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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蒙德:只有我們美國人具備摧毀自己的能力

戴蒙德 · 2020-08-10 · 來源: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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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皮尤研究中心等民調機構的調查研究顯示,美國不同政治群體對于疫情存在明顯認知差別和黨派傾向。分析認為,政治精英們在眾多問題上產生分歧,公眾隨之分裂成不同群體,這反過來又加強了政治精英們加劇分歧的動機。

  在衛生專家看來,美國之所以遲遲難以拉平疫情傳播曲線,就與這個國家的政治分裂密切相關。而政治分裂的背后,是政治極化的加劇。

  此前,美國知名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國利益”網站刊發的文章《美國政治腐朽的代價》就指出,這場史無前例的疫情本應成為美國人放下分歧、團結一致的機會,但總的來說,疫情卻“加劇了美國的政治極化”,“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極化很可能會變得更加嚴重”。

  《槍炮、病菌與鋼鐵》的作者賈雷德·戴蒙德甚至認為,政治極化是美國當前面臨的最嚴峻的問題。

  其實,政治極化現象不僅僅反映在政治爭端中,還深入到了美國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逐漸撕裂人際關系。

  什么是政治極化?它與社交網站和仇恨言論又有何關系?它對我們的生活有何啟示?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摘編自《劇變》,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4月出版,原標題為《政治極化》,原文有刪減,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1 政治妥協

 

  當今能夠威脅美國民主的基礎性問題中,排在首位的就是政治妥協的加速崩潰。

  政治妥協是民主政體相較專制政體所擁有的基本優勢之一,因為政治妥協能在預防多數人暴政的同時,防止心灰意冷的少數派造成政府癱瘓。美國聯邦憲法通過設立分權制衡的體制來形成政治妥協的壓力。

  舉例來說,美國總統負責發起政府政策的制定,但國會控制著政府的預算,且眾議院(國會中的下議院)議長負責制定眾議院的議程,就總統提案進行討論。經常發生的情況是,我們選出的國會代表各持己見、僵持不下,而且各方觀點都未能獲得足夠多的支持者,因而都無法被通過。在這種情況下,各方必須達成某種妥協,政府才能采取實際行動。

  一個比較現代的例子是共和黨總統羅納德·里根和作為眾議院議長的民主黨人托馬斯·奧尼爾兩人在1981—1986年的關系。

  兩位都是老練的政治家,個性都很強,在大部分政治問題上都意見相左。不過,雖然奧尼爾不喜歡里根提出的經濟議程,但他承認憲法賦予總統提案的權力,并就該提案發起了眾議院投票,而且按照擬定的日程行事。

  在里根和奧尼爾的帶領下,聯邦政府保持正常運轉:各項議程按時完成,政府預算得到通過,政府從沒有停擺,程序性阻撓議事的現象也不常發生。

  里根和奧尼爾以及他們的支持者在減稅、聯邦稅改、移民政策、社會安全保障體系的改革、非軍用支出的削減以及軍費的增加等方面意見相左,但最后還是成功達成妥協。盡管里根提名的聯邦法官人選通常不合民主黨人的胃口,民主黨還因此否決了某些提名人選,但里根還是如愿任命了超過半數的聯邦法官,包括9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中的3位。

  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美國,政治妥協的形勢不斷惡化,尤其大概從2005年開始。不光是美國的兩大主要政黨之間,就連各政黨內部的激進派和溫和派之間也出現了妥協崩潰的情況。這種情況在共和黨內部尤為嚴重,與民主黨達成妥協的溫和派共和黨候選人在競選連任時,面臨的主要挑戰來自共和黨內的激進派——茶黨。

  這樣做的后果是,2014—2016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的數量是近期美國歷史上最少的,致使預算的通過也落后于原定的計劃,這為政府停擺埋下隱患,或者說實際上加速了政府的停擺。

  在美國,政治妥協崩潰的表現包括程序性阻撓議事和阻止任命總統提名的政府職位候選人。程序性阻撓議事是美國參議院的議事規則所容許(但在憲法中沒有被明確提及)的一種策略,指的是反對某項提案的少數參議員(甚至是一名參議員)通過發表冗長的反對意見(或是威脅要這么做),以達到強行使對方做出妥協或撤回此項提案的目的。

  程序性阻撓議事的最高紀錄發生在1967年,有參議員進行了超過24小時的連續演講。

  根據參議院的議事規則,只要參議員中的絕對多數人(100名參議員中的60名及以上)同意,就可以對提案“終結討論”,從而終止程序性阻撓議事。在實際操作中,那些原本會被多數派擊敗卻意志堅定的少數派,可使用程序性阻撓議事策略強行與多數派達成妥協,而那些心志堅定的絕對多數派可通過“終結討論”拒絕與少數派達成妥協。

  盡管明顯存在權力濫用的可能性——即少數派通過程序性阻撓議事策略使政府癱瘓,或多數派通過“終結討論”達到暴政的目的,這一體系在美國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還是管用的。少數派鮮少使用程序性阻撓議事策略,多數派也鮮少發起“終結討論”的投票。

  現在,這種局面正在發生改變。

  在美國憲政的前220年間,在43位總統的帶領之下,參議院曾使用程序性阻撓議事策略反對總統提名的68位政府職位候選人。然而,民主黨總統奧巴馬2008年當選時,共和黨領導者宣布,他們將反對奧巴馬的所有提案。共和黨人僅僅在4年間就通過程序性阻撓議事策略,否決了奧巴馬提名的79名政府職位候選人,比過去整整220年間的總數還要多。

  在2012—2016年,即奧巴馬總統的第二任期期間,由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批準的總統提名法官人數是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最少的,批準的聯邦上訴法院(最高法院的下一級)法官人數也是自19世紀以來最少的。

  

2 為何潰???

 

  為什么美國的政治妥協在近20年間出現加速潰敗的趨勢?

  有以下三種解釋:

  第一種解釋是,競選活動成本的不斷攀升使捐資人變得更加重要。

  盡管部分重要職位的候選人能通過籌集許多小額捐款來資助自己的競選活動,但大部分其他職位的候選人不得不依靠幾筆大額捐款。毫無疑問,大額捐款背后的捐資人都對特定的政策目標有強烈的意愿,只會把錢捐給支持這些目標的候選人。

  一位朋友在結束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政治生涯之后,心灰意冷地寫信給我說:“在我們面臨的所有問題當中,我認為到目前為止,聽命于金錢是我們的政治體制和個人生活中最大的敗筆。用錢財收買政治家以實現某種政治目的的情況愈演愈烈……對政治資金的爭奪消耗了大量時間、金錢和政治熱情……政治議程向金錢低頭,政治話語越發不堪,政治家在自己的選區和華盛頓之間飛來飛去,他們互相之間根本就不認識。”

  這位朋友提到的最后一點,恰恰是政治妥協崩潰的第二種解釋:隨著國內航班的增加,華盛頓和美國各州之間的通行變得更為頻繁,也更為迅速。

  從前,我們的國會議員平時在華盛頓上班,到了周末,他們依然留在華盛頓,因為區區一個周末的時間不足以讓他們在華盛頓和家鄉之間往返。他們的家人也住在華盛頓,他們的孩子在華盛頓上學。一到周末,這些國會議員往往會攜各自的伴侶和孩子參與社交活動,在這樣的相處之下,國會議員之間除了存在對手關系或同盟關系之外,還存在朋友關系。

  然而如今,競選活動的高昂成本給了國會議員很大壓力,為了籌款,他們經常要回到自己的家鄉,國內航空旅行的便利也助長了這種趨勢。許多國會議員的家人選擇留在家鄉,他們的孩子也在家鄉上學。這樣一來,議員們的孩子沒有機會一起玩耍,議員們也沒有機會認識彼此的家屬,他們在彼此的眼中只是一名政治家。當下,在國會的535名議員中,大約有80人甚至未在華盛頓購置或租用公寓或房屋,工作日的時候他們就在辦公室的床上過夜,到了周末便飛回自己的家鄉。

  第三種解釋則與一種被稱作“格里蠑螈”(即不公正的選區劃分)的行為有關系。

  這一行為具體是指,為了確保某個黨派的成員在一個州當選議員的概率高于該黨派在該州獲得的選民支持率,重新劃分該州選區的行為。在美國的政治實踐中,這并非新鮮事。

  事實上,這個概念的靈感便來源于馬薩諸塞州昔日的州長埃爾布里奇·格里,早在1812年,他所在州的州政府就對州內選區進行了重新劃分,唯一的目的便是增加格里所在黨派的成員當選議員的數量。這導致重新劃分的選區呈現出怪異的地理形狀,其中一個選區的形狀特別像一條蠑螈,“格里蠑螈”一詞由此而來。

  今時今日,美國每10年進行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并根據普查結果對各州在眾議院中的席位進行重新分配,之后每個州的立法機構可以對州內眾議院選區的界線進行重新劃分。

  越來越多的州立法機構開始重新劃定選區界線,尤其是在被共和黨控制的州,這些州的立法機構將盡可能多的民主黨選民集中到盡可能少的選區里(通常是位于城市的選區),在這些選區,民主黨占絕對優勢。這樣一來,該州余下的民主黨選民便分散在盡可能多的其他選區里(通常是位于郊區的選區),在這些選區,共和黨的優勢通常都能得到保障。

  不公正的選區重新劃分對政治妥協造成的影響是,各個選區的多數選民大概率會支持哪個黨派和哪些政策,都是可以預知的。因此,如果候選人選取了同時討好兩黨的做法,他很可能就會落敗。所以,候選人知道,自己應該選取一種極端化的立場,只吸引那些預計在自己的選區能獲勝的政黨。這其實就是政治極化的一種現象。

  然而,上述三種關于美國政治極化趨勢的解釋——競選成本的攀升帶來的籌款壓力、國內航空旅行的便利,還有不公正的選區劃分,僅僅試圖解釋政治人物的極化趨勢,他們只是美國人當中的很小一部分。實際問題的范圍要廣泛得多:美國人整體上正變得越來越極化,在政治上越來越不愿妥協。

  

3 定制信息

 

  只需看看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分布圖,將共和黨和民主黨拿下的州分別以紅色和藍色標識,便可以發現,沿海地區和大城市基本上是民主黨的大本營,而內陸地區和鄉村則是共和黨的天下。

  

  各黨派內部正日益走向同質化,在意識形態上越來越極端:共和黨人愈加趨向保守,民主黨人愈加趨向自由主義,而兩黨中溫和派的身影逐漸消失。

  調查顯示,不少支持其中一黨的美國人對另外一黨越來越不能容忍,將其視為美國福祉的真正威脅,不愿意成為對方黨派支持者的親屬或伴侶,而且期望生活在一個人人都與自己持相同政治觀點的社區里。

  

  所以,我們要關注的不是為什么政治家日益不愿妥協,而是為什么美國的選民變得越來越不愿讓步,在政治上越來越不肯妥協。政治家不過是順從了選民的意愿。

  關于美國社會的整體政治極化現象,一個常常被提到的原因是“定制信息”。

  當我還是個青蔥少年時,有線電視還沒有出現;直到1948年,我所在的城市波士頓才開始有了第一套電視節目;自那以后的很多年里,我們美國人主要從三大電視網、三份主要的新聞雜志周刊以及報紙中獲得新聞信息。

  那時候,大部分美國人接收信息的來源是一致的,這些來源沒有明顯的保守主義或自由主義立場,也沒有任何一方費力地去捏造事實。隨著有線電視、新聞網站和社交服務網站臉書的興起,還有面向大眾市場的紙質新聞雜志和周刊的衰落,現在的美國人根據自己先入為主的觀點來選擇接收信息的來源。

  我的月度有線電視賬單顯示,我有477個電視頻道可以選擇:不僅可以根據我的保守主義或自由主義傾向在(政治立場偏右的)??怂剐侣勵l道和(政治立場偏左的)微軟全國廣播公司的節目中做取舍,而且可以通過各種頻道關注非洲、大西洋海岸聯盟競技、烹飪、犯罪、法國、曲棍球、珠寶、猶太人的生活、俄羅斯、網球、天氣,以及眾多其他具體的主題和觀點。

  所以,我可以選擇只關注自己目前感興趣和認同的觀點,這樣的結果是:我把自己封鎖在一個量身定制的政治壁龕中,只承認自己認同的那一套“事實”,繼續為一直支持的黨派投票,我不了解對方黨派的支持者為什么會做出跟我不同的選擇,我也不希望自己投票選出的代表和那些跟我政見不同的代表達成妥協。

  大部分的美國人現在都使用社交媒體,例如臉書和推特。我有兩位朋友,他們相互不認識,剛好一位是民主黨人,另一位是共和黨人,兩人都曾向我談及,他們的臉書賬號已經成為他們主要的信息過濾器。

  我的這位民主黨人朋友(他是一名年輕人)在臉書上擁有很多朋友,他之所以會和那些人成為好友,部分原因正是他們的立場一致。當他的好友中有人發布了支持共和黨的觀點,他便會和那個人“解除好友關系”。被他“解除好友關系”的人中包括他的阿姨和叔叔,因為他們支持共和黨,我這位朋友在生活中也不再去拜訪他們。他會一整天不斷地用手機刷新自己的臉書主頁,用這個軟件來識別和瀏覽與自己觀點一致的網絡新聞,但他不會去訂閱任何的紙質新聞報紙,也不看電視。

  我的那位共和黨人朋友跟我說了差不多的話,只有一點不同:她在臉書上“解除好友關系”的熟人是支持民主黨的人。于是,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果:我的這兩位朋友分別只接觸自己的定制信息。

  

4 全面極化

 

  事實上,極化現象涉及的范圍不僅于此,在政治層面以外,美國的其他方面也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極化、偏狹和暴力趨勢。

  40歲以上的美國人大概都在親身經歷著變化:比如美國人的電梯禮儀問題,如今人們在等電梯時越來越不愿意遵守先下后上原則;交通禮讓行為不斷減少;登山步道和街道上的善意不斷減少,相比40歲以上的美國人,40歲以下的美國人更不愿與陌生人打招呼。在不同圈子中,各式各樣的“語言”暴力越來越多,尤其是在電子通信平臺上。

  我1955年進入美國學術界,在這個領域也經歷了類似的趨勢變化。

  比起60年前,今日美國學術界中的辯論變得更加充滿惡意。早在我剛剛開啟學術生涯之時,我就經常會與一些學者意見相左,現在依然如此。然而,曾經的我會把那些在科研問題上與我持不同意見的科學家看作朋友,而不是敵人。

  我記得有一次參加完一場生理學會議之后,我在英國度假,和一位友善、溫和的美國生理學家一起游覽了西多會修道院遺址,盡管我和他在那場學術會議上,就有關上皮細胞的液體傳輸機制持截然不同的看法。這樣的關系在今天已經不太可能了。

  我如今不斷受到來自和我意見相左的科學家的起訴或威脅,而且他們還會對我使用語言暴力。邀請我去講課的主辦方曾經不得不雇用保安人員,以免我受到那些極端反對者的攻擊。美國的學術界和我們的政治家、選民、電梯乘客、汽車駕駛人、行人一樣,都反映出了美國人的整體生活狀況。

  以上這些,代表了同一個現象的不同方面,這個現象就是被廣泛討論的“社會資本”的衰落。政治學家羅伯特·帕特南在《獨自打保齡》一書中給“社會資本”下了定義:“社會資本指的是個體之間的關聯——社會關系網絡、互惠性規范以及由此產生的信任。在這個意義上,社會資本和被有些人稱作‘公民美德’的概念密切相關。”

  社會資本是指人們通過積極參與,并成為各種群體的成員而建立起來的信任、友誼、群體從屬感、施助和受助的期待感,這些群體可以是讀書會、保齡球俱樂部、橋牌社、教會組織、社區組織和家長教師協會,也可以是職業協會、鎮民大會、工會、退役軍人協會等。

  參與這樣的群體活動,可以培養人們之間普遍的互惠特性,即為他人服務,和他人共事,信任他人,并相信他人以及團體中的其他成員也會為自己提供幫助??墒?,美國人越來越少參與這種面對面的群體活動,卻越來越熱衷于加入各種線上的群體,這種線上群體的成員之間從來不會碰面,看不見也聽不見對方。

  對于帕特南和其他許多人提出的美國社會資本的衰落問題,其中一個解釋是,以犧牲直接溝通為代價而崛起的非面對面交流。

  在書寫被發明之前,所有的人類信息傳達和通信都是面對面實現的,通過人與人之間交談或者一起觀看(或聆聽)表演者(演講者、音樂家和演員)來完成。盡管1900年以后出現的電影院沒有提供面對面式的娛樂方式,但它至少讓人們走出自己的房子,融入社會群體,而且相約看電影的通常是朋友,這正是人們一同欣賞現場演講、音樂會、表演的延伸形式。

  現在我們的許多娛樂載體——電視、電腦、智能手機、電子游戲等,使人們更傾向于獨處而非社交。這些為個人定制的娛樂方式,就像上文提到的為個人定制的政治信息。

  美國人平均每4分鐘看一次手機,每天至少會花6個小時盯著手機屏幕或電腦屏幕,而且每天有超過10小時在使用電子設備。這導致的結果是,大部分美國人不再與人面對面打交道,不再能直接看到對方的面部表情和肢體動作,不再能直接聽到對方的聲音,不再能直觀地了解對方。

  相反,我們主要通過屏幕上的電子信息來和他人交流,偶爾會通過手機聽到對方的聲音。當面對一個活生生的,離我們只有兩英尺,能夠看得見、聽得著的人時,我們傾向于抑制自己的無禮舉動。而當面對屏幕上的信息時,我們更容易做出無禮和輕蔑的回應。一旦我們習慣了遠距離的口頭暴力,那么對活生生的人施以暴力也就不再是難事了。

  

5 自己摧毀自己

 

  有聲音認為,非面對面的通信方式不僅在美國流行,而是在全世界范圍內興起,尤其是在富裕的國家。意大利人和日本人對手機的依賴程度不亞于美國人,為什么在其他的富裕國家中,沒有出現政治妥協崩潰和社會不文明行為增加的情況呢?

  我能想到兩個可能的解釋。

  第一個解釋是,在20世紀,電子通信和許多其他的技術創新首先在美國嶄露頭角,這些技術創新和由此帶來的影響從美國蔓延到其他富裕國家。由此看來,美國只是第一個而絕非唯一一個面臨政治妥協崩潰問題的國家,像電話和電視機一樣,這種問題也會蔓延到其他地方。

  實際上,英國朋友表示,英國現在出現的個人暴力行為與以前相比要嚴重很多。澳大利亞的朋友告訴我,澳大利亞的政治生活中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妥協崩潰現象??梢灶A見,接下來其他富裕國家遲早也會出現美國目前面臨的政治僵局。

  另外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美國因為一些原因,一直缺乏足夠的社會資本來抵抗現代科技帶來的去人格化力量。美國的國土面積比起除加拿大以外的其他富裕國家要大25倍以上,而美國的人口密度只有其他富裕國家的1/10,人口密度排在美國之后的只有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冰島。

  與強調集體主義的歐洲和日本比起來,美國一向更強調個人主義,在富裕國家里,只有澳大利亞在個人主義的排名上超過美國。美國人經常搬家,平均每5年就會搬一次。鑒于美國國內各地之間的距離比起日本或任何西歐國家更遠,這意味著美國人一旦搬家,他們和昔日好友之間往往相隔較遠。因此,美國人的社會關系往往較為短暫,朋友的流動性很高。

  美國的面積和國內各地之間的距離是固定的,不會改變,美國人也不太可能減少搬家的頻率,美國人也不太可能擺脫對手機的依賴。比起其他的富裕國家,美國將繼續面臨更大的政治妥協崩潰的風險。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智利,由于政治妥協崩潰,一方勢力以軍事獨裁的手段上臺,其明確的目標是全然消滅對方的力量。

  美國人也許會提出反駁:“但美國可不是智利!”是的,美國與智利當然是不同的。我們有更深厚的民主傳統,我們有平等主義的歷史理念,我們不像智利有世襲的地主寡頭勢力,而且歷史上從未出現由軍隊發起的獨立政治行動。

  但另一方面,美國則包含諸多助長政治妥協崩潰的因素,除了上述提到的社會方方面面的極化,還包含對私人槍支的管控較松,更為泛濫的個人暴力行為,在歷史上曾暴力對抗部分群體(非裔美國人、印第安人還有部分移民群體)等等。我認為,如果政治極化不斷加劇,有可能發生的是,執掌美國政府或州政府的黨派將不斷對選民登記加以操縱,往法院里塞滿串通一氣的法官,從而利用法庭來質疑選舉結果的合法性,然后訴諸“執法機關”,利用警察、國民警衛隊、預備役部隊或者軍隊去鎮壓持不同政見者。

  這也正是,為何我認為政治極化是美國當前面臨的最嚴峻的問題,只有我們美國人具備摧毀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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