露,“伊斯蘭國”計劃利用感染新冠病毒的成員充當“人肉炸彈”,向伊拉克南部和什葉派場所發起襲擊,以加速病毒蔓延,加劇社會恐慌。2018年12月,美發布《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恐怖主義國家戰略》,稱包括生物武器在內的恐怖主義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結合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之一”。

  另一方面,全球范圍內針對新興生物技術創新和應用的整合治理體系建設迫在眉睫。2018年1月,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病毒學家大衛·埃文斯研究團隊利用郵件訂購的方式獲得遺傳基因片段,成功合成馬痘病毒。該病毒與天花病毒同屬正痘病毒家族,這是人類首次合成正痘病毒家族成員,也是目前化學合成的規模最大的病毒基因組。該研究可直接適用于再生天花病毒,引發各界對生物恐怖主義的擔憂。2018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舉辦病毒大流行桌面推演顯示,一種名為“Clade X”的生物工程病毒被恐怖組織故意釋放,可能對美國和全球造成難以應對的災難性風險。無論是有意釋放或無意泄露,合成生物有機體給人類社會帶來了難以預測的風險。美2019年《世界威脅評估》報告認為,“生物武器威脅變得越來越多元,實施方式多樣,軍民兩用技術的發展也助推生物武器的開發”。新興生物技術使生物武器開發所需門檻日益降低,未來恐怖分子通過公開材料掌握天花等高致命性病毒合成技術的可能性很難排除,可能對人類造成巨大的災難。新冠病毒等傳染病全球流行所帶來的巨大影響,可能對恐怖分子形成巨大吸引力,國際社會應對疫情所暴露出的嚴重缺陷,也可能被生物恐怖分子利用。如何有效加強生物安全監管,切實斬斷恐怖分子與生物武器的結合鏈條,是世界各國政府、國際組織、科學界、產業界和戰略界的共同責任。

  其次,生物數據安全問題更為突出。新興生物技術發展,尤其是人工智能與生物技術結合,使基于海量基因數據的生物武器研制具備條件,生物數據安全已從過去的隱患變成突出現實威脅。生物信息是一種戰略性資源,蘊含巨大的軍事應用價值、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隨著生物信息爆炸性增長,生物信息安全已經成為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安全領域。國際上圍繞生物信息資源領域的控制、隱性掠奪也從未停止過,生物信息安全也已成為國際戰略博弈的新疆域。美國、歐洲和日本等國在20世紀80~90年代相繼成立了具有世界權威性、數據同步更新的國家級生物信息中心——美國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歐洲生物信息研究所和日本DNA數據庫,它們已經成為國際生物信息數據存儲、交換、獲取方面的核心機構。美國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網站的日均用戶數量突破300萬,每天處理27TB數據。除了國際科研論文需要向國際數據中心上傳數據,當前商業基因檢測日益普及,不少商業公司利用智能手機上傳下載染色體數據等生物信息,商業生物數據中心的數據量也不可小視。大型醫學影像設備、基因測序儀器可能存在漏洞,也可能被網絡攻擊竊取相關生物信息。未來如何加強對科研數據、商業數據的監管,完善相關生物信息采集設備的網絡安全標準,防止生物數據大量泄露,被少數國家或恐怖組織用于不法目的,將是國際社會需要高度關注的問題。

  第三,生物技術謬用和濫用風險值得關注。一是生物技術謬用風險日漸增大?;蚓庉嫷燃夹g具有巨大的應用潛力,也存在一定的技術缺陷和嚴重的倫理風險。國內外生物科學界對基因編輯的邊界和紅線達成的共識是,允許對胚胎發育階段或生殖系細胞進行體外基因編輯的研究,但絕不能用于生殖的目的,且其研究的過程需要政府主管部門進行嚴格監管,流程需要公開透明。2018年,中國南方科技大學賀建奎主導的國際團隊宣布,經CRISPR/Cas 9基因編輯、具有抵抗艾滋病能力的一對嬰兒已誕生,引發國內外嘩然和強烈反對。除了基因編輯技術的倫理風險外,美國科學家復原西班牙大流感病毒、合成新型冠狀病毒等危險舉措,也引發強烈的國際爭議。二是新興生物技術降低生物研究門檻,可能帶來嚴重的濫用風險。目前,“生物極客”正在變得越來越普遍,這一群體缺乏科學和系統的訓練,但只需花費較低的價格,購買CRISPR試劑盒,便可進行小到操縱細菌和酵母的基因、大到修飾人體基因的實驗。CRISPR試劑盒屬于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的管轄范圍,但到目前為止,FDA尚未對生物極客制定任何標準。由于缺乏監管,“生物極客”已引發業界對生物安全的擔憂,一旦“生物極客”釋放基因改造過的生物武器或者將經過修飾的基因傳播到自然界,可能引發難以想象的嚴重后果。

  第四,全球公共衛生治理難度加大。過去100年現代醫學的進步,使得人類克服了大量威脅自身安全的公共衛生問題,但21世紀仍然將是公共衛生問題迭現的世紀。從SARS、中東嚴重呼吸綜合征的暴發,以及2009年H1N1流感的全球流行,直到此次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充分說明了當前全球公共衛生體系存在的諸多不足和治理難度,為國際社會敲響了警鐘,類似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嚴重景象,并不因醫療水平的進步而一去難返。從當前新冠疫情應對來看,多數國家政府表現不盡如人意,致使疫情難以得到全面遏制。未來新興生物技術的發展和大國競爭的加劇,可能對全球衛生治理造成多重影響。一是面對新型病毒傳播的風險,各國監管和國際治理普遍滯后于合成生物學等技術的發展。無論是實驗室管理不善導致新技術謬用,還是恐怖分子惡意制毒或“生物極客”無心之過,都可能引發前所未見的病原體流行。從新冠疫情的情況來看,很難說國際社會對此類隱蔽性強、傳染性大的病原體做好了應對準備。二是生物技術和產業發展將加劇國際公共衛生水平的不均衡。發展中國家受自身科技能力所限,往往只能扮演諸如病毒樣本等原材料提供者的角色,疫苗研制等高附加值的產業鏈末端多為發達國家所壟斷,發展中國家無法真正分享前沿生物技術紅利,造成實際上的國際分配不公。從新冠病毒的全球流行過程中,可以明顯發現不少發展中國家受制于檢測能力不足,導致確診量偏少,病死率和重癥率明顯偏高。隨著主要大國加大投入生物科技和生物產業,未來在疫苗可及性、流行病治療能力等方面,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能力鴻溝還可能進一步擴大。三是大國競爭可能干擾國際衛生合作。世界衛生組織盡管還存在著資源受限、能力不足等缺限,但依然是無可替代的公共衛生治理的國際協調平臺和危機應對樞紐。尤其是2005年《國際衛生條例》修訂通過后,進一步擴展了國際防疫的范圍、增強了世衛組織權威性,有力強化了國際公共衛生危機的應對能力。但是美國因疫情應對不力,惱羞成怒,甩鍋推責,不客觀、不公平地批評世衛組織的疫情處置,并決定退出世衛組織,引發國際社會的強烈批評,也對新冠疫情的全球應對造成極大負面影響。

  對加強全球生物安全的幾點思考

  新興生物技術的發展與大國競爭疊加共振,使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面臨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維護生物安全歸根到底是維護“人的安全”和“人類安全”,符合全人類和世界各國的根本利益。主要大國應切實摒棄成見,在夯實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發揮創造力,以合作求安全,不斷更新完善現有國際生物安全機制,在使人類享受新興生物技術發展紅利的同時,切實管控日益嚴峻的生物安全風險。

  第一,明確共同利益,切實維護國際戰略穩定和共同安全。盡管美國日益采取“全政府”對華戰略,在《對華戰略方針》中“秀肌肉,撂狠話”,但仍然表示愿與中國保持“結果導向”的對話,共同管控風險。切實防止恐怖分子獲得制造生物武器的能力,禁止國家開發可能使人類陷入巨大危險的新型生物武器,符合中美和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中美兩國尤其是美國,應防止戰略競爭導致“情緒化”應對功能性議題,立足問題本身尋求解決辦法。如生物武器核查問題上,美國的主要顧慮在于擔心其敏感技術泄露風險。在核武器核查領域,科學家發明了很多在不打開核彈頭、保護機密信息的前提下開展核查的辦法,生物核查也可借鑒相關經驗,找到增信釋疑、防止安全困境的具體辦法。在生物安全的其他問題上,中美兩國也應當加強合作,積極探索符合兩國共同利益的具體方案。

  第二,集思廣益、凝聚共識、共同努力,在新形勢下搞好敏感生物技術和物項的國際防擴散合作。生物領域防擴散面臨的最大技術挑戰在于生物技術仍處于迅猛發展之中,基于條約和清單的傳統管控措施卻持續滯后。為解決這一矛盾,國際社會應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和聯合國“1540”決議及其機制的基礎上,加強自愿性倡議,進而向國際規范動態轉化。中國近年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會間會進程,即提出在該公約框架下制定“生物科學家行為準則范本”和建立“生物防擴散出口管制與國際合作機制”兩項倡議,國際社會可參考“核安全峰會”進程中不斷豐富的“自愿性倡議”籃子,求同存異、自愿聯合、不斷壯大、推進共識,從而最大可能堵塞擴散漏洞。二是應把防止向非國家行為體擴散作為現有防擴散機制優先任務。澳大利亞集團等現有防擴散機制多誕生于冷戰時期,主要目的在于防止技術向敵對國家擴散,美國時常把是否允許加入相關防擴散機制作為拉攏、打壓重點國家的手段,不利于這些防擴散機制發揮積極作用。尤其是生物恐怖主義和生物技術謬用濫用的風險突出,更需要國際防擴散機制團結所有國家,轉變思路,突出重點,才能確保堵塞漏洞。三是應共同搞好生物數據安全國際規范??蒲袛祿?、商業數據等生物數據庫,未來可能成為惡意組織竊取、破壞的重點,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設想,國際社會應加強溝通,盡快形成共識和標準,強化生物數據安全。

  第三,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搞好本國生物安全建設的基礎上,積極提供全球公共產品。中國認為,生物安全關乎一個民族的生存、一個國家的穩定和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也對地區安全乃至全球戰略平衡有著深遠影響。面對生物武器威脅、生物恐怖主義、大規模傳染病等相互交織的多樣化挑戰,各國日益成為生物安全領域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中國主張,國際社會各方應秉持“公正有效、平衡有序、合作互助、統籌兼顧”的生物安全理念,在做好本國生物安全頂層設計的同時,共謀全球生物安全公共產品,共筑全球生物安全屏障。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充分說明病毒不分種族、國界,共同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迫在眉睫。習近平主席在第73屆世界衛生大會視頻會議開幕式致辭中宣布了中國支持全球抗疫將采取的“提供國際援助、建設應急樞紐、對口醫院建設、疫苗全球可及、暫緩債務償付”等五大舉措,尤其是“為實現疫苗在發展中國家的可及性和可擔負性作出中國貢獻”,與美國加強新冠病毒相關醫療技術的出口管控、試圖壟斷疫苗接種、屢屢拖延國際援助的舉止形成鮮明對比,贏得國際社會普遍贊譽。生物安全是全球密切互動的重要領域,以鄰為壑不能獨善其身,只有同舟共濟才能保障安全,各國應從新冠疫情應對的經驗教訓中汲取智慧,切實樹立“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的理念,才可能在未來解決好全球生物安全的新挑戰。

  本文原載于《現代國際關系》2020年第6期的生物安全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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