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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信 | 國際最大的農業研究組織的一體化改革,將造成兩大負面影響

可持續食物體系國際專家組 · 2020-08-05 · 來源: 人民食物主權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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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主權按

  國際農業研究磋商組織(注:英文全稱Consultative Group on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下文簡稱CGIAR)的平臺下有15個法律意義上彼此獨立的研究中心,然而最近在蓋茨基金會、世界銀行、美國政府、英國政府等資助方的壓力下,CGIAR要把這些中心統一為一體。

  這封公開信由iPES FOOD(注:可持續食物體系國際專家組)撰寫,對“一體化CGIAR”提出了兩點批判:

  第一點,集中為一體,更加加強了北方國家的強勢;

  第二點,此次改革是在不可持續的道路上加速前進。

  原文導語

  CGIAR亟需一場改革。但在重大重組前夕,我們認為,目前的改革方案不能實現所需的根本變革,還可能加劇全球農業發展中的權力失衡。“一體化CGIAR”的改革方案似乎是以近乎強制的方式在推進,這令我們感到擔憂。此外,這次改革幾乎沒有得到所謂的“來自全球南方的受益人”的支持,不僅內部交流圈的多元性不足,而且也沒有考慮食品系統現在亟需的范式轉變。

  原作者|可持續食物體系國際專家組

  譯者 | 丁卯 侯晨雨 守拙 青年雜質 驚雷

  校對|藍走走

  責編 | 驚雷

  后臺編輯|童   話

  國際最大的農業研究組織——國際農業研究磋商組織(CGIAR)將一體化,可能會造成兩大負面影響。本文是由可持續食物體系國際專家組寫給CGIAR的公開信。

  盡管“CGIAR系統”聽起來像是一個技術官僚機構,但很少有組織能像CGIAR那樣對當今的食物系統發揮如此大的影響。自1971年于“綠色革命”的高峰時期成立以來,CGIAR在多個大洲推動了農作物育種、農業機械化和現代化的發展。CGIAR是農業發展圖景中濃墨重彩的一筆:它雇傭了一萬名科學家和技術人員,擁有將近80萬作物品種和11個種質庫,它的預算很快就要超過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和國際農業發展基金(IFAD)了。

  當下,全球面臨著氣候變化、新冠疫情和一系列其他挑戰,在此背景下,CGIAR的使命——發展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農業知識和創新——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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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GIAR在全球各地的研究中心  圖片來源:Smallholder Agriculture

  因此,目前正在進行的CGIAR改革進程是必要的,并且關乎公共利益。

  “一體化CGIAR”的改革試圖將總部分別位于15個國家的、15家合法獨立但又互相協作的中心,合并為一個法律實體。這背后的推動力來自于CGIAR的最大的幾家資助方,尤其是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世界銀行、以及美國和英國政府。當前組織結構下的“研究議程的碎片化”被認為削弱了CGIAR應對復雜和迅速發展的挑戰的能力。而正在被推動的機構重組,其目的在于實現:

  統一的“CGIAR董事會”、統一的國家或地區的代表;

  與可持續發展目標相一致的更綜合的規劃;

  預算從每年8.5億美金增加到約20億美金;

  以及更多的集資。

  經過一年的磋商,在本月(注:7月)晚些時候CGIAR各中心將在一場投票中批準該機構重組方案。

  CGIAR早就應該進行改革了。其體系在諸多方面都表現不佳,完全無法應對食物體系面臨的挑戰以及新出現的其他挑戰。然而,我們注意到目前的改革進程同以前的版本一樣,距離根本性變革還差得遠,并有加劇大國權力的風險。這些擔憂與改革本身以及“一體化CGIAR”的基本愿景有關:

  首先,重組似乎是以脅迫的方式推進的,而且沒有得到南方國家的真正支持。

  “一體化CGIAR”的支持者(正確地)認為,新冠疫情正在造成一場重大的糧食危機,并堅持認為疫病與氣候緊急情況都需要緊急行動加以應對,他們的認識加快了這一進程。7月3日的投票決定成立一個8人的管理委員會和一個3人的領導團隊,以敲定合并安排,同時堅持在7月底前進行最終投票。

  不僅如此,他們還采取了一種“軟硬兼施”的方式:如果合并順利進行,CGIAR的整體預算將得到增加,而那些反對合并的中心則受到預算削減的威脅。業內人士說,來自全球南方的政府和農業機構的代表——被吹捧為CGIAR和綠色革命的受益者——普遍反對合并,而大型資助者和與之密切相關的科學機構則支持合并。上周投票反對合并的兩個中心分別是總部位于印度尼西亞和肯尼亞的森林和農林中心。盡管設在菲律賓的國際水稻研究所(IRRI)投了贊成票,但菲律賓和泰國政府以及亞洲科學機構的代表投了反對票。

  其次,內部交流圈的多樣性不足,無法推動國際農業研究磋商組織的改革。

  長期以來,來自全球北方(全球北方,特指經濟發達地區,尤其是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在國際農業研究磋商小組的領導和治理角色中任職的人數過多。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在CGIAR進行早期重組時,來自這四個國家的人員占董事會主席和董事的85%。CGIAR隨后努力改善性別平衡,并從南方國家引進工作人員和董事會成員。但是,真正的觀點多樣性仍然是缺乏的:許多被征募的人與全球北方(發達國家和地區)大學以及捐助伙伴有著密切的聯系,而全球南方(經濟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農民、民間社會和獨立研究人員的聲音卻在很大程度上缺失。CGIAR系統參考小組(SRG)的22名成員中,只有7名負責人來自全球南方,其中兩人隸屬于CGIAR的中心。SRG的兩名聯合主席,都是來自全球北方的男性,且代表蓋茨基金會和(以前)先正達基金會[1]。

  第三點,本來設想的重組未能使CGIAR具備糧食系統迫切需要的范式轉變。

  現行的農業發展方法的缺點越來越明顯。特別明顯的一點是,“國際綠色革命聯盟”(AGRA)是國際農業研究磋商組織計劃的主要合作伙伴[2],卻未能實現其承諾的到2020年的單產、收入和糧食安全的增長。實際上,AGRA重點關注的國家已經減少了重要營養食品和適應當地的作物產量(例如小米),而使得小農債務增加,使他們喪失了對生產選擇的控制權,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增加了饑民[3]。相反,農業生態系統通過整個“農業+生態系統”中作物/物種的多樣性和自然協同增效來提高農業的適應力,已經越來越成為引人注目的替代方案。越來越多的科學評估和國際機構已經認識到農業生態學在實現經濟、環境和社會共同效益方面的潛力[4]。

  自從“綠色革命”高峰時期成立以來,CGIAR經歷數次取向改變。部分CGIAR中心致力于推行系統的、以人權為基礎的路徑,特別是在其針對參與式植物育種、建立農民管理種子體系、以增進營養和適應性為目的的物種多樣性保持、生物防治和農林混作等方面的工作中。但CGIAR系統沒能使這一取向成為主流。

  2017年一項研究總結稱,即使CGIAR自2008年起開展新的廣泛研究項目(CGIAR-wide research programmes,‘CRPs’),“CGIAR的存在對系統研究的展開沒有幫助”[5]。生物視界(Biovision)和可持續糧食系統國際專家組(iPES FOOD)[6]最近的分析顯示,平均來說,CGIAR廣泛研究項目目前只涵蓋了20%的系統農業生態學研究指標[7]。同時,CGIAR的“全球整合項目”在食物體系改進方面并無建樹[8]。CGIAR各項目表現不一、各中心目標不一致則反映出這一組織對特定投資方的依賴,例如國際熱帶農業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ropical Agriculture,IITA)65%的資金來源于美國政府、蓋茨基金會和非洲發展銀行。

  雖然一些基本問題在近期的重組過程中得到修正,但是CGIAR運行的核心思維似乎并未改變。CGIAR的關注點仍在于“更快、更廣泛、更低價”地運用創新科技,在于將技術提供給受益人而不是與他們一同發展創新[9]。增加某些特定作物的產量對于部分CGIAR中心而言仍是絕對的工作重點。

  此外,人們并不清楚“一體化CGIAR”主導下的機構整合將如何推進建立彈性、可持續食物體系所需的、因地制宜的、農民主導的跨學科研究。CGIAR重構后,制定計劃的權力將集中于一個委員會,這可能會進一步削弱地方制定研究計劃的自主性,且加強最大投資方對機構的控制能力,而這些投資方中的大部分實際上不愿偏離綠色革命路徑[10]。

  上述三個問題都說明了極小部分主體手中掌握了資金,主導全球農業發展的權力。這一現實可能會破壞過去一年為與利益相關者進行協商做出的大量努力。

  隨著重組進程的推進和“一體化CGIAR”的形成,人們迫切需要確保如何避免這些風險。例如,“一體化CGIAR”的共同理事會的組成至關重要,這可能是確保聲音真正的多樣性和CGIAR全面代表性的重要基礎。

  此外,當前的重組過程必須作為一個契機,來反思和根本性地改革CGIAR的使命和運作模式,以期:

  將全球南方國家的農民,研究人員,民間社會團體和政府的意見放在中心位置,并支持由農民和農民組織主導的變革性、跨學科的農業生態研究。

  ★ 在區域、子區域廣泛的網絡范圍中,進行國家研究中心和大學之間的協作和知識共享,以增強全球南方國家的自主研究能力。

  ★ 增強CGIAR組織的管理多樣性,以確保包括獨立利益相關者在內的跨地區、跨性別代表的均衡性。

  ★ 加強CGIAR以及設在羅馬的其他機構(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國際農發基金-IFAD,世界糧食計劃署WFP)在世界糧食安全委員會(CFS)的參與.

  ★ 將科研議程與全球糧食系統的其他組成部分整合在一起,包括:組織機構創新,生態可持續性和可持續發展目標。

  如果要重建CGIAR的合法性和重要性,那必須有真正的民主辯論,來討論更廣泛的全球食物系統改革的問題和CGIAR的未來。如果2021年糧食系統峰會(Food Systems Summit)能夠開放給更多的民主參與,那么在峰會上討論這些問題可能有助于使CGIAR改革進程民主化。這將使這場峰會具有其目前缺乏的合法性和目的性[11]。

  最終,CGIAR系統應該反映出我們需要的糧食系統:去中心化的,因地制宜的,生態農業的,具有更分散式的和更平等的權力關系。

  可持續糧食系統國際專家組的成員有:

  Olivier De Schutter (聯席主席), Olivia Yambi (聯席主席), Bina Agarwal, Molly Anderson, Million Belay, Nicolas Bricas, Joji Carino, Jennifer Franco, Mamadou Goïta, Emile Frison, Steve Gliessman, Hans Herren, Phil Howard, Melissa Leach, Lim Li Ching, Desmond McNeill, Pat Mooney, Raj Patel, P.V. Satheesh, Maryam Rahmanian, Cécilia Rocha, Johan Rockstrom, Ricardo Salvador, Laura Trujillo-Ortega, Paul Uys, Nettie Wiebe, Yan Hairong.

  參考資料:

  [1]The foundation is legally independent from but strategically aligned with and funded by Syngenta, a wholly-controlled subsidiary of China’s Sinochem Corp.

  [2]Most recently, CGIAR announced that the ICRISAT-led AVISA project is partnering with AGRA ‘to enhance uptake of modern technologies, including improved crop varieties’. https://www.cgiar.org/news-events/news/new-partnership-inked-with-agra-to-boost-improved-technology-uptake-in-africas-agriculture/

  [3]False Promises: The Alliance for a Green Revolution in Africa (AGRA), Biba (Kenya), Bread for the World (Germany), FIAN Germany, Forum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Germany), INKOTA-netzwerk (Germany), IRPAD (Mali), PELUM Zambia, Rosa Luxemburg Stiftung (Germany), Tabio (Tanzania) and TOAM (Tanzania). https://www.rosalux.de/en/publication/id/42635

  [4]These include the World Bank-led global agriculture assessment (‘IAASTD’), the 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landmark reports from the IPCC and IPBES, and a July 2020 statement by 360 scientists from 42 countries published in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Wanger et al. Integrating agroecological production in a robust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Correspondence in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2020).

  [5]Leeuwis, C., Schut, M., & Klerkx, L. (2017). Systems research in the CGIAR as an arena of struggle. In: Sumberg J (Ed.). Agronomy for development.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in agricultural research. Routledge, London, pp.59-78.

  [6]Biovision Foundation for Ecological Development & IPES-Food. 2020. Money Flows: What is holding back investment in agroecological research for Africa? Biovision Foundation for Ecological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Panel of Experts o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7]A handful of projects are more systemic, notably the CRPs on Forests, Trees and Agroforestry (FTA) and Water, Land and Ecosystems (WLE), but have comparably small budgets.

  [8]The ‘Global Integrating Program’ on Agriculture for Nutrition and Health (A4NH) emphasizes biofortification and biosafety, hardly mentioning production diversification, while the Climate Change,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CCAFS) strategy fails to prioritize systemic approaches to climate resilience.

  [9]https://www.cgiar.org/impact/one-cgiar/

  [10]For example, only 3% of projects funded by the Gates Found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are agroecological. Biovision Foundation for Ecological Development & IPES-Food. 2020. Money Flows: What is holding back investment in agroecological research for Africa? Biovision Foundation for Ecological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Panel of Experts o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11]The 2021 Food Systems Summit Has Started on the Wrong Foot – But it Could Still Be Transformational. Op Ed by IPES-Food Co-chairs, Olivier De Schutter and Olivia Yambi, March 2020. https://foodtank.com/news/2020/03/2021-food-systems-summit-started-on-wrong-foot-it-could-still-be-transformational/

  文章來源:

  http://www.ipes-food.org/pages/OneGGIAR

  原標題:

  OPEN LETTER | 'One CGIAR' with two tiers of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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