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文章 > 經濟 > 社會民生

古學斌 | 口述家暴:貴州苗族中年女性的痛苦見證

古學斌 · 2020-08-09 · 來源:人民食物主權論壇
收藏( 評論() 字體: / /
本文對黔東南苗族中年女性群體所處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進行了研究,發現當地苗族家庭由于缺乏其他生計來源,農業生產上的家庭承包制使得父權制更加嚴重,生計的貧困讓家庭中的男性產生較大壓力,卻將女性作為出氣筒,而苗族的嗜酒文化更是加重了苗族男性對女性的家庭暴力。

  導語

  本文對黔東南苗族中年女性群體所處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進行了研究,發現當地苗族家庭由于缺乏其他生計來源,農業生產上的家庭承包制使得父權制更加嚴重,生計的貧困讓家庭中的男性產生較大壓力,卻將女性作為出氣筒,而苗族的嗜酒文化更是加重了苗族男性對女性的家庭暴力。經濟依附、就業能力低下、顧及孩子等原因又使得這些受暴婦女去忍受折磨,她們的境遇遠比公眾視野中所見的受暴精英女性更為艱苦和不堪。

  當地苗族婦女們通過參與作者帶領的“口述見證”行動研究活動,一起傾訴遭遇家暴的受苦經歷,增強了婦女之間的凝聚力。

  

  古學斌 博士

  現為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博士導師、中國研究與發展網絡中心主任,北京大學-香港理工大學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聯席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工作博士課程主任、社會學專業負責人?,F時也是英文國際期刊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和 Action Research的執行編輯。一直參與弱勢群體的研究,當中包括香港女工、老人、新來港人士、南亞族裔、下崗工人、貧困山區農民和少數民族等,積極提倡參與式行動研究。

 

  一、前     言

  在世界上,針對婦女的諸種暴力中,被丈夫或其親密的男伴虐待是最常見的一種。根據國際健康和性別平等中心(Center for Health and Gender Equity)1999年發布的報告,“在世界范圍內,每三個婦女中至少有一個在其生命中曾遭受過毆打、強奸或其它形式的虐待。而虐妻者通常是她自己的家庭成員。”在中國也不例外,性別的暴力被認為是一個主要的社會問題(social problem)以及對人權的嚴重侵犯。

  根據由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簡稱婦聯)主持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全國2.7億中國家庭中,有30%存在家庭暴力,其中90%是男性對女性的施暴。57%的受訪婦女說她們曾被自己的丈夫虐待。

  大家一般都共識家庭暴力源于男性宰制的文化——父權文化,其價值、規范和制度往往合理/合法化男性對女性的施暴行為。不過后女性主義者告訴我們,暴力背后的原因是復雜和多元的,可能因種族、族群、階級、性別、年齡、身體的殘障以及地域差異而不同。錯綜復雜的針對婦女的暴力,它的不同形式,以及它們潛在的不同含義和影響應該仔細地被審視和深層理解。

  因此,本文將根據我們在中國西南的貴州省山區展開的口述歷史項目所獲取的資料,討論以下幾個問題:在哪些特定的情境下家庭暴力會在中國農村少數民族社區發生?如何理解在這些特定情境下發生的暴力?什么因素造成這些地區的婦女面對暴力的威脅?家庭暴力給這些家庭帶來什么后果?

  我們從1999年到2004年,采用了口述見證(Oral Testimony)作為其中一種社區發展的策略和方法來探索中國農村貧困地區的苗族婦女的生命歷程。目標是使這些邊緣的苗族婦女可以發聲,也希望在過程中她們得到充權。同時我們通過聆聽她們的生命故事,了解家庭、社區以及其它社會的力量如何形塑她們的生命歷程。

 

  二、理解家庭暴力

  理論上講,我們可以將暴力沖突分為兩類: 垂直的暴力和水平的暴力。垂直的暴力涉及到占優勢的群體對另一群體的支配,有權勢者往往自上而下的對弱勢群體進行暴力壓制,阻止劣勢群體采取行動來改變整個不平等狀況。水平的暴力涉及到在平等的經濟資源或政治權力之間的沖突。家庭暴力更確切地說虐待妻子這種以性別為基礎的暴力屬于垂直暴力因為婦女很多時候在社會上處于從屬地位,與施虐者處于不平等的地位。

  對婦女而言,最普遍的兩種暴力形式是被男伴虐待和強奸,它們可能發生在少年期、青少年期或成人期。身體上的虐待(包括被親密伴侶毆打、雙方毆斗等)也經常伴隨著心理上的虐待。同時,在眾多暴力案子當中,大部分與強奸有關。大部分的婦女曾被多次虐待,而非僅僅一次。夫妻一方的虐待有多種形式,包括身體侵犯,例如敲打、推搡、沖撞、向對方扔東西、打耳光、腳踢和毆打。

  對于解釋家庭暴力發生的原因,傳統的生物決定論以及個人化的闡釋不能解釋在特定情境下諸種類型的暴力,其對理解特定的家庭暴力貢獻甚少。更嚴重的是,這類分析的另一個問題是它們淡化個人暴力行為的責任以及社會結構和政治因素的影響,這很容易導致產生“責備受傷者”(Blaming the Victim)的后果。

  目前,社會學界一般認為對家庭暴力的分析應該集中在兩個層面: 一是社會結構的層面,二是在沖突的情境下激發個人訴諸暴力解決問題的力量層面。1998年以來,像Lori Heise這些研究針對婦女暴力的專家,開始采用一個“生態模型”(ecological approach)來理解個人的、社會情境的以及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如何交織在一起,在社會環境的不同層圖1 解釋暴力虐待發生原因的生態視角面相互影響而共同導致了家庭暴力/虐待(見圖1)。

  生態視角認為并不存在唯一的因素單獨地“導致”暴力,而是眾多因素例如生物的和個人歷史的、虐待發生的當下情境、社會制度與結構,以及經濟和文化的環境,它們交織一起提高了特定的男人在特定的情境下暴力虐待女性的可能性。

  

1.webp.jpg

  解釋暴力虐待發生原因的生態視角

  圖片來源丨作者自繪

  在中國,家庭暴力是一個剛獲得政府和學界重視的領域,而在西方這一領域至少已有30年的歷史。1995年在北京的世界婦女大會(The World Women's Conference)之后,有一部分的學術研究已經發表,還有一些案例也開始在中國的大眾媒體出現。然而,大部分關于家庭暴力的研究主要關注在法律和社會工作干預的層面。嚴肅而系統的研究,特別是針對婦女家庭暴力的復雜性以及在中國農村少數民族地區的特定歷史時間和地域下的研究仍然很少或者不足。

  為了彌補這一缺憾,本文將引用多層次的分析(Multilevel Analysis)來理解為何苗族的婦女會遭受家庭暴力以及哪些因素導致了這些針對中國西南貧困部分婦女的家庭暴力。而希望此研究能夠帶出一點理論上的解釋以及對中國反家暴措施的一點反思。

 

  三、我們的田野——

  貴州黔東南苗族地區的某個鄉

  我們的項目在一個包括九個自然村寨的貧困鄉展開,該鄉鎮坐落于中國西南貴州省的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貧困縣。此縣面積1218平方公里,2002年人口14萬,苗族人口占83%。我們所在的貧困鄉2000年的人口總數是137,000,其中大部分是苗族,其他的還有侗族、水族等。大部分的村民以農業為生,共有127,000人口參與到農業生產。

  苗族是我們工作的對象群體,選擇苗族不是我們的預定。境外非政府組織在中國開動發展項目,一切都需要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接納。哪里可以扎根,我們的項目就會往哪里去了??赡苁窃诋數毓ぷ鲿r間長的關系,苗族對我們來說,并沒有像我們想象的那么神秘,雖然在文化上苗族與中國其他農村或其他少數族群有一些差異分野,但其實也有一些相似之處,譬如同樣都是受到父權文化的宰制,同樣面對著貧困的問題等。

  然而,當我們進入黔東南項目點的時候,眼前的現實不斷與我們之前透過書本對苗族的了解進行了對照。我們發現項目點的苗族社群很多程度上保留古樸而又多姿多彩的苗族文化傳統,也許這與山里長期與外界隔絕有關系。關于苗族文化的詳細討論不是本文的重點,以下也只提跟本文相關的幾點,也讓我們理解文化作為一種制度和意識形態,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影響到人們生活的處境。

  文藝方面,當地婦女們也一樣很會各種手工藝,如挑花、刺繡、織錦、蠟染、首飾制作等,用在自己的服飾上,每到節日,我們都能看到婦女們穿戴上這些色彩鮮艷、讓人眼花繚亂的服飾。跟其他苗族地區一樣,當地的苗族也是能歌善舞,他們喜愛的蘆笙舞和唱山歌

  

2.webp.jpg

  木刻版畫“苗族婦女”

  圖片來源丨貴州旅游在線

  但是在當地,女性是不能玩蘆笙的,因為這是男人的特權。記得我們在當地推動婦女學習蘆笙的時候,受到當地男人的極力反對,甚至用一些傳統風俗習慣的說法阻止我們開辦婦女蘆笙班,甚至對我們的蘆笙暗地里進行粗暴地破壞。

  宗教方面,當地苗人也一樣是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形式,苗族傳統社會迷信鬼神、盛行巫術在當地也是依然存在。“祭鼓節”是苗族民間最大的祭祀活動,以宗族(鼓社)為單位,一般是七年一小祭,十三年一大祭。于農歷十月至十一月的乙亥日進行,屆時要殺一頭牯子牛,跳蘆笙舞,祭祀先人。他們認為祖先的靈魂寄居中在木鼓里,祭鼓就是敲擊木鼓召喚祖先的靈魂來享用兒孫的供品。

  他們認為祖先雖然死去,其靈魂卻永遠與子孫同在,逢年過節必以酒肉供奉,甚至日常飲食也要隨時敬奉祖先。對于祖先崇拜的著重,常常跟父權文化是分不開的。父系的傳承是對祖先的責任,生育男孩在當地變得非常的重要,這一點似乎跟中國其它農村沒有太多區別。

  婚姻制度方面,我們發現苗人歷史上既和中原遠隔,故不大受傳統禮教所影響,我們所訪問的婦女皆有透露,他們的婚姻很多并非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她們之間的自由戀愛。老人對年青人談情說愛秉持一種較寬容的態度,會給予一定的自由與空間。傳統的苗寨都有一塊空地叫“游方坪”。

  “游方”的意思是類似我們所說的約會。游方坪就是供年青人談情的地方,但傳統的游方在游方坪里不是甜言蜜語,而是要男女對歌。這就考驗年輕人的急才與機智。但我們所在的苗鄉這十幾年來游方坪也慢慢沒有了,反而年青人仍會聯群結隊的在農閑和過苗年時節的晚飯后,在依山而建的苗寨里,走在陡峭的狹窄的高高低低的山徑上,每人拿著一個電筒到不同的苗屋外吹口哨示意內里的苗家姑娘出來。從沒有路燈、沒有電話、沒有電視的苗村子走上山坡,在最簡樸、最恒古的月色和星光下游方。然而,我們相信,這種習俗隨著“村村通”的到來,也會轉型或消失。

  飲食方面,當地的苗族是一日兩餐,這跟糧食的不足有關。其飲食習慣這里不詳細描述,只提出一點跟本文有直接相關的是喝酒的文化。苗族釀酒歷史悠久,從制曲、發酵、蒸餾、勾兌、窖藏都有一套完整的工藝。喝酒是當地人的習慣,不管是男是女。有些家庭幾乎每頓飯都要喝酒,更何況是重要的節日,包括婚禮、喪葬、新年等。喝酒今天已是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的其中一個印記,似乎大家對這習俗也持正面的看法??墒窃谖覀兾恼潞竺娴牟糠謺敿毜恼劦?,文化在日常生活實踐當中一些被忽略的部分,也是苗族婦女苦難的另一不為人知的根源。

  我們所在的苗鄉,在自然條件方面條件其實要比別處好很多,因為沒有缺水的煩惱,是貴州罕有不受喀斯特(karst)地形影響的地方??λ固氐匦尉褪撬g石灰巖地形,石灰巖因不能吸收水份而造成土地的貧瘠,也使得居住在之上的苗族生活極度艱難。雖然他們自然條件得天獨厚,但由于耕地的面積少,他們也逃脫不了貧困的枷鎖。近年來外出打工似乎是當地人想象的出路,不少的人也陸續外出。但我們亦發現,因為少數民族已婚婦女之前一般沒有接受過很多教育,她們很少能出去,出去的大多一定是跟丈夫一起才外出。夫妻外出卻造成留守兒童及留守老人問題。

  

3.webp.jpg

  苗族老嫗背著自己的孫輩趕集

  圖片來源丨太平洋電腦網

  一個民族的文化在不同的區域和群體當中的表現會因著當地的脈絡和處境而有所變異。在我們收集口述故事時,我們特別關注文化與她們日常生活實踐的關系,理解文化如何形塑當地人的思維和行動。

 

  四、聆聽苗族中年婦女的聲音

  1993年以來,我們一直參與香港一個民間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工作,大家所持守的宗旨乃是以人民為中心,支持中國及其它地區的基層發展計劃,并且鼓勵當地民眾參與,積極開發及運用農村社區的資源,還有協助民眾建立永續的組織基礎,創造良好的生活環境。我們的組織在貴州黔東南地區的項目開展經過了大概7年之后,我們越來越發現理念與實際的行動存有著一定的距離,許多困難和問題也浮現到了表面。

  面對這些困難,我們開始問:什么是在地民眾真正的需要呢?我們的發展行動例如醫療衛生、助學及其他教育項目在農村朋友的生活中究竟是什么意義呢?一個來自“現代城市生活”的“義工”,可以如何了解農村的民眾的需要和她們眼中的生活意義和困難?又怎樣才可以讓農村的民眾更好地使用我們的資源來面對她/他們的困難和追求生活的意義呢?

  (一)口述見證的方法

  在重新反省教育以及其它項目對當地人背后的意義之后,我們不斷在社會學、人類學和發展研究等領域里頭尋找學院與社區結合的方法。我們參考英國非政府發展組織盤農學院(Panos Institute)的做法,嘗試使用口述見證(Oral Testimony)的方法去尋找符合當地民眾需求的農村社區發展項目,讓當地民眾能夠發聲,表達他/她們對發展的意愿。但是,我們也希望修正盤農學院那種以外來專家主導的口述見證方法,希望通過當地民眾的參與,能把口述故事與發展介入行動結合。

  口述見證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強調的是個人經驗。正因為是個人經驗,透過聆聽個人講述她們自己的故事,我們可以得到大歷史以外的多種聲音。首先,從自我述說的故事中,可以了解許多不同的個人的生命歷程。另外,口述見證的收集,可以釋放主流論詰(mainstream discourse)以外的聲音,發掘被埋沒和隱秘的生活領域。

  雖然口述見證強調個人經驗和差異性,但個人的經驗并非完全抽離于時間和空間之外,個人與他人都有重迭(overlap)及不重迭的時間、共享的歷史。

  口述見證也是比較民主的調查方法,因為它強調尊重被訪者的經驗和知識,要求采訪者虛心聆聽,把說話的權力交還給被訪者。這種開放式聆聽故事的方法,容許被訪者決定講述故事的方式以及故事的內容。正因為這樣,聆聽者往往能聽到一些預料不到的東西,從中得到驚喜和意外。另外,亦使聆聽者更加明白和感受講故事者的生活經驗和喜怒哀樂。

  這樣,在地民眾重奪了發聲的權力,顛覆了傳統的研究關系,口述見證也成為在地民眾在發展項目中培力/充權的途徑。

  除了作為收集資料的方法外,口述見證也是一個治療的過程。在講述自己故事的過程中,被訪者有機會重拾自己的過去﹑重新認識自己、肯定自己??谑鲆娮C也同樣能夠建立社區民眾之間的關系,產生民眾之間的凝聚。

  (二)口述見證的收集

  1999年6月,我們一行11人來到貴州項目點上展開了口述之旅,我們些NGO義務工作者當中有大學老師、研究生、大學生和其他朋友。首先我們在貴州省扶貧縣扶貧鄉婦女中心舉辦口述故事培訓班,參加者都是各個村寨讀過初中或小學的年輕婦女,基本上能講普通話。由于這個NGO過去主要與地方的教育部門接觸,所以這些參加的婦女是由當地鄉政府教育輔導站的官員挑選,一共23人,有的已婚,有的剛初中畢業。

  我們引入了參與式研究方法(participatory approaches)以打破研究中不平等的權力關系,同時我們希望促進“婦女聆聽婦女”的行動,使當地的婦女也有機會變成我們的研究伙伴。她們參與制定研究主題,收集口述見證以及轉述其他婦女伙伴的生命故事。

  第一階段,我們為婦女們組織了兩天的口述故事訓練工作坊。我們打破了以往培訓班那種沉悶的教學形式,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包括繪畫、戲劇以及游戲來幫助當地的婦女明白口述見證的意義,愿意主動去了解她們的姐妹們的處境和追求的東西。也讓她們明白自己才是真正的發展主體,真正明白自己社區的需要,而不是我們這些來自香港義務發展工作者的先入為主的想法。

  同時,我們更希望在地婦女通過對她們的姐妹的處境的了解,能夠組織起來面對她們的困難,塑造她們的教育和生活,追求她們的生活意義。工作坊過程中,我們首先和參與者一起制定訪談提綱,我們通過畫出生命歷程圖(life-course map)來共同討論訪談主題;然后,我們也教她們如何操控錄音機來控制訪談;最后我們將經??刂圃趯I研究者手中的錄音機交給了當地的參與者。事實上,村民們很快地掌握了錄音工具,盡管他們之前并不熟悉這些機器。

  在每一階段,我們不斷的提醒自己不要主導,而是讓當地的參與者成為項目的所有者和領導者。我們盡量不把自己看作成為故事的收集人,我們嘗試協助苗族婦女成為主動的故事搜集者。我們提供的口述故事提綱以婦女的生命歷程為線索,只希望引發交談,不為口述故事的范圍設限。我們希望透過苗族婦女故事搜集人員自動自發的交談,來反映她們對自身的關懷。

  我們也采納了年齡組群的方法(age-cohort approach)來收集苗族婦女的生命故事。因為當地社區婦女之間差異極大,無論在年齡、人生階段、家庭狀況或是文化程度都存在差異,她們所面對的處境也不盡相同。因此,我們首先按照生命歷程的差別來搜集四個不同歷程婦女的生活故事——在學女生(15-25歲)、未婚女青年(26-40歲)、已婚婦女(41-60歲)和老年婦女(61歲或以上)。其外,我們亦關注同一生命歷程中的差異,特別是那些處于困境的個人或群體,例如孤兒、大齡女青年、家庭暴力下的婦女、離婚和單親婦女、孤寡老人等。

  第二階段,我們和婦女們互相配搭,組搭了七個小組,每個小組由兩個本地的婦女負責采集不同村落和不同年齡群婦女的口述故事。每個小組的隊員也用她們自己的方式選擇她們小組的領導,例如抽簽,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領導。在故事搜集過程中,在地婦女變成了研究過程的主體,她們用自己的苗語訪談,反而占據領導的角色。

  在整個過程中,我們變得相對不重要。同樣,在收集故事的過程中,受訪者在研究中變成專家,因為她們講述的是她們自己的故事,她們肯定對自己的事情要比外來人了解的更多。鑒于這一事實,我們——所謂的“專家”“學者”——變成了學生,因為我們必須仔細地聆聽當地婦女講述她們自己的生命歷史、她們對貧窮和發展的看法、她們的生活經歷。例如家庭分工和責任,和家庭成員的關系,她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快樂和難處,以及她們采取何種生活策略面對困難以求生存等。從這個意義上講,傳統的研究關系得以改變,我們將發言權交給了當地人。

  通過與我們一起工作,那些參與收集口述見證的年輕婦女也有機會聆聽她們姊妹的故事。對她們來說,這也是一個教育和培力/充權(Empowerment)的過程,這也將有助于在當地民眾之間建立社區聯系,以及在她們之間增強社會凝聚力。

  在搜集口述故事的過程中,搜集員發現原來并不是自己才面對生活上的困難,村寨里其他姊妹經歷著同樣的處境。當被訪婦女談到傷心流淚時她們會一起哭,講到開心的經歷時她們會一起笑,一幕幕感人的場面出現在我們面前,我們只能坐在旁邊,默默地遞上紙巾。這正是口述方法雙向的、共同參與的過程,從中也提升了故事搜集員和她們的姐妹的共同感覺(We feeling)。

  她們所收集的姐妹們的故事,她們眼中姐妹的故事,就像一塊鏡子,反映著她們的感受。面對著姐妹,包括那些已經或是即將發生在她們身上的遭遇,故事搜集員只有流露出那種“平平常常的傷心”。

  婦女們帶領我們攀山涉水跑遍了全鄉九個村寨,四天里面,我們探訪了不同農戶和訪談了不少婦女。我們住在村民家中,與她們以及她們的家人同食、同睡。我們與婦女們也敞開心彼此傾談我們的心事,大家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氐綃D女中心,我們依然充當配角,因為錄音的整理還得靠婦女們。

  第三階段,婦女們把苗語錄音翻譯成漢語的文字,來讓我們這些外來的NGO義工了解她們搜集的故事造成了一種新的支配關系。由于漢字不是她們熟悉的表達工具,畢業很久的婦女覺得文字整理是一件非常艱難的工作,但她們依然克服了種種的困難,年輕和年長的互相配搭,你聽一句,我寫一句。我們后來也加入了文字整理的行列,她們聽錄音,我們書寫。

  婦女再次呈現她們無窮的能力和合作的精神,她們用兩天的時間,就差不多把自己所采訪的口述故事用文字整理出來。然而,在這過程中,我們也看到我們的局限,從錄音到文字﹑從苗語到漢語的繁復過程其實并非婦女們的需要,而是我們這些外來人的需要。

  從1999年到2004年,我們前后做了幾次故事的收集,一共收集了約100個故事。在本文中,我只節選了其中一些中年婦女的故事,同時僅聚焦于那類婚姻中婦女虐待的故事,因為講述性/性虐待在中國社會仍舊是一個禁忌,特別是在少數民族社會。所以在故事中,并沒有太多聽到這方面的內容。

 

  五、苗族中年婦女

  家庭暴力和受苦經歷的敘述

  通過口述見證這個項目,讓我們有機會聆聽當地婦女的生命故事,發現那些被隱藏的領域和婦女的生活經驗。在她們的敘述中,特別是那些中年婦女,她們更多地講述她們沉重的家庭負擔、家庭沖突、生育的問題,甚至透露了超出我們議題之外的家庭暴力、當地酗酒陋習以及其它她們生命中的磨難。

  在她們的故事中,我們發現受苦(Suffering)是中年婦女集體的經驗和記憶(Collective Experience and Memory),同時家庭暴力是婦女們最主要的苦難來源。通過比較分析眾多的婦女的口述故事,我們發現構成她們生命中的困難是性別性的(Gendered)。在本節中,我們將展示社會政策、父權制度、農村貧困以及當地傳統文化習慣如何相互交織形塑婦女的生命,同時造成了婦女日常生活中的苦難。

  (一)改革開放下的社會政策與中國婦女的不利地位

  毆打妻子是一種制度化的男性宰制的表現。雖然毆打妻子被人們認為是舊社會的事兒,但其實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它依舊存在于婦女日常生活當中。例如,根據由北京婚姻家庭研究會開展的一項婚姻質量的研究結果,1994年有21.3% 的妻子被她們的丈夫毆打過。這些虐待妻子的案例不斷的提醒我們婦女在她們家庭里弱勢地位的嚴峻現實。從制度層面上來看,我們不能否認國家以及它的政策在其中的影響。

  當人們持續不斷的關注中國經濟改革帶來的積極作用的時候,作為學者的我們應該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去提醒我國政府,一些國家政策并不是惠及所有的居民,特別是那些邊緣化的和底層群體。事實上,國家在改革開放時期不同的政策在關注經濟增長的同時并沒有很好改善中國婦女,特別是農村婦女的地位,相反,一些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在客觀上促進了而非阻止父權文化的再生和成長。

  從某種意義上,農村改革最大的貢獻就是政府做出了分田到戶的決定,并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制度。新的農業政策的確刺激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其核心是以單獨的家庭為生產的單位,鼓勵農民增加農業生產從而增加收入,因為在新的農業政策下,農戶只要完成了應繳的稅項,其它的產出都可以歸于農戶自己,換言之,農戶的努力和收入成了正比。

  然而,當生產的權力回歸家庭后,家庭的戶主,通常是男人,成了決定家庭經濟活動和財政的最終決定者。這種農業政策同時也激活了傳統農村的家庭制度,父權的文化有了再生的溫床。其實新的土地制度其實對農村婦女非常不利。作為農村婦女最重要的財產權利,其土地權利狀況并沒有在這次變革的浪潮中得到明顯改善,反而在某種程度上陷入了貧困。

  因為政策規定分田是以農戶的人口為計算,分田到戶的時候所有可耕地都分配了,新生的家庭成員或新加入的家庭成員(通常是嫁到男家的媳婦)將得不到任何新增的土地。相反當家庭成員離開,他們的土地留給原生家庭。這項政策對農村的婦女不利,因為女孩子們一旦結婚,她丈夫的家庭并不會得到額外的土地,相反,這意味著她夫家的土地不增反而減少了一個人頭,這同時也意味著婦女在經濟上必須依靠自己的丈夫。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同樣也和改革時代的計劃生育政策相沖突。去集體化增加了農戶對于勞動力的需求,多生孩子意味著將來有更多的勞動力,這也提升了村民多生孩子的欲望,特別是男孩,因為勞動力和收入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加密切:家庭里勞動力數量越多,收入將越大。兒子不僅是他家庭里的永久勞動力,同時他還可以通過結婚和傳宗接代增加勞動力。

  這就是為何在村里,男孩偏好以及他的特權經常公開的在日常生活里表達出來,譬如我們常聽到的“女兒是外人,像潑出去的水”“女兒不是我們自己的,最后她還是跟著她丈夫,所以每個人都想要一個兒子。如果你沒有兒子,你會變得很可憐。當你老的時候,誰給你養老呢?”“我們家的鑰匙是要交給兒子的……”

  苗族婦女的生命像其他中國農村婦女一樣被同樣的政策所約束著。從她們的敘述中,我們發現只是因為她們不能生兒子,她們的生活將變得很悲慘。她們的丈夫和家庭成員將對她們很糟糕。我們在一寨子里遇到了Q村33歲的羅。我們遇到她時,她當時正在娘家。羅流著淚告訴了我們關于她的故事:

  當她懷著最大的女孩時,她丈夫的家庭并沒有給他提供任何特殊的照顧,她仍然必須像往常那樣勞動。當她懷上第二個和第三個女兒的時候,她更加是從早做到晚。在氣候太干燥的時候,她甚至還必須深夜跑到田里看水。

  當我們問她,“在分娩的時候,她們給你吃的好么?”羅傷心地說道,“沒有,每次吃的都是與平常一樣的。我生三姑娘時正是插秧的季節,那天我開始肚子痛,我知道準備生小孩了,但我告訴他們時,他們卻說‘痛點點有什么,現在我們很忙,你就幫我們挑秧到坡上去插吧,不然的話我們什么時候才做成?’于是我就只有忍著痛挑秧到坡上去,當我從坡上回來時也還挑著一大挑草回來,而我的肚子卻痛得更激烈了。

  于是我回來時走一步停下來休息一兩分鐘,然后又繼續走,走一步,停一步,走路很困難,當我回到家時,天已黑了,那時雖然很餓,但肚子痛得厲害,吃不下飯,一會兒后生下小女孩了,生前自己也希望是一個男的,但生下來卻是個女的,在生的過程中沒有一個人照顧,自己接生,我去告訴奶奶時,奶奶一聽說還是個女的,就馬上罵我,你人倒霉命也倒霉,生每個都是姑娘,要你這個媳婦,損壞我們家的名譽。她反復罵,當時奶奶就想把她擰死,我后來就把她帶回娘家。”

  羅生了第四個女孩后,她的折磨還沒有停止。她告訴我們,“生了四姑娘后,有一次,我就回到娘家去過春節,因為那時四姑娘年紀很小,生怕奶奶不給帶回娘家,這樣我就獨自一個回去。當時想,到娘家一個晚上又轉回去,因為四姑娘還需喂奶,當我回到奶家門口豬圈旁時,正遇丈夫喂豬,看到我回來了他便說,丟著孩子不管,不是跑回去娘家了嗎?還回來干什么?干脆把她擰死了。說著便伸手打我來。

  到晚上,鄰居聽到他打罵我太兇,就來看、來勸阻。等鄰居回去后,他就在床鋪下安放炸藥,準備把我們四娘子一起炸死。”羅并不知道她的丈夫這么惡毒,當他告訴她的時候,她才知道。當炸藥引子點燃的時候,羅向他乞求道,“求你了,可憐可憐孩子吧,即使你讓我自生自滅,她們也是你的四個孩子啊。”在她不停的懇求后,她的丈夫才熄滅了藥引。第二天,她的丈夫繼續強迫她去山上扛柴,他自己卻在家里睡懶覺。

  羅跑回娘家一年了,上幾次跑回娘家三四個月后,丈夫就來喊回去,回去不到十多天就又被打。她這次跑出來,丈夫并沒有來喊她回去。她說,“即使來喊,我也不走了。他那人本性難移,我回去也像原來一樣被打被罵,說不定還會比以前打得更慘重。我不敢回去了,回去死哪里都不知道。”但羅特別擔心她的女兒們,特別是最小的那個。她的丈夫和他的家人對女孩們都很不好,她告訴我們說,“很不好,前兩個都是姑娘了,現在這個還是姑娘,他們就更看不起。

  這個小姑娘四個月時,她爸就準備給賣了。我和我的大哥、父母多次跟他講,如果沒有我娘家這邊的親人講,這個小姑娘早就被賣了。”他對孩子們也很粗暴,羅很氣憤地說道,“他那種人太惡了,就連孩子坐地下臟點點,也把孩子的頭部溺在水里,太殘忍了,有時孩子見到他就跑,太恐懼了。”她接著說,“他那人太惡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時候死在他手下。他很少讓我在家照顧孩子,老讓我到坡上去干活,而當我到坡上后就把幾個孩子打得很慘很慘,這樣幾次后,我家人都怕有一天他會打死孩子。

  每次我走坡上,都很怕( 擔心) 幾個孩子被活活打死,可他就是不讓我在家看著孩子。每當我看到他把孩子打得半死半活的慘景,我上前去哀求勸說時,他不但不聽,反而像野獸般向我打來。”(傷心哭泣)

  羅的故事并不是一個例外,在我們收集的生命故事中,中年苗族婦女不斷地分享當她們不能生男孩時的痛苦經歷。國家的土地政策將中國農村婦女放到一個不利的位置,改革開放之后的一些政策( 例如計劃生育政策等) 也對這些婦女的生存環境造成負面影響。她們甚至找不到一種逃脫的方式,因為國家政策和法律有時候并不能真正的幫助到她們。

  如2002年的《土地承包法》第30條“在承包期內,婦女結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婦女離婚或者喪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的規定”也因為脫離實際情況而被架空,而婚姻法的保障對于苗族婦女來說,也常常由于各種主客觀的原因難以落到實處。

  (二)農村貧困和家庭暴力

  許多研究表明生活貧困的婦女要比經濟地位高的婦女更容易遭受家庭暴力。然而問題是為什么貧困會增加了家庭暴力的機會呢?是不是因為缺乏收入或其它伴隨著貧困的因素例如生活上的壓力與絕望而導致家庭暴力的發生呢?根據Straus等學者的分析,對一些男人來說,生活貧困很可能造成家庭的生活壓力,一家之主(通常是男性)因為經濟上的不如意和事業上的挫折,使得他們無法實現主流性別文化對男性的性別定型——家庭頂梁柱的角色而帶來無能感。

  這無能感和壓力的出口通常是對妻子或孩子的暴力發泄。還有貧窮也會為婚內爭執埋下種子,也加強了夫妻間爭吵和感情的傷害。簡而言之,家庭暴力發生經常是施虐者在生活上面對困苦和壓力的回應。在我們的訪談中,當問到婦女們婚姻沖突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時,她們一次又一次地將它歸結到諸如缺錢、少糧、沒有子女教育費、房屋不好、工作機會不足以及其它經濟的困苦狀況。

  例如,來自P村的蓉,就坦誠地告訴我們:“每一年都不夠,去租別人的田來種,買一部分。”“吵多,吵架原因是不夠飯吃,沒有衣服穿。”“是太窮,沒有錢用,沒有衣服穿就吵架。”來自同村38歲的阿寶也同樣告訴我們她生活中的困難:“去年稻共有22.5分田種,去年全收完了,也不夠吃,今年又多租4.4畝看明年夠不夠吃。去年有災害,收成很差,糧食早吃完了,有4個月都缺糧。”

  當問到她們面對經濟困難的時候,她們會怎么應對時,她告訴我們她的丈夫就像其它的村民一樣,為了掙錢在城里做臨時工。

  “孩子爸就去修村里面下去學校那條路得80斤大米來,還有去政府討得80斤大米的救濟糧。前幾天又去修公路得180元去買得200斤大米來吃。昨天又去討救濟糧得45斤。”

  寶繼續講述她因貧困而吵架的故事,以下是我們跟她交談的對話。

  問:“不夠吃,不夠穿,會不會造成家庭的不合?”

  寶:“有啊,經常吵架。”

  問:“一般怎么吵起來?”

  寶:“也都是為了吃不飽,穿不暖而吵起來。”

  問:“一般是丈夫吵起來還是你先吵?”

  寶:“是他,他罵我們母子只會吃(吃多了)不會算。我又說他嘴巴大了,才養不飽我們母子,還責怪誰。”

  問:“開始來的前段時間,沒有發生吵架這些吧?”

  寶:“有,但也是為了吃不飽,穿不暖吵來。”

  從我們的對話中,我們也體會到男人并不是生來就是殘暴的愛人。他們的壓力、沮喪以及暴力的行為是社會性和處境性的。在中國貧困的少數民族地區,貧苦是一個最重要的結構性因素導致沖突和毆打妻子。貧困會導致惡性循環,正如一些婦女提到當她們缺現金的時候她們會借高利貸。最后,她們不能負擔償還貸款,加重了家庭的經濟負擔。例如來自M村的楊(年30歲),就談到她們家因為不夠吃,他丈夫借了約1000元的高利貸,因為利息高,還不清,鬧到天天吵架。

  楊:“貸的,現在利息多,還不清,我們天天吵架。”

  問:“貸多少?”

  楊:“貸款壹仟多,每年去還利息貳佰元。”

  問:“還不清帳天天吵架是嗎?”

  楊:“是,現在還不清帳,貸款利息越來越多,孩子用錢讀書越來越多,就吵架,打架。”

  問:“是誰打架?”

  楊:“是我丈夫打我,他用開水燙我,現在全身有傷疤,臉上青一塊,紫一塊的。”

  問:“他打傷你后,有去買藥吃嗎?”

  楊:“不買,他去找一些草藥來我吃,我那時太生氣,他拿草藥我不吃,就在床上,起不動。”

  問:“他罵你,打你,你有什么想法?”

  楊:“我想,這樣的打打罵罵沒有什么心思去干活,我只能為了孩子,如果沒有孩子我早跑到什么地方去。”

  問:“打架后,你是否回家來告訴你父母和哥弟?”

  楊:“這是自己嫁來的,不是父母親包辦我來,我不好意思去告訴父母,怕父母擔心我。”

  問:“他打你時,別人來勸?”

  楊:“他打我,我就大聲喊起來,別人聽到就來勸阻,他就不好意思打。”

  如果要在貧困的地區消除家庭暴力,一個不能忽視的行動就是根除貧困。當然,我們也不是無知到相信只要消除了貧困,家庭暴力就會自動的在中國農村消失。正如Smith提到,“女性主義闡述的核心觀點是,所有的暴力是不平等權力關系的反映:家庭暴力反映了男人和女人在社會上以及在個人關系方面的不平等權力關系”。因此 我們必須審視父權制文化和性別不平等如何生產和合法化了家庭暴力。

  (三)父權制文化下的中國婦女

  一般人們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婦女的地位獲得了巨大的改善。然而,也有學者宣稱婦女是“半邊天”或推動婦女參與到男性的工作領域和空間,并不意味著中國婦女地位的實質改變和性別平等的真正實現。正如Elisabeth Croll提到,事實上在革命時期的中國,女性的角色幾乎沒有重大的改變,除了走出家門外參政與工作外,婦女在婚姻、生育或在家庭內部的事務上實際上依然處于從屬地位。

  

4.webp.jpg

  苗族婦女背著自己的丈夫

  圖片來源丨百度網

  在改革開放時代的今天,男女平等的情況變得更為復雜。表面上看,一個最直觀的變化是新女性形象的出現,革命年代那畸形的“鐵姑娘”“男性化女性”等形象已經被撇棄,然而我們看到所謂新女性形象也并不是什么全新的形象,它只不過是傳統女性的刻板印象的再生和修整。傳統文化關于男(陽)女(陰)的二分法而賦予婦女那種“柔弱”“軟弱”“溫柔”“被動”等的屬性再次被肯定。

  同時,國家在改革時期的不同政策(包括土地政策、生育政策等)在某種程度上催發了父權文化的再度生長。中國婦女特別是農村婦女,在改革時期處于不利的位置,最好的證據是在報紙、期刊、各級的婦女雜志以及專門的法律案例報道上,我們不斷地閱讀到關于針對女性暴力的案子——毆打、強奸、謀殺、強迫/安排婚姻以及殺害女嬰。更不用說是日常生活中那種針對女性的語言暴力,例如:“女人頭發長,見識短”“三天不打老婆,她就上房揭瓦”“女人和惡棍最難管教”“女人是我的馬,我可以對她做任何我想做的。”

  正如一些學者(例如Heise等; Johnson)所言,女性在社會中不平等的位置,除了通常需要在經濟上依靠男人外,使得她們在家庭暴力中更容易受傷害的是主流的性別文化。許多社會的文化認定男人有權控制她們妻子的行為,挑戰這種男性權力的女性就會被懲罰。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婦女本身都認為男人有權通過暴力馴服他們的妻子。男性暴力是一種控制女性的手段,它固定男性的統治和女性的附屬地位,許多社會文化本身也認可和欣賞男性對女性行為的控制和暴力。

  我們的案例表明苗族的妻子被毆打不僅僅因為不能生男孩,無數其它的因素也會導致被虐,例如不能討好丈夫、不甘于表現屈從的態度、或者直接對丈夫權威的挑戰等。下面的例子真正展現了在父權制文化社會里,家庭暴力的發生和延續。

  第一例是S村26歲的梅的故事。

  梅的新婚第一年還不錯。但是,在她懷孕后,梅和她丈夫開始不斷的爭吵。她哭著告訴我們當她懷孕時她丈夫如何對她的:

  “第一次懷孕的時候,有一次我上山干活,叫他來幫忙,他不肯。那天他在別人家打牌,我去叫他回來煮飯,幫我烤干明早上坡穿的鞋,他不聽,就兩三腿踢在我的肚子,那時,我懷孕了。我倒在地下就哭,他還把我拉出去,我逃到一個奶奶家躲,他來找我打,奶奶把我躲去了,他找不到。”

  “前幾天還打過一次,我們因為一些農活家務事吵了一頓。他氣了,一見地下有個葫蘆,就拿來打我,他很兇,打我的手很痛了,”

  她舉著帶著傷口的手給我們看,

  “葫蘆也碎完了,我一看我的手已經流血了,拿給他看,他也不看,他吃了一碗飯就出去了。我就在家哭。”

  第二例是D村40歲的仙的故事。

  仙19歲就嫁到了D 村,本來年輕的她,對婚姻是有所憧憬的,結果卻事與愿違,像她說的,“……他(丈夫)對我很不好,經常去賭博,我講他來就挨罵或者打我,我根本講不動他,只好自己忍痛去干。”

  “我們之間根本不存在和諧的家庭,我幾次想逃出這個家庭。但逃不出去。有一次,我逃走到西江,他的姐和弟來擋住了我,我只好回來?;氐郊矣泻芏嗟目紤],一個人苦了到哪里也是這樣,沒辦法。”

  仙共有兩個孩子,一個女,一個男,女的讀二年級。在不愉快的婚姻生活中,孩子成了她唯一的安慰。仙說:“看這兩個孩子在就行。”

  第三例就是前面提到過的羅的故事。

  羅這次跑回娘家后已經決定不回去了,但是她的丈夫就是不離婚。他甚至說道,“不管你去那里,你是我的女人,不管生還是死。”當時出嫁時,羅沒有想到現在這種情況,當時她認為,自己也像別人一樣能找到一個如意的伴侶走過這一生。嫁給他,當初也希望小倆口像別人一樣過得美滿幸福??杉捱^后,卻遇到這樣的情況,她只能慨嘆自己命太苦了。她最后說道,

  “如果我有知識的話,他打我也可以,跑到遠些的地方去,這樣就不給家里增添現在這樣的麻煩了。就是沒有文化,怕跑到遠處去死在哪兒都不知道,所以每次就只得任由他打罵,如果跑也只有跑回娘家來,我真是無路可走了。”

  在我們的訪談中,許多苗族婦女已經記不清她們被丈夫毆打了多少次。像仙和羅一樣,她們仍舊保持虐待的關系,因為她們只是“希望就這樣同時撫養孩子”,或者“無路可走了”。

  (四)酗酒與家庭暴力

  除了以上的比較宏觀的因素外,一些比較微觀的風俗習慣也常常促發了家庭暴力。在國外許多的研究中酗酒經常被認為是家庭暴力的一個主要原因。喝酒與家庭暴力的關系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關注家庭暴力的學者的研究議題,根據Tsui和Ho的說法,1930年以來,一直有很多的科學研究在探討酗酒和特定的家庭問題。學術界基本上有一個共識,就是丈夫和妻子之間的爭端經常被認為是喝酒的一個后果。

  其實,不同的文化對酒有不同的看法。喝酒在中國苗族少數民族地區,一直被正面地看待,因為它承擔著大眾娛樂的使者,酒能夠提高參與各種集體活動的人群的興致,喝酒的行為也被看成是少數民族的一種文化印記(cultural marking)。在苗族,喝酒被認為是“好東西”,象征著苗族少數民族好客和熱情。這種苗族形象的建構也被苗族社群所接納。

  正如同樣在貴州展開田野調查的美國人類學家Schein 所言,“幾乎所有我認識的苗村民(除了那些苗族基督徒外)都把喝酒看成是一個不可更改的苗族性格”。其實我們在田野中也不斷需要跟酒打交道,每次我們去村里的時候,我們都會被邀去喝酒,不管主人家是男人還是女人,因為她們相信喝酒代表/象征他們對客人的大方和友好。但是在我們的訪談中,我們卻聽到了另外一種被隱藏的聲音,我們發現酗酒導致了很多嚴重的虐妻案例,下面是一些女性被她們酗酒的丈夫侵犯和暴力對待的例子。

  這是D村33歲的光的故事。

  光年輕的時候就認識了她丈夫。在她們結婚前,她過著美好的生活。正如她說的,“以前年輕時我們的感情很好,日子過得很溫馨、很浪漫。每天兩人都一起上坡,邊干農活邊唱飛歌,他又疼愛我,他從不讓我挑重的東西,我也非常體貼他,很多親戚朋友都很羨慕我們。”但是事情在她結婚后開始改變。她繼續講道,

  “我剛剛來到,他家對我很好。來到六天,我的丈夫喝醉酒了,他就誤會我還有另一個朋友,所以他想吃毒藥,來為難我。他不醉酒時,他都對我很好的;他醉酒以后就打我罵我,說你回家去,我現在不要你了,我只好哭。”

  說到傷心處,她不禁哭了起來……我們就問光既然你們感情那么好,為什么會變成這樣呢,光說道,“因為他一喝酒就發酒瘋,一醉就說些‘對不起我’‘說我有外遇’‘說他要自殺’等很多不吉利的話,有時他還拿起刀要自殺,都被我們搶去。

  光抽泣著告訴我們,“我們結婚的當晚,他喝醉后就開始說了,但當時我不在意,第二天他醒酒后對我又是那樣的體貼,我心軟又原諒了他。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反反復復地過,醒酒的他樂觀、善良、又幽默,會體貼人,很讓人著迷,但一醉酒的他簡直判若兩人,粗暴兇狠、又無情,讓我又傷心又痛苦。”

  這是O村35歲的華的故事。

  華的痛苦是開始于她絕育手術后,那時她的丈夫開始毆打她。她說道,“以前的感情也好點,現在有兩個小孩來,我去搞手術后,他更加看不起我了。我想跑去哪里,別人又不要,有時,有想跑去,跑到那里,死也好,有得吃算了,看兩個小孩抱著我的腳哭,看太可憐了,又不去,不去又想,得去干活了,不去也不得吃,他(丈夫)也不幫我干,沒有辦法,自己也得去干,走到坡上,也沒有心干,又是哭,又回憶到以前在家的生活來,又是哭。”

  酒更進一步導致了華的痛苦,她告訴我們,“他時時都吃酒,一醉酒(就)病。我們家有四口人,(只能)吃一畝田的糧食,喂豬一兩不大一頭,不曉得干什么(才)得吃。想在村里辦一個甚么場,看(看能)得點吃不得,又沒有錢,無法開展;如果真正的做,又沒有地,都是別人的,也不讓你干,菜地也沒有?,F在有孩子,(想要)培養小孩上學,沒有錢,沒有飯吃,丈夫出去打工得點錢回來,(會用來)買飯吃,買點衣服給孩子穿。到春天來干活,種地來,又要肥料,又沒錢,買不到藥來,也讓稻谷被蟲吃又死去。干什么也不得吃,在家想得太多,我怕我神經去。”

  在國外的有些例子中,酗酒可以單一成為毆打妻子的原因。可是在中國,特別貧困的少數民族地區,酗酒卻是與其他的因素譬如生活的貧困、父權文化等交織在一起的。就男性而言,酒可以幫助他們減少性別文化所帶來的焦慮、緊張、壓力、以及生活貧困造成的挫敗。不同文化也產生了對于酗酒導致的暴力的不同態度。

  在苗族社區,人們把喝酒當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如Schein描述的,“當地人都認為勸客人喝酒是主人的責任,越多越好;喝醉,在這種社會場合,是無傷大雅的,即使已經喝到嘔吐或暈迷”。因此,喝醉后的攻擊性行為對當地人來說并不稀奇。甚至人們經常認為男人酒醉后的不正常行為(例如暴力)是可以理解的,同時對他們來說更容易原諒酒后發生的這類行為。因此,丈夫幾乎從來不用為他們的暴力行為負責,當地的文化經常免除了肇事者的社會譴責、懲罰以及責任。

  盡管我們不會下結論說酗酒是唯一的因素導致了苗族男性的暴力行為,但它仍然是一個導火索或催化劑。我們的結論是在中國苗族社區沒有單獨的一個因素可以完全的解釋受虐待的婦女,個人的背景、政府政策、家庭貧困、男性主導的文化、本土風俗習慣以及其它結構性的因素相互交織共同導致了苗族中年婦女的苦難(見圖2)。

  

5.webp.jpg

  交織一起導致苗族地區家庭暴力的因素

  圖片來源丨作者自繪

 

  六、結語:中國農業家庭暴力的再思考

  在西方社會,應對家庭暴力以及保護受害者有效的幾種方式是: 警察介入、法律支持以及提供安全可靠的臨時庇護?;谖鞣缴鐣哪P?,在1980年之前,中國政府也展示了它對家庭暴力的關注,半官方機構的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特別推動政策的倡導和公眾的教育,引起社會對此議題的關注。

  具體來說,婦聯的主要目標是在于教育受害者如何保護自己,也同時警告犯罪者當婦女的合法權利或個人身體受到侵犯,國家將訴諸嚴厲的懲罰措施。為了促進婦女法律權益,婦聯也成立了法律咨詢服務并在法庭上代表婦女。1992年,《婦女權益保護法》的頒布更進一步增強了婦女的權益也促進了性別平等。

  但是,我們同意一些學者所說的,其實受虐待婦女的生活經歷,其所處的社會和文化都存在著差異性,故要回應婦女被虐的問題,除了一般性的介入方法外,我們還需要重新審視一般性的方法在特定社群中的有效性。

  我認為單單法律保護并不能真正的幫助這些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苗族中年婦女),特別是在中國農村的少數民族群體。在西方社會,離婚對女性來說或許是其中一個合法也容易的方式來結束虐待妻子或阻止丈夫的毆打。但是這對中年的苗族婦女并不適用,在苗族社區,大部分的中年婦女在年輕的時候被剝奪了教育機會,文盲的她們沒有渠道獲取法律知識和法律咨詢。即使一些婦女受過教育同時也有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識,她們仍然不會積極的尋求法律資源,在她們的口述故事中,我們了解到了她們仍舊保持虐待關系的原因以及現有的措施對她們的無效。

  在苗族社區,男人依然是一家之主,他們控制著家庭的財產包括土地。缺乏經濟手段限制了苗族婦女對家庭暴力的回應。正如上面提到的,社會政策如關于土地的分配使得她們被動處于受虐待的關系中,因為如果她們提出離婚,將沒有任何土地可以賴以生存。

  一些學者建議外出打工可以為農村婦女(不管單身還是已婚)提供一個經濟獨立的機會,也提供一個脫離暴力關系的機會。這種說法對于一些受過教育的年輕婦女來講也許可行,但對于這些未受過教育的婦女來說卻無效,因為她們大部分是文盲,也不懂普通話,對她們來說很難從偏遠的山區外出到城市去找到工作。還有,對她們來說路費是一個大問題,如果她們決定離開,往往需要向別人借錢。

  另外出去打工是否真的是一條出路呢?我們所在地區的打工者,很多只能從事最苦的工作,例如,建路,建房,鍋爐工(即在磚場或鐵廠工作)或者輕工業,我們接觸到她們時,她們反映現在的打工的生活更加流離失所,比一般在成衣工廠打工的情況,有時候更加坎坷。這種要在目的地社會謀生的方式,完全缺乏保障及依靠。加上他們語言的隔膜,令他們的打工生涯更苦,并和目的地社會格格不入。

  為小孩考慮是另外一個使苗族婦女停留在虐待的關系里頭的因素。例如一些婦女就告訴我們,“如果不是因為小孩,我早跑了。我在想如果我離開,她們會很可憐。沒有人疼她們”“我只是想留下來并照顧小孩,如果我離開,孩子會變得很可憐”。在中國,特別是在農村地區,根本沒有為保護婦女和小孩提供安全和可靠的庇護所。當母親和孩子沒有逃離的渠道,她們只能一起留下來遭受折磨。

  在苗族社區,和其它發展中的農村一樣,對單身或離婚婦女的污名化是構成阻止婦女離開不愉快婚姻的障礙。她們大部分都不敢向她們的父母尋求幫助。當問到她們在被虐打后她們是否會跑回家并告訴她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她們通常告訴我們,“不會,和這個男人結婚是我自己的決定。告訴她們的話,我會覺得羞恥。”一些婦女,即使她們跑回她們父母家,幾天后,父母也會說服她們返回她丈夫家。

  在中國社會,更重要的是,家庭暴力是一個隱藏的問題,所謂“家丑不外傳”,大部分時候家庭的隱私都在一種隱藏的文化(Culture of Concealment)中被緊緊地密封起來。村民經常以這樣的評論回應一個婦女被丈夫毆打的案子,例如“哪對夫妻不吵架?女人有時會錯,不打不聽話”。他們還說,“我們對家庭暴力的態度是,這是家庭內部的事情,與外人無關”。為了保持自己和家庭的面子,被虐待的婦女很不情愿去尋求外面的幫助。

  文盲、貧困、害怕報復、為了生存、對孩子的考慮、情感依賴、缺乏家庭和朋友的支持網絡、以及一直的希望“他會改的”、缺乏制度性支持等等,都交織構成了苗族婦女選擇保留這種關系并承受折磨的原因。

  在這些條件下,我們可以做什么來幫助這些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呢?結束肉體的和性的暴力需要全社會長期的投入和策略。對于我們這些學者和NGO行動者來說,首先可以做的是理解哪些因素導致/ 促進了家庭暴力的深層因素。然后,和當地的婦女一起努力,嘗試去尋找合適當地背景的介入模式,組織婦女推動婦女充權的行動。

  例如當我們收集婦女的口述見證后,我們成立了一個婦女小組,我們把這些故事當作培訓材料,與婦女小組一起閱讀這些故事,一起在故事中理解當地婦女面對的困難以及一起探索幫助受虐待婦女的策略。在我們大部分婦女小組的成員中,她們自己也有被虐待的經歷,她們特別能夠理解社區其她姊妹的痛苦。這種同理心讓她們更愿意站出來推動反家暴的行動。

  我們發現當地婦女并不是被動的受害者,她們積極構想行動的計劃,譬如有的婦女建議婦女應該反抗并離開暴力的丈夫;有的建議在村里組成婦女支持小組和網絡;有的告訴我們她們想學中國功夫來保護自己;有的表示她們想學習婚姻法并了解婦女的合法權益?;貞齻兊囊庠?,我們和婦女小組一起在每個寨子搭建了婦女夜校,在課堂上,婚姻法成為部分的教學內容,婦女小組也成了當地婦女的支持小組和網絡。

  另外,我們的行動也應該延伸到男性,對他們進行教育以改變他們那種允許虐待行為的信念和態度。對我來說,政府也應該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中國政府除了立法保護婦女合法權益的法律并懲罰虐妻者之外,其它具爭議的政策比如土地分配和計劃生育應該被細致的重新審視和修改。

  文章來源:“民族社會工作”,原文載《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14第4期。由于篇幅有限,參考文獻、腳注和尾注省略,文獻綜述部分略有刪減。

  原標題:性別性受苦——中國貴州苗族中年婦女關于家庭暴力的口述見證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青松嶺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wyzxwz1226)

收藏

心情表態

今日頭條

點擊排行

  • 兩日熱點
  • 一周熱點
  • 一月熱點
  • 心情
  1. 余 涅|識破胡錫進的漢奸言論
  2. 張志坤:中美關系的未來:“和”還是“戰”?
  3. 獅駝嶺,死了16萬人,白骨如山
  4. 檢討中國對特朗普定位的誤判及建議
  5. 立秋了,“日記”的帳是否可以算算了?
  6. 尹一鴻:豬肉暴漲背后暗藏的一場血腥的資本壟斷掠奪大戰
  7. 扔掉蔣介石的旗袍,重拾毛澤東的旗幟!
  8. 馬列主義陣營的分化:修正主義者和毛主義者
  9. 一些中國人為何還在做夢?
  10. 文革到底是權力斗爭還是階級斗爭還是路線斗爭?
  1. 這個口號不宜再喊了
  2. 邋遢道人:恐怕要立足于“破了怎么辦”——讀何新先生的《偶感三則》有感
  3. 投降,是要被殺全家的
  4. 真實的歷史——毛主席個人智慧最終糾正集體錯誤,才有革命的勝利(上)
  5. 還得是“毛主席”!美國記者在橘子洲頭被震撼到了……
  6. 多少個頭銜算個P!還有更厲害的呢!
  7. 無視反毛公知的感受:這家機構的年輕人竟如此真誠的紀念毛主席!
  8. 美國的流氓本性與公知的蕩婦羞辱
  9. 申鵬:錢是肯定掙不到了......
  10. 如果反腐能解決腐敗,怎么會有革命?
  1. ?原來污蔑毛主席的人是他!全國人民都必須喊打
  2. 據說都怪一個人
  3. 張勤德:就中美關系向胡錫進等論者請教三個問題
  4. 有什么不對勁嗎?
  5. 丑牛:萬馬齊喑究可哀——再讀阿明
  6. 方方終于說了句大實話!
  7. 一本《平安經》,一群馬屁精
  8. 普京近日大罵蘇共,恰恰暴露了自己的困境
  9. 尹一鴻:如今有多少像王振華、任志強這樣的混進黨里的“中共黨員” ?
  10. 遼寧王忠新:挖蘇共“祖墳”的都是蘇共最高領導接班人
  1. 挫折中的信仰
  2. 申鵬:錢是肯定掙不到了......
  3. 這個口號不宜再喊了
  4. 道家學說到底幾斤幾兩?《道德經》里有什么陰謀?
  5. 空軍原司令員王海上將逝世,曾在抗美援朝時擊落擊傷9架敵機
  6. 特效救命藥5毫升70萬元!藥價瘋了!
山东11选5技巧出1下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