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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之光 | “美利堅和平” ——作為帝國主義話語的新自由主義及其全球化神話構成的歷史考察

殷之光 · 2020-08-08 · 來源:經略網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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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末起,一批美國保守主義政治與國際關系學者便開始著力描述一個 “新美國世紀”的誕生。在21世紀的頭十年中,這種勝利主義的霸權敘述更開始著力講述一個“美利堅和平”的全球秩序想象。這一“美利堅和平”對新自由主全球化秩序強烈推崇。

  摘要: 自20世紀末起,一批美國保守主義政治與國際關系學者便開始著力描述一個 “新美國世紀”的誕生。在21世紀的頭十年中,這種勝利主義的霸權敘述更開始著力講述一個“美利堅和平”的全球秩序想象。這一“美利堅和平”對新自由主全球化秩序強烈推崇。這種秩序觀強調,自由主義經濟是全球資源調配、組織經濟生活、管理企業的最有效模式;并且,自由資本主導的市場化全球擴張是人類未來全球化進程的唯一路徑。近些年,中文學界出現了大量從政治經濟學及政治學角度出發對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觀的批判。本文希望在討論中引入長時段的歷史維度,嘗試展現這種“美利堅和平”的政治敘述與19世紀下半葉英帝國史敘述之間,在問題意識與歷史觀之間的相通之處。本文認為,這兩場討論的一個重要的共同點便是對自身國際地位及歷史意義的倒敘。兩者都是在本國全球霸權影響到達高峰時,對這種霸權狀態進行的歷史追溯與理論闡發。本文強調,從歷史維度出發,重新理解過去20年間右翼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者的帝國觀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今天“美利堅和平”秩序觀的歷史起源及其“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敘述的邏輯困境。

  一、 導言

  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英語知識界左右翼都重新開始對“帝國”問題產生出濃厚的興趣。承載這場討論的基本歷史背景是蘇聯的解體與美國霸權的形成。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兩個有趣的理論現象。首先,與過去對于“帝國”問題的討論不同,今天并沒有太多對與之相關的“帝國主義”問題作出深入的理論與歷史的闡述。在公共媒體中,“帝國主義”甚至有傾向成為一個沒有歷史、無需被理論化的詞語。在國際政治話語中,“帝國主義”也作為一種內涵不言自明的污名,以及暴力干涉、傲慢自大與經濟剝削的代名詞,被用來形容對手一切可能對自身利益形成挑戰的政治、外交與經濟政策。

  本文強調,重新理解過去20年間右翼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者的帝國觀有助于我們理解今天今天“美利堅和平”秩序觀的歷史起源及其“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敘述的邏輯困境。同時,過去十年世界的巨大變局,也使得大量西方的觀察家們不得不對中國的快速崛起及“西方的衰落”問題做出回應。[1]而在這類討論中,中國在非洲等發展中國家所進行的一系列國際援助與合作項目,都被西方媒體乃至學界冠以“新殖民主義”與“新帝國主義”的污名。[2]如何理解中國在21世紀全球化新時期中所扮演的作用?中國的全球化發展觀與新中國初期的第三世界發展觀,以及在革命歷史經驗中培養起來的平等觀、世界觀之間有何聯系?它們又與西方中心主義視角下的世界觀有何差別?本文希望將西方新保守主義帝國史敘事放在一個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的長時段中理解,嘗試展現新保守主義帝國史敘述與20世紀上半葉英帝國史敘述之間,在問題意識與歷史觀之間的相通之處。本文認為,這種分析更能幫助我們認識今天英語世界中“新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等話語背后的深層秩序觀。

  本文的視角集中在20世紀帝國主義者與帝國神話辯護人們的帝國觀及其變遷上。我們發現,帝國敘事的變化與這個世界的歷史變遷密切聯系。本文主要分析的文本來自美國,并希望將美國與英國的帝國秩序觀放在內在相通的脈絡中討論。本文討論的入手點是“帝國主義”觀念。在過去中國的研究中,以列寧為主的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論是關注的重點。由此發散開來的知識脈絡涵蓋了從霍布森開始的“經濟帝國主義”論述、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和考茨基(Karl Johann Kautsky)對金融資本輸出與帝國主義起源關系的討論、以及盧森堡(Rosa Luxemburg)對帝國主義作為一種資本主義壓迫經濟不發達地區手段的認識。[3]

  與中文世界的理論興趣不同,在英語學術界,關于“帝國主義”問題的討論則更為豐富。一方面,傳統帝國史,特別是英帝國史的研究者們沿襲著約翰·希里創造的傳統,將注意力集中在分析并理解英帝國的全球網絡及其行政/治理模式等方面。在這個脈絡里,研究者們將“帝國主義”視為一種“官方思維”(the official mind)。[4]在這個視角下,“帝國主義”更像是一種帝國行政官員與智囊們外交思想與政策的集合。其目的則是為了維護帝國全球秩序與自身霸權地位。隨著20世紀中期之后世界性的亞非拉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帝國史學者們精心構建的對世界秩序歷史與未來的敘事也在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文化與政治的浪潮中出現了動搖。從去殖民角度出發,對被殖民地區民族史的重新發現則構成了今天“帝國主義”論述的另一個層面。

  二、大西洋主義與兩個歐洲

  2003年3月,小布什對伊拉克發動了第二次海灣戰爭。這場戰爭甚至遭到了諸如法國、德國等戰后美國在歐洲傳統盟友們的堅決反對。這同英國、西班牙等國迅速表態支持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態度也形成了鮮明對比。事實上,伊拉克戰爭問題所造成的歐洲的分裂早在2003年初便形成了基本結構。2003年1月22日,在正式決定入侵伊拉克之前,時任美國國務卿的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在回應記者提問時,將德法這兩個堅決反對美國干涉伊拉克的國家稱為“舊歐洲”(old Europe)。相反,他將所有支持美國軍事行動的國家稱為“新歐洲”(new Europe)。拉姆斯菲爾德強調,今天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歐洲(NATO Europe)其重心已經東移。[5]

  就在拉姆斯菲爾德宣判了“舊歐洲”與“新歐洲”的分野之后一周,包括英國、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丹麥等歐盟國家,加上波蘭、匈牙利以及捷克等當時還未加入歐盟的東歐國家,共同簽署并發表了所謂《八國公開信》(The Letter of Eight),宣布“歐洲與美國必須團結一致”。信中表示,將美國與歐洲聯合在一起的核心價值是“民主、個人自由、人權以及法治”。[6]很快,2003年2月6日,維爾紐斯集團(Vilnius Group)也追加了一封公開信,表示對美國對伊拉克軍事行動的支持。[7]信中首先將對伊拉克軍事行動描述為一個“民主國家”反對“暴政”、維護“共同價值觀”的道德責任。隨后才將行動的合法性訴諸于聯合國決議。[8]

  從今天的視角回望這一事件,我們會發現,新老兩個歐洲的分野與一個由北約東擴而形成的分裂的歐洲戰略目標不謀而合,更與這幾年來由英國退歐帶動的反歐盟國家密切呼應。[9]實際上,2003年針對美國入侵伊拉克問題而造成的意見沖突,成為歐洲知識分子與政治精英們在21世紀全球秩序中重新認識并定位自我身份的關鍵錨點。對于分裂的歐洲這一命題,觀察家們多將眼光集中在冷戰之后的短時段內,關心從蘇聯以及華約集團內脫離出來的東中歐國家。這類討論從一個全球地緣政治的視角出發,站在美國中心主義的立場上,強調“新歐洲”的形成代表了大西洋主義(Atlanticism)步入了一個新階段。這不但意味著歐洲的戰略中心會進一步向東移動,也代表了歐洲將會在北約東擴與對俄以及對美態度這類問題上重新劃分新舊與東西的界限。[10]還有一類討論將眼光集中在經濟模式的分裂上。這類研究認為,新舊歐洲的分野恰恰是代表著兩種不同市場組織形式理念的根本沖突。以盎格魯-美利堅(Anglo-American)為中心的“新歐洲”強調大規模資本的流動性,以及由私營企業控制市場的重要性。而與此相比,“舊歐洲”則更熱衷于堅持所有權的集中,同時上市公司在“舊歐洲”中所發揮的作用也遠無法與它們在“新歐洲”中的地位同日而語。[11]這兩種資本主義組織市場的模式,前者被成為“新美利堅”(neo-American)模式,后者則被成為“萊茵”(Rhine)模式。[12]

  這類討論更再一次將“盎格魯-美利堅”(Anglo-American)這一跨越大西洋的政治與經濟聯盟擺在了世人面前。從經濟上,這一聯盟表現為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堅定推崇,認為“盎格魯-美利堅模式”是全球資源調配、組織經濟生活、管理企業的最有效模式。并且,這一模式還強調全球化的唯一路徑是自由資本主導的市場化進程不斷發展。此外,這種論述還認為,盎格魯-美利堅模式能幫助從前蘇聯共產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脫離出來的中東歐國家盡快轉型,比起舊歐洲的市場組織方式來說,盎格魯-美利堅模式影響下形成的“新歐洲”則更能代表冷戰結束后全球化的總體潮流。

  事實上,這種對于新舊歐洲的討論可以追溯至更遠。在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1932年對美國“現代帝國主義”的討論中,便回顧并批評了對“軍事帝國主義”和“經濟帝國主義”進行二分化理解的弊病。[13]施米特的分析基于一個他認為是源自于19世紀的迷思,即將經濟視為是一種“理所當然的”(eo ipso)非政治性的東西。而也正是在這種理解基礎上,美國在世界范圍內具有“帝國主義性質”的擴張,才能夠被視為是“非政治性的”,更是“和平的”。施米特將這種“合乎法權”(Rechtfertigung)的論述視為一種意識形態的障眼法。其目的在于為其擴張編造一套“正當行原則”(Legitimitätsprinzip)。施米特的討論其重點在于為德國厘清所謂“帝國主義方法的本質”,即“軍事和海洋的裝備”、“經濟的和金融的財富”,以及“從自身出發規定政治和法律概念的內容的能力”三者的結合。[14]在這個意義上,帝國主義則是國家通過對三方面實力的調配與應用,直接建構的全球霸權秩序。在施米特的討論中,資本與軍事能力一樣,屬于國家能夠任意調配的能力。因此,在其對“盎格魯-撒克遜”自由帝國主義問題的分析中,施米特看到了一個具有明確標志的霸權中心轉移。在施米特看來,19世紀末20世紀初“合眾國帝國主義”的崛起,不但從形式上超越了19世紀歐洲以海外殖民為主的帝國主義形式。更重要的是它創造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國際法統治的概念和方法”。[15]

  當代對于美帝國主義的討論則更從歷史層面上凸顯出了這種跨越大西洋的霸權移動。[16]2003年2月,就在第二次海灣戰爭正式開始前一個月,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牛津大學的環境與地理學院,連續舉辦了三場克萊倫登演講(Clarendon Lectures)。這一系列演講隨后結集成為其著名的《新帝國主義》(The New Imperialism)一書。[17]在書中,大衛·哈維指出“權力的領土邏輯”與“權力的資本邏輯”之間既有矛盾也有糾葛。[18]他強調,資本全球流動對地理空間具有強大的塑造性作用,在這一過程中出現的不對稱與不平等交換構成了現代“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征。大衛·哈維強調,“盡量持久地保持這種對其有利地非對稱交換模式成為國家的一個重要職責”。[19]如施米特一樣,大衛·哈維也注意到了“規定政治和法律概念的能力”在美國實現其全球霸權進程中的作用。不同的是,哈維將之描述為一種在國際上塑造認同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哈維所描述的“新帝國主義”更像是對葛蘭西霸權理論的地理拓展。對哈維來說,其它國家與地區對美國生活方式、消費觀、文化形態、以及政治金融制度的“仿效”更有效地塑造了“新帝國主義”全球霸權。[20]

  哈維采用了阿倫特對于現代帝國主義討論的歷史分期,將以1870年第二次工業革命為代表的19世紀末視為“資產階級取得政治統治權的第一階段”。[21]從這一時期,資本開始在全球實踐其對政權的塑造能力。[22]然而,本文則希望表明,這種資本對國家政權的塑造,以及對全球秩序的重構可以追溯至18世紀末與19世紀初。其表現,便是在這段時期內英國重商主義的衰落與自由貿易話語的興起。同時,本文也希望將資本、軍事乃至“規定政治和法律概念”的能力放在一個更為復雜的全球網絡中來理解。事實上直至今天,當試圖描述19世紀時,我們都會習慣性地將之表述為一個“英國的世紀”。20世紀則是一個“美國的世紀”。這仿佛是在暗示兩者的主體性不言自明。兩者非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作為“主權國家”完成自我變革,甚至能夠超越全球化的假設,將“一系列國家和超國家的機體”在“統治的單一邏輯下整合”,形成一個能夠在全球范圍內實踐其主權的新型帝國。[23]實際上,從其誕生伊始,“全球化時代”便蘊含了工業化國家與農業化國家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對絕大多數站在工業化進程開端,甚至尚未開始進行工業化的非歐洲社會來說,對19世紀與20世紀更普遍的體驗則是在“自由貿易”(free trade)的名義下,被迫開放市場的歷史記憶。

  三、自由貿易話語與帝國歷史的再發明

  自20世紀初以來,盎格魯-撒克遜中心主義的帝國敘事便始終圍繞著構建市場萬能的普遍性展開。在這種敘事里,占據19世紀文明等級論核心的種族血統差異逐漸轉化為一種看似更為“普世”的線性發展觀。用以證明白人優越性的原因不再是其天然的種族特性,而是得到了現實印證的白人國家經濟、武裝與科技的發達程度等“客觀”條件。與19世紀約翰·希里(John Robert Seeley)將帝國擴張的合理性歸因于白人由于其人種優勢而向全世界的散播相比,這種以“發展”為核心的敘事將帝國的擴張表達為一種白人國家對全人類的啟蒙與引導。是一種用“公開與簡易的語言”來“去替別人謀福利、去問別人爭利益”的神圣偉大的 “白人的負擔”。[24]這一邏輯,在今天美國和英國的自我國家敘述中也占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

  1999年11月19日,時任德克薩斯州州長的小布什(George W. Bush)在位于加州西米谷的雷納德·里根總統圖書館發表了題為《獨特的美國國際主義》的演講。作為他2000年總統競選選戰的一部分,小布什在該演講中集中闡釋了他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意見,及其對世界秩序的看法。在演講中,小布什將俄國與中國這兩個“歐亞大陸最強大的力量”視為未來世界秩序最大的不確定因素。小布什表示,“如果他們成為美國的朋友”,那么“這種友誼便會為世界帶來穩定”。而在兩者中間,小布什更提醒聽眾們,需要格外注意崛起中的中國。在中國問題上,小布什表示,“要不帶黨派立場的去審視中國”。雖然“我們歡迎一個自由和繁榮的中國”,但是種種跡象表明,“中國是一個競爭者,而不是一個戰略伙伴”。小布什強調,“如果我成為了總統,中國會明白,美國價值觀一直會是美國(全球)議程的一部分。我們對人類自由的倡導不是一種外交形式主義,而是我們國家最基本的承諾。……自由貿易是‘自由的前進戰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由貿易不僅僅是為了掙錢,更是一種道德準則。”[25]在小布什看來,美國總統在后冷戰的時代中,既需要“有能洞察世事的現實主義”也應當有對“傳播自由與尊嚴的美國理想”的信仰。他將兩者的關系描述為“為了美國理想服務的現實主義”。他引用了喬治·華盛頓的名言,“自由一旦生根,便會快速生長”。而作為“站在歷史正確一側的美國”則毫無疑問肩負著“用各種手段”推動“人類尊嚴與上帝正義”的道德責任。[26]

  在小布什所勾勒的世界圖景中,我們不難發現這種世界秩序呈現出是以美國為中心的二元結構。在這一秩序觀下,“自由貿易”非但是一種“戰略”,更承載了維護人類整體“自由”的道德責任。作為肩負這一道德責任的美國,則有必要更有義務武裝自己,在國內避免“保護主義與孤立主義回潮”,在國際問題上“避免隨波逐流”,不惜一切代價戰勝敵人。維護“由自由貿易聯合在一起的西方民主世界”利益,即是美國的“國家利益”,也是整個人類的共同使命。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這份通篇充斥著霸權主義的講稿中,小布什卻選擇使用“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來指稱他所構想的美國全球秩序觀。實際上,在小布什的敘述中,同樣作為一種世界秩序觀的“帝國”與“帝國主義”被明確地安排在了美國全球秩序的道德與現實對立面。小布什強調,他所描繪的宏偉目標“不是帝國主義的”。他宣稱,雖然俄國已經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但是它具有“重回俄羅斯帝國主義”且“威脅周邊國家”的傾向。相反,美國則“從未成為過帝國”,它“是歷史上唯一一個有機會建立帝國,但卻主動回絕了的強大國家”。小布什表示,比起“強權”(power)來說,我們更傾心于“偉大”(greatness);比起“光榮”(glory)來說,我們更崇尚“正義”(justice)。但這并不意味著美國沒有對世界整體秩序的看法。小布什最后號召聽眾們,“像拒絕帝國的皇冠一樣,拒絕孤立主義的眼罩”。[27]

  對美國的政客與智囊而言,1999年的世界正處在一個相對和平的時代。此時,一個美國稱霸的“單極性”世界已經運行了將近十年。[28]2000年9月發表的一份題為“新美國世紀”(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的戰略報告中表示,美國的實力與影響“已經到了最高點”,一個“全球的美利堅和平”(a global Pax Americana)已經形成。這種美利堅和平“已經證明自己是和平的、穩定且持久的”。[29]與小布什講話中所表達的態度一樣,這份戰略報告也格外強調了維持一個強大的軍事力量在維護這一“美利堅和平”時所扮演的絕對關鍵作用。而對當時的諸多觀察家們來說,蘇聯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解體更確立了美國無可撼動的全球霸權地位。[30]在1991年3月3日的《星期日電訊報》上,其主編皮熱格林·華茲桑內(Peregrine Worsthorne)便撰文稱,在蘇聯解體之后,“美國現在已經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世界強權……它遠遠超過世界所有其他國家,是唯一的‘超級大國’(hyper-power)”。[31]1999年2月,時任法國外交部長的于貝爾·韋德里納(Hubert Védrine)更進一步地將“超級大國”描述為“在包括態度、觀念、語言以及生活方式等所有方面都具有壓倒性影響的國家”。[32]

  1999年,著名的學術雜志《外交史》連續出版了兩期特刊,集中討論“美國世紀”的觀念及其全球意義。主編邁克爾·霍根(Michael J. Hogan)重新將亨利·魯斯(Henry Luce)擺在了美國學界面前?;舾埩私?0位國際關系與歷史學者,共同追溯整個“美國世紀”,尋找這個世紀中對美國外交政策乃至全球至關重要的議題。[33]在1941年的《美國世紀》一文中,亨利·魯斯認為,20世紀的美國與美國人需要共同承載一個在世界范圍內保衛并推進民主與自由和平的道德責任。因此, 美國必須參戰,領導這場對抗希特勒德國的戰爭。與威爾遜撰文極力說服美國可以通過參加一戰來在世界范圍內推廣美國世界秩序觀不同,亨利·魯斯認為,在今天的世界中,美國的自由原則已經遍布全球,因此,這場對納粹德國的戰爭從本質上就是一場“保衛戰”。[34]而參與到1999年這場大討論中的所有信奉新現實主義的學者們,都不約而同地承認了亨利·魯斯的這一關鍵命題,即二十世紀已經是美國的世紀,從政治的民主原則到經濟的自由主義原則,整個“發達世界”都在信仰并實踐著美國的世界觀。

  這場在世紀末的學術討論與其說是對過去一個世紀的總結,不妨將其看做是一個對未來時代世界圖景的展望。正如特刊中一位作者所說,美國世紀的本質就是一場美國“被邀請成為帝國”(empire by invitation)的歷史。整個“美國世紀”的開端因而被追溯至了1898年的美西戰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隨著歐洲“舊世界”“向美國發出軍政邀請”而逐漸壯大。[35]在美國世紀的后半段中,世界強國之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長期和平”。美國則取代了英國成為維護這一和平的關鍵力量。[36]未來世界可能對這種和平造成挑戰的便是中國和俄國的崛起甚至聯盟。[37]與這種國際關系學者們的樂觀主義態度不同,歷史學家布魯斯·康明思(Bruce Cumings)的文章很明確地指出了亨利·魯斯描繪的美國世紀中透露出來的強烈西方中心與種族主義傾向。他指出,在亨利·魯斯的世界秩序中,第三世界的有色人種是全然缺席的。而對不發達世界的人來說,通往未來的唯一途徑,在亨利·魯斯的敘述中,便是在經濟上接受自由主義原則,“成為美國人”。[38]

  不難發現,在英語世界中,這場20世紀末美國出現的對于帝國與帝國主義問題的討論幾乎再現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知識分子們對同一個問題的熱情。從歷史敘事角度出發反觀這兩場討論,它們所呈現的一個重要的共同點便是對自身國際地位及歷史意義的倒敘。兩者都是在本國全球霸權影響到達高峰時,對這種霸權狀態進行的歷史追溯與理論闡發。[39]從具體問題上來看,兩場討論所關心的內容也如出一轍。兩者都希望發現并設計保障全球和平,維護現有秩序的機制;希望為“不發達”(在19世紀的話語中,“不文明”和“半文明”的觀念也表達了類似的內涵)的人群尋找并創造通往進步與發展的道路。同時,思考這種外向的世界圖景的基礎,都存在一個根本的內在的緊張感,即對各自對象國家——19世紀討論者面對的英國,20世紀討論者們面對的美國——未來命運及其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問題的思考。最后,與他們的先行者們一樣,新一代的討論者們也必須面對帝國自我構成過程中所累積的歷史與道德負擔。他們甚至也還需要回應如何在承繼了前代帝國的光榮歷史使命的同 時,還能避免重蹈舊帝國毀滅的覆轍。[40]

  四、“帝國美利堅”與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

  2000年11月11日,理查德·海斯(Richard N. Haass)在亞特蘭大的一個會議上發表了題為《帝國美利堅》的論文。文中,海斯提出,冷戰后的國際社會應當建立在四塊基石之上:減少使用武力、控制并削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容許對別國進行人道主義干涉、實行經濟開放政策。海斯強調,這種國際秩序不會自然到來,而需要美國這一世界上最強大的主體來推動。因此,在新的歷史時期“美國需要從一個傳統的民族國家轉變為一個帝國力量”。并利用包括聯合國安理會、WTO、國際原子能機構等現有國際組織,推動美國所勾勒的全球秩序圖景。[41]海斯曾是老布什政府內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就在發表本文之后不久,海斯也應邀成為小布什政府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

  的確,在2001年9/11之前,將美國稱為一個“帝國”在英語主流學界顯得具有沖擊力。畢竟,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隨著歐洲殖民帝國走向自我衰亡,自此每一任美國總統都會明確表示,美國是帝國的敵人。在冷戰時期,當面對美國作為“帝國主義”的抨擊時,美國也會急不可待地將這類攻擊劃歸為共產主義陣營虛偽宣傳的結果。[42]而對普通美國民眾來說,“帝國”也無異于一種污名,一種僅僅與異域相連觀念。[43]正如小布什在其1999年末的那則競選演說中表示的一樣,美國無意成為一個“帝國”?;蛘哒f,并不希望背負“帝國”這一字眼所承擔的歷史負擔。對于1960年代末期開始冒頭的新保守主義者們來說,站在美國“國家利益”角度來討論美國的“全球領導權”更具吸引力。[44]然而,也恰恰是20世紀美國政治話語中對自身全球帝國不遺余力地掩飾,反映出了這類帝國話語的內在邏輯。即帝國是西方延續至今的政治傳統中唯一可能的“全球”秩序想象,與政治組織形式。伴隨著美國“超級大國”實力政治地位形成的是大量對于“新自由主義”以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問題的學術討論開始涌現。在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著名的《新自由主義簡史》中,雖然這一“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形成歷史被追溯至20世紀70年代末里根政府時期,但其論述的起點仍舊開始于小布什上任并在全球開展“反恐戰爭”之后。[45]

  2001年9/11事件之后,關于帝國問題的討論迅速從學術界蔓延到了大眾媒體中間。包括《紐約時報》、《大西洋月刊》、《外交事務 》等一系列重要公共媒體都開始出現類似于“美國是否是一個帝國”的討論。[46]有趣的是,在此之前的近一個世紀里,“帝國”這一令美國政客與學者們避之不及的字眼,隨著“反恐戰爭”的開始,很快被更多人撿起,且并不僅僅是在貶義的層面上開始被論者們使用。[47]在這場討論中出現的諸如對美國作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以及美國霸權的“單極性”等觀念較為中國學界,特別是國際關系學界所熟悉。但是,對美國新保守主義者對帝國史學資源的調用,以及類似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這類新保守主義歷史學家對英帝國歷史進行的再辯護卻并未有太多深入的思考與討論。

  與其前輩不同的是,尼爾·弗格森沒有將其帝國的霸權小心翼翼地隱藏起來,而是將帝國的暴力直接包裝成了保障全球現代化發展的基本條件。這與20世紀末美國國際關系領域內興起的新保守主義者的態度密切呼應。在2003年出版的暢銷書《帝國》中,弗格森通過書寫一個具有明確國家主權形態的英帝國歷史,為21世紀全球化的未來提供了另一種神話敘事。書中,弗格森將19世紀的英帝國描述為一個能夠在全球范圍內有效配置資源、克服各種障礙推廣自由貿易,促進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力量。在他的筆下,帝國與多邊合作模式一樣,都是推動全球化歷史進程的力量。甚至,相比后者,帝國用武力和槍炮推動全球變革,更被歷史證明是行之有效的一種方式。它的建立“改善了全球的福利”,是“人類的福音”。[48]雖然弗格森承認,“大英帝國早已不復存在”,其歷史也并非“毫無污點”。但是,它“不可否認地引領著自由貿易、資本的自由流動、廢奴運動和自由勞動力運動”。[49]同時,大英帝國的自由商業力量還為全球通信網絡的建設投入了巨大的成本。其電報網絡與蒸汽船航線網絡一起,將“世界縮小了”。[50]他強調,“如果英國在19世紀下半葉”便放棄了其殖民地,那么“這些市場的關稅勢必會提高,或者英法其他形式的貿易歧視”。[51]總之,弗格森不遺余力地塑造地一個英國通過海外擴張,為全世界,特別是“欠發達世界”的現代化鋪平了道路,通過掃清了自由貿易在全球流動的障礙,更給那個“世界”送去了最能保護投資者的“英美法系制度”,以及廉潔高效的行政體系。[52]隨著“大英帝國”的衰落,現代世界中只有美國才能繼續“扮演帝國的角色”。[53]而現在最主要的問題,在弗格森看來,是美國能否向維多利亞晚期的英國那樣,從非正式帝國轉變為一個正式帝國,邁出“政治全球化”的一步,承擔起原先由英國承擔的“統治海外”,并塑造現代世界的責任。[54]

  正像早期的帝國史學家們一樣,弗格森試圖為這種全球秩序的“成功”找到一個必然性的根基。在他筆下,“經濟自由主義”便是這樣的根基。而國家的意義取決于它能否保障經濟自由主義的自我實現。弗格森強調,如果一個霸權國家能夠推崇經濟自由主義的話,它完全可以使用暴力,將這種自由推廣至全世界。[55]實際上,《帝國》一書的通篇都流露出這種庸俗化了的馬基雅維利式表示,即帝國的戰爭是保障帝國權威以及自由貿易全球流動的基本前提和決定因素。這個簡單粗暴的邏輯成為弗格森這類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者國家觀念的核心。同時,他援引吉普林的詩篇,將這種“帝國的責任”視為白人的天然負擔。他對大英帝國歷史的敘述,無疑在建構一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在英美之間接續的歷史。全球的現代化發展因而也成為了盎格魯-撒克遜民族,隨著自由貿易引領,在全世界的散播歷史。弗格森在《帝國》一書的序言中,便從他個人家族故事中傳遞出了整個神話敘事合法性的根基,即這種白人中心的全球帝國秩序能夠切實地改善人的生活境遇,為每個人帶來物質上的富足。

  弗格森對英帝國歷史的重述無疑書寫了一個21世紀美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前史。就在弗格森出版《帝國》之后不久,托馬斯·弗里德曼又進一步為 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神話描繪了一個美好的未來。在他那本2005年出版,暢銷全球的《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紀簡史》書中,弗里德曼系統性地勾勒了他對冷戰后全球化秩序及其未來的想象。[56]在弗里德曼描繪的時代里,技術發展與全球供應鏈的形成已經將地球不可逆轉地鏈接為一個整體。雖然,弗里德曼并未明確講述美國在這個全球化時代的地位,但是,他將“柏林墻倒塌”作為全球化2.0時代中“抹平世界”的十大力量之首。這無疑就奠定了這種全球想象中美國意識形態的霸權地位。在弗里德曼看來,全球化2.0時代的世界朝向“民主、共識、自由市場”的方向前進。而這些都是冷戰后期,美國宣傳機器不遺余力地向全球所傳遞的“美式自由”核心觀念。與之相對的,則是蘇聯代表的“威權”秩序。

  在弗里德曼描繪的全球化2.0時代里,互聯網、開源代碼、外包經濟、計算機與信息技術的發展、以及全球供應鏈與產業分配,都是構建這一偉大全球秩序的核心推動力。然而,無論弗里德曼所描述的圖景有多么美妙,都無法掩飾在這一全球圖景中,處于供應鏈頂端的永遠是創造且占有技術的個人與公司,而這些個人與公司無一例外地都位于美國。相應的,印度與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則因為人工與賦稅低廉,成為天然的底端承包與外包服務提供者。

  然而,無論是弗格森還是弗里德曼所描述的世界圖景及其邏輯并不新奇。[57]早在1839年,赫爾曼·梅里維爾(Herman Merivale)在就任牛津政治經濟學教授(Drummond 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時開設了一門名為“殖民與殖民地”的課程。他認為,全球“貿易”才是理解殖民與殖民秩序的核心。來自英國的貿易先鋒們與早年那些西班牙美洲殖民者截然不同。這些英國白人貿易先鋒是“和平殖民者”(Peaceful colonists)。貫穿梅里維爾課程的是一個商業帶來繁榮與進步的歷史主題。他描繪了從北美洲到西印度群島再到亞洲菲律賓群島“繁榮與富強”的殖民地景象。在他看來,這些由歐洲強國所持有的殖民地之所以能夠由此發展,全在于幾個重要原因。首當其沖的便是“開放的商業”,富饒的自然資源,以及由英國殖民者所“帶來”的廢除奴隸制度。[58]通過這類敘事,一個聯通過去與未來的盎格魯-撒克遜文明被新舊保守主義者們共同塑造成了整個人類現代化歷史的主體。

  五、戰爭與帝國普遍敘述的全球散播

  我們發現,在現代盎格魯-撒克遜殖民全球擴張及其保守主義的自我歷史敘述中,戰爭扮演了關鍵的作用。例如,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后,19世紀的種族中心主義敘述讓位于一種看似更為“平等”的,以自由貿易與經濟發展為修辭的“共榮聯邦”觀。雖然這一轉變在19世紀末諸如“白人的負擔”、“文明使命”等觀念中便能初見端倪,但是,只有在一戰之后歐洲列強衰弱與民族獨立興起的基本條件下,盎格魯-撒克遜的保守主義敘事才不得不逐漸放棄種族主義并轉向用“共榮聯邦”來構建其自我與全球秩序的想象。與 “共榮聯邦”觀念密切相關的是從輝格史目的論中誕生的“現代”觀念。這種新的“現代”史觀在一戰前不久成型,用“文藝復興”的啟蒙敘事取代了從前以法國大革命為現代史開端的斷裂與革命敘事。在一戰之后,更發揮了彌合戰爭造成的現實與文化創傷,乃至再造“西方”的作用。

  對于“帝國主義”這一觀念,現有的研究已經為我們梳理出了一個較明晰的脈絡。我們發現,在這一觀念的發源地歐洲,從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后期,“帝國主義”作為一個政治話語,其意義及人們對其的反應,僅在英國便經歷過不少于12次的變化。[59]而在歐洲之外,從觀念史的角度來看,“帝國主義”內涵也更隨著國際局勢、遭受霸權欺壓國家自身政治與國力、以及輿論界對霸權政策的認識與態度變化而不斷變遷。[60]然而,僅僅將“帝國主義”作為一種政治觀念,并單純勾勒其在不同地理空間內的演變并不能很好地幫助我們理解 “帝國主義”對20世紀構成的深遠影響。我們更應當將之視為一種在全球政治局勢動態中不斷變化的、用以理解世界秩序、乃至指導行動的政治話語。近年來的一些研究開始從19世紀帝國主義全球擴張的進程中來理解西方之外地區民族認同的構成以及現代意識的覺醒。[61]與20世紀中期流行的“沖擊-反應”邏輯相比,今天這類討論不再將東方的現代化進程視為對歐洲現代化的簡單模仿,而更關心在面對帝國擴張時,非西方世界的反抗。這類反抗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暴力對抗,更包括了對帝國話語與現代普遍知識的轉譯與改造。

  以東亞為例,對帝國主義問題的興趣開始于美西戰爭結束后不久。一般認為,在漢語世界,“帝國主義”一詞最早出現在1899年《清議報》第2期中一篇題為《極東之新木愛羅主義》的譯文,譯者署名片岡鶴雄。[62]短文中將新門羅主義稱為“使美英二國,操持世界共通之新帝國主義”。這種新帝國主義由于包含“平和公義、自主法制”,因此取代了“古羅馬帝國主義也”。這種新門羅主義的外交觀念包含了五條具體內容:第一、由英、美、荷蘭共同領導,且由各國加盟的國際仲裁機構;第二、加盟各國應當對戰爭行為,特別是殺傷性武器的使用作出限制;第三、美國及其屬地應實行門戶開放,進行自由貿易;第四、英美日三方共同實行新門羅主義,將中國納入保護范圍,對抗“歐洲列強,止其割奪土地之事”;第五、在美、英、荷蘭正式成立國際仲裁機構前,東印度群島諸國便應當推行新門羅主義。

  此文刊發時,正值美西戰爭結束后不久,美國正式吞并菲律賓。隨著這場戰爭的勝利,美國的勢力也開始正式跨越太平洋,崛起為一個不容忽視的世界性力量。[63]在美國國內,這場戰爭也是黃色新聞(yellow journalism)——19世紀末興起的、依托大眾小報、采用圖像與故事形式,熱衷于用煽情手法報道甚至虛構各類社會新聞、上流社會黑幕丑聞、調動民眾情感的大眾新聞生產模式——規模性地介入現代公眾政治生活的開端。[64]涉及社會階層面更廣泛的“公眾輿論”也正式成為資本用來對政治討論施加壓力,并最終影響政策制定的手段之一。[65]于此同時,英國和美國的政府也開始意識到“公眾輿論”對推動國家政策以及戰爭動員的重要價值,因此也開始有意識地介入并使用媒體。[66]

  在美西戰爭之后,圍繞著美國未來向何處去的問題,媒體展開了一場巨大的討論。當時有論者將討論的核心總結為對美國未來應當堅持“孤立還是帝國主義”的爭論。[67]在片岡鶴雄譯出的《極東之新木愛羅主義》中提倡的“新門羅主義”恰恰反映了同一時期美國一批主張重新詮釋門羅主義、進行全球擴張的新帝國主義者意見。[68]這種意見圍繞著美國在“遠東”特別是中國的商業利益,強調應當與英國這一“天然盟友”一起保護跨洋自由貿易。同時,在1898年德國占領青島的刺激下,這種“新門羅主義”還強調,應當防止維也納體系內歐洲大陸列強的“殖民主義”在全世界的擴張。這種擴張也被視為對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干涉與侵害。因此,英美聯合,通過一切軍事與政治的手段,對抗歐洲的“殖民主義”,保護“新世界”的“自由貿易”這是與美國門羅主義精神完全相符的政策,是門羅主義原則在全世界范圍內的普遍應用。在這一時期,支持美國在亞洲實行擴張主義政策的輿論聲音迫不及待地將這種美國的全球擴張與“殖民主義”或是過去的“帝國主義”區別開來。這實際上也與19世紀上半葉英帝國進行自我敘述所采用的策略如出一轍。一些支持擴張政策的美國媒體也會將這種鼓吹英美聯盟的“新帝國主義”稱為“自由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 of liberty)。與之相對的,則是包括“俄國、奧地利、普魯士、法蘭西與西班牙”這類歐洲實行“專制主義”的“舊大陸列強”。[69]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持擴張主義觀點、支持占領菲律賓、在中國施行門戶開放政策的討論中,“新門羅主義”一方面被描述為是能夠構造自由世界、保護全球商業發展的政治精神;另一方面,“新門羅主義”所想象的世界格局卻又圍繞著英美聯盟對抗維也納體系歐洲舊大陸列強的關系展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論證這一秩序合理性的根基仍舊延續了英國19世紀帝國史敘事中以盎格魯-撒克遜為中心的種族主義與文明史論述。在1898年發表于《論壇》雜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參議員約翰·羅伯特·博科特(John R. Procter)援引了英國人本杰明·基德(Benjamin Kidd)的《社會進化論》[70],以證明“我們種族”(即盎格魯-撒克遜人)具有“高度發達的個人驅動力”以及“高效率的社會”。相比之下,那些“熱帶地區”則充滿了“數百萬社會效率底下的人”。因此,那些“黑色與黃色人種國家的命運”就是“接受溫帶地區來的,更為高效的人種的治理”。而如果這種治理能像“克羅默伯爵治理埃及那樣公正、智慧與人道”的話,那么便必定能夠有助于“熱帶人群的啟蒙”與“全人類文明的進步”。[71]

  作為一名籍籍無名的政府官員,基德在1894年出版《社會進化論》之前僅僅在一些小眾的生物學刊物上發表過短文。19世紀末,英國對非洲,美國對拉丁美洲都表現出了強烈的擴張主義傾向。[72]《社會進化論》則為這種擴張主義提供了似乎極具說服力的合理化與道義闡釋。因此,此書一發表便迅速傳遍英美。尤其在當時的美國,基德更是受到了極大歡迎。1898年,基德又專門寫了《對熱帶的控制》(The Control of the Tropics),以回答“美國如何治理熱帶”以及“熱帶地區的未來”等核心問題。[73]相比19世紀初的帝國主義理論家們,基德并未僅僅將種族優越性視為擴張的唯一原因。他認為熱帶地區的重要性主要源自于這一地區對全球貿易的意義?;抡J為,19世紀末,英美的工業生產能力日趨接近,北大西洋經濟體也因此接近飽和。熱帶地區能為英美工業產品提供市場,進而能帶動整個全球自由貿易經濟的繼續發展。同時期,美國也有不少類似觀點,主張從自由貿易流動的角度去理解全球南北之間發展的不平衡。[74]

  在《社會進化論》中,基德開宗明義地表示,當今世界日趨一體化,“文明社會愈加成為了一個互相依賴、且高度組織化的整體”。在英國與歐洲幾個重要發達國家內部,19世紀社會進化的進程已經在全區社會推廣了普遍教育與普選權。這是“中產階級自我解放以及著手解放下層階級的結果”。[75]在這場社會進化過程中,“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發展則更為突出。在數個大陸上,“盎格魯-撒克遜人消滅了欠發達的人種,并在這一競爭過程中,獲得了比其他種族更為有效率的社會組織經驗”。[76]基德認為,這是由于盎格魯-撒克遜文明內在的驅動力使然。

  相比早期的達爾文主義帝國論述,基德將精神與道德的品質也引入到了“適者生存”的整體邏輯中?;聫娬{社會進化不是一個簡單的從低到高,永恒進步的物質進程。由于精神與道德可以隨代際不斷變化,因此每代人都必須不斷競爭,以求保持高昂的精神與道德氣質,進而促進整個種族的進一步發展。從這個角度,基德對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發展觀以及當時強調理性的個人主義潮流提出了強烈批評。他認為,對理性的片面強調忽略了精神在種族進步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理性主義還使得每個人沉迷于對個體幸福與利益的追求,而淡忘了作為整體的種族進步。所幸人類天然的社會屬性使得一部分人能夠制約這種自私的個體理性,并追求整體的社會發展。[77]在這個意義上,基德將宗教,特別是基督教新教視為社會發展的內驅力?;聦?6世紀的宗教改革視為西方崛起的重要驅動力,并對未來新千年這種驅動力能夠持續推動人類社會進步持極為樂觀的態度。他認為,在基督教道德力量驅動下的盎格魯撒克遜文明更擔負著帶動并領導人類發展、幫助落后的“熱帶”人種進步的責任。熱帶豐富的自然資源也必須“在白人的影響下”才有可能得到發展。[78]而“弱小的”種族勢必將從人類歷史中消失。[79]

  通過19世紀末期這批帝國主義者的敘述,一個更為精巧的、以經濟發展與人類共同進步為包裝的神話開始出現。它豐富了早年單純以種族差異為核心的秩序想象。連同19世紀中后期輝格史敘事中對制度優越性的描述、這種發展主義的敘事使得盎格魯-撒克遜的全球秩序觀獲得了成為20世紀普遍主義話語的可能性。直至今天,我們仍能在西方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者的國家敘事中找到類似的、被精巧包裝了的種族主義邏輯。[80]

  19世紀末,包括基德、白芝浩(Walter Bagehot)等人在內的一大批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在英美獲得了極大影響。他們不僅僅為帝國的海外擴張提供了重要合理化敘述,也參與到了當時英美國家內部改善白人社會下層生活環境、提高白人公民權利等諸多國家建設的活動中。[81]然而,這批帝國理論家思想的全球旅行卻將社會達爾文主義帶上了一個截然不同的道路。這一方面與翻譯過程中有意或無意出現的錯譯、誤譯與詮釋有關。例如,在1899年李提摩太摘譯的四章《社會進化論》中,基德原著中對盎格魯-撒克遜種族優越性的表述便被整體省略。另一方面,來自西方之外的知識分子在當時世界局勢下,對本身國家民族命運的思考也起到了關鍵作用。在帝國主義世界秩序想象的邊緣,帝國本身的合法性敘述及其神話產生了極具歷史意義與普遍價值的巨大變化。

  梁啟超對基德的闡釋顯示出了對“合作”與民族進步的重視?;聦?ldquo;基督教”核心地位的敘述,經梁啟超轉述,變成了對一般性的“宗教”的重視。且“宗教”之作用在于“與人類天然之惡質相抗”并“促進人群之結合”,“謀社會全體未來之利益”。[82]梁啟超認為,基德在達爾文對物種之間自然選擇、趨利避害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強調個體生物生死雖然有限,但作為整體的物種進化發展則是永恒的。梁更進一步推論,強調“死”對進化的重要意義。他認為,“人人以死而利種族,現在之種族以死而利未來之種族,死之為用不亦偉乎”,因此現在的“死”,其意義在于為“未來而始有生”。這一生而有死,為生而死的表述,不得不令人聯想到在20世紀初期,梁啟超等一系列中國知識分子對作為國家的清朝以及作為文明的中國未來命運的思考。梁啟超在按語中認為,正是由于對“死”的問題做出了哲學性的思考,基德才能真正被認為是“進化論革命巨子”。

  梁啟超格外強調基德對個體和群體關系的論述。他認為,這種為了整個種群而犧牲個體,“為未來而多所貢獻者”的精神,決定了一個生物種群的高低優劣。梁援引基德,認為“進化之義,在造出未來,其過去及現在,不過一過渡之方便法門耳”。因此,今天所有僅僅關注現在的“所謂社會論、國家論、人民論、民權論、政黨論、階級論”等都僅僅將眼光局限在如何為現在“人類之大多數”謀幸福。而梁啟超認為,頡德的社會進化論告訴我們,應當多多思考“未來之大利益”。在這個基礎上,梁啟超將“國家”視為面向當下的、只對部分人群利益負責的機關;而“社會”則體現了更為普遍的人類全體的未來追求。當然,梁啟超同時也對斯賓塞“國界必當盡破,世界必為大同”的論述不以為然,認為是在依據當下的需求來想象未來。這種以“國家思想擴之于人類統一之全社會,未足真稱未來主義也”。當然,梁啟超并未表明,他所想象的作為整體的人類“社會”未來,與今天互相競爭恃強凌弱的“國家”之間是何種關系。他僅僅抽象地,為思考當下問題提供了一個目的論的問題意識。他認為,相比之前的進化論者與“平民主義者”而言,基德的思考更有價值,他指出了“現在者非為現在而存,實為未來而存”的意義。因此,思想界也應當對這種生物進化論的發展作出回應,認識到對當下問題的思考,其目的是“供未來之用”。只有這樣,才能超越十九世紀“現在主義之時代”,并讓一切從“社會思想、國家思想、道德思想”出發對當下的思考“有意味,有價值”。[83]

  經由梁啟超的詮釋,基德在《社會進化論》中以盎格魯-撒克遜為中心的,對帝國主義全球貿易與軍事擴張政策進行的合法性論述,轉變為對生存與死亡、當下與未來、國家與社會、個體與群體等普遍關系的哲學性思考。帝國主義及其知識成為了廣大“邊緣”與“半邊緣”世界的他者,并構成了許多非西方世界現代體驗以及現代世界秩序觀的基礎。早在1901年《開智錄》中,一篇題為《論帝國主義之發達及廿世紀世界之前途》的文章中,作者提出亞非合作反抗帝國主義的行動將會重新塑造二十世紀的歷史進程,并建立自由獨立的世界新秩序。作者將“帝國主義”視為“膨脹主義”、“擴張版圖主義”、“侵略主義”與“狄塔偏主義”。帝國主義的興盛則是“自由敗滅之時代”。它開始于“列強革命后恢復之余” 的“十九世紀之下半期及現在二十世紀之上半期”且借助了“地球強弱諸國不等之勢”迅速在全球擴張。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有意識地將這種帝國主義限制為英、美、德的全球政策,并與俄、法所“向來”秉承的那種陸地擴張政策,以及“唯歐洲之趨勢是視”的日本區別開來。作者強調,對抗這種帝國主義“欲破其勢,挫其銳,摧其鋒,屈其氣,敗其威,非高搖自由自主之旗,大鼓國民獨立不羈之氣必不能。”這種建立在民族“獨立”基礎上,追求“自由自主”的反帝運動將會以“百十倍于歐洲列國之革命”的氣勢,將整個“亞非二洲”變為“二十世紀之大戰場”。[84]

  六、結語

  在過去的二十年里,來自西方政治光譜右端的討論者們從歷史與理論角度建構起了一個新時期的自由主義國家理論。而相反,在政治光譜左端的學者卻紛紛走向了無政府主義,并將世界未來寄希望于面目模糊的諸眾反抗。實際上,兩種傾向都不約而同地表現出了對非西方世界現代化與反帝反殖民經驗的淡漠。時至今日,來自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秩序敘述在日益變化的現實局勢面前日漸顯得力不從心。而由于主要的西方左翼在過去三十年間放棄了對于國家理論的建設,他們在解釋二十一世紀頭十年中諸多重大事件時也顯得蒼白無力。然而,倘若我們將視角真正轉向第三世界的現代化經驗,便能發現,在這些地區,如何完成工業化、建立有效政府、提高國民經濟能力、消除貧困、改善醫療與教育條件等一系列現代性任務至今還遠未完成。這些地區歷史主體性意識的發端也深深建立在19世紀開始的反帝反殖民運動經驗基礎上。恰是在這一地區的現代化經驗中,我們發現民族國家的主權既未能在20世紀完整建立,也未曾簡單地由全球化的資本消解。因此,我們更應當具體地而非抽象地審視在民族解放的歷史進程中,第三世界國家所伸張的諸種權利。

  2019年5月,川普政府宣布將科技公司華為加入“實體名單”。很快,谷歌便做出了反應,宣布禁止華為使用谷歌旗下基于安卓操作系統開發的手機軟件。在谷歌之后,幾個行業標準協會也加入序列,紛紛表態要排擠華為。到了5月29日,學術組織電器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也通過內部郵件,要求旗下刊物主編“禁止來自華為的同僚擔任審稿人或編輯”。雖然迫于壓力,IEEE以及其他一些行業協會在一周之后又收回了這類決定,隨后但是此舉所造成的震動無疑徹底擊碎了冷戰后塑造的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神話。

  也就在谷歌宣布對華為斷供之后,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先知弗里德曼也露出了他的獠牙。他在《紐約時報》上撰文,一反之前對“開源”的鼓吹,積極呼應川普政府的打壓舉措。在他《川普這樣的美國總統,是中國應得的》文中,弗里德曼強調中國近十年的發展全都仰賴美國扶持。然而,中國卻用盜竊知識產權、限制外國企業等方法牟利。雖然在其他的文章中,弗里德曼毫不掩飾他對川普的厭惡,然而恰恰在打壓中國問題上,“先知”弗里德曼便不惜拋掉他“全球化2.0”的福音,拿起了保護主義的長槍,刺向所有那些敢于嘗試改變自己命運,不甘永遠被壓制底端的人們。

  “開源”與“全球化2.0時代”神話的倒掉還促生了一個分裂的西方。谷歌斷供事件的歷史意義在于,它向全世界所有人展示了一個赤裸裸的事實:“全球化2.0時代”所宣揚的科學與技術無國界的美好圖景,是一張虛假的畫皮。它也向我們展現了,在過去10年里,在“全球供應鏈”的糖衣下,幾個主要互聯網科技公司悄然開展了他們對核心技術的全面壟斷。而川普的出現,告訴了世界,在必要的時候,這種被壟斷了的技術可以成為地緣政治爭端與霸權的武器。弗里德曼的甜言蜜語與川普的霸道行徑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神話的兩面。這種神話并不新鮮,它延續了從19世紀殖民主義全球化以來的世界想象。相比之下,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路線,在今天看來則不單是一種對自身負責的態度,更能保障未來的世界免遭一家霸權壟斷局面的發生。中國用舉國之力,保證了未來世界有選擇的權利。未來,必定不屬于霸權者。

  作者:殷之光,英國艾克賽特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中國中心主任

  原文發表于《學術月刊》2020年第4期

  注釋:

  [1]例如:Joseph S. Nye, 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5), 16-22.

  [2] Henning Melber, "China in Africa: A New Partner or Another Imperialist Power?," Africa Spectrum 43, no. 3 (2008): 393-402; Larry Hanauer and Lyle J. Morris, "Chinese Engagement in Africa: Drivers, Reac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Rand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Division, 2014); Herbert Jauch, "Chinese Investments in Africa: Twenty-First Century Colonialism?," New Labor Forum 20, no. 2 (Spring 2011): 48-55; Daniel Large, "Beyond 'Dragon in the Bush': The Study of China-Africa Relations," African Affairs 107, no. 426 (2008): 45-61.關于西方媒體中對這類中國形象塑造的批判,參見:Emma Mawdsley, "Fu Manchu Versus Dr Livingstone in the Dark Continent? Representing China, Africa and the West in British Broadsheet Newspapers," Political Geography 27 (2008): 509-29.

  [3]這類主要從觀念史角度出發的研究不勝枚舉。例如:朱亞坤:《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及對考茨基的批判——兼論當今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時代》,《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年第3期,第47-58頁;曹龍虎:《近代中國帝國主義概念的輸入與衍化》,《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70卷,第4期,2017年7月,第109-120頁;顧玉蘭:《列寧帝國主義論及其當代價值》,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姜安:《列寧“帝國主義論”:歷史爭論與當代評價》,《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4期,第4-25頁。

  [4]“帝國主義”作為一種“官方思維”最早由羅納德·羅賓遜與約翰·加萊戈提出。參見:Ronald Robinson, John Gallagher, and Alice Denny,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1).

  [5]拉姆斯菲爾德此次采訪的文字稿參見:’News Transcript, January 22, 200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RL:

  https://archive.defense.gov/Transcripts/Transcript.aspx?TranscriptID=1330 (最后訪問時間2019年7月12日)。

  [6]公開信全文參見:‘Europe and America Must Stand United,’Global Policy Forum. URL: https://www.globalpolicy.org/component/content/article/168/36565.html (最后訪問時間:2019年7月12日)。

  [7]維爾紐斯集團國家包括了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克羅地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馬其頓、羅馬尼亞、斯洛伐克以及斯洛文尼亞。上述國家都簽署了維爾紐斯公開信,支持美國入侵伊拉克。

  [8]聲明全文參見:‘Statement of the Vilnius Group Countries,’Sofia News Agency. URL: https://www.novinite.com/view_news.php?id=19022 (最后訪問時間:2019年7月12日)。

  [9]關于伊拉克戰爭所引發的歐盟危機,參見:Inga Grote, "Donald Rumsfeld’s Old and New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y to Destabilize the European Union," Rivista di Studi Politici Internazionali 74, no. 3 (2007): 347-56.關于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形成的歐洲意見分裂,及其與后來包括歐元區危機等一系列事件之間的聯系,參見:Mia K. Davis Cross, The Politics of Crisis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54-107.

  [10]蘭德公司最早在這個角度上發表觀點,參見:F. Stephen Larrabee, "‘Old Europe’ and the New Nato," (The Rand Corporation, February 18, 2003). URL: https://www.rand.org/blog/2003/02/old-europe-and-the-new-nato.html (最近訪問時間:2019年7月12日)。系統性的討論參見:Geir Lundestad, Just Another Major Cris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since 20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8-35.

  [11] Michael Dunford, "Old Europe, New Europe and the USA, Comparativ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equality and Market-Led Models of Development,"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12, no. 2 (2005): 149-76.

  [12] M. Albert, Capitalisme Contre Capitalism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91).

  [13][德]卡爾·施米特:《現代帝國主義的國際法形式》,選自[德]卡爾·施米特著,朱雁冰譯:《論斷與概念:在與魏瑪、日內瓦、凡爾賽的斗爭中(1923-193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2-178頁。

  [14][德]卡爾·施米特:《現代帝國主義的國際法形式》,選自[德]卡爾·施米特著,朱雁冰譯:《論斷與概念:在與魏瑪、日內瓦、凡爾賽的斗爭中(1923-193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7頁。

  [15][德]卡爾·施米特:《現代帝國主義的國際法形式》,選自[德]卡爾·施米特著,朱雁冰譯:《論斷與概念:在與魏瑪、日內瓦、凡爾賽的斗爭中(1923-193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4頁。

  [16]最有代表性的論述參見:[意]喬萬尼·阿瑞吉著,姚乃強、嚴維明、韓振榮譯:《漫長的20世紀:金錢、權力和我們時代的起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

  [17] 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中譯本參見:[英]大衛·哈維著,初立忠、沈曉雷譯:《新帝國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18][英]大衛·哈維著,初立忠、沈曉雷譯:《新帝國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6頁。

  [19][英]大衛·哈維著,初立忠、沈曉雷譯:《新帝國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8頁。

  [20][英]大衛·哈維著,初立忠、沈曉雷譯:《新帝國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36頁。

  [21] Hannah Arendt, Imperialism: Part Two of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8), 18.

  [22][英]大衛·哈維著,初立忠、沈曉雷譯:《新帝國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37-38頁。

  [23]【美】麥可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里著,楊建國、范一亭譯:《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頁。

  [24]語出自吉普林的短詩《白人的負擔》,原文刊載于:Rudyard Kipling, "The White Man's Burden," McClure's Magazine XII, no. 4 (Feb. 1899): 1-2.

  [25] John W. Dietrich, ed. The George W. Bush Foreign Policy Reader: Presidential Speeches with Commentary (London: Routledge, 2005), 26-31.

  [26] Ibid., 27.

  [27] Ibid., 29-30.

  [28]“單極性”在20世紀90年代被廣泛引入了西方國際關系學界的討論中。參見: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70, no. 1 (1990/1991): 23-33.關于這一觀念在美國外交政策領域以及國際關系學界發揮的影響及演變,參見:Hal Brands, Making the Unipolar Moment: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Rise of the Post-Cold War Ord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6).

  [29] Thomas Donnelly, "Rebuilding America's Defenses: Strategy, Forces and Resources for a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 C.: Projf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2000), 1.

  [30] George C. Herring, From Colony to Superpower: U.S.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77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917-22.

  [31]參見:Peregrine Worsthorne, "The Bush Doctrine," The Sunday Telegraph 3 March 1991.

  [32]轉引自:William Safire, "On Language: Hyper,"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ne 10 2001.

  [33] Michael J. Hogan, "The American Century: A Roundtable (Part I): Introduction," Diplomatic History 23, no. 2 (Spring 1999): 157.

  [34] Henry R. Luce, "The American Century," Life, 17 Feburary 1941, 61-65.

  [35] Geir Lundestad, ""Empire by Invitation"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Diplomatic History 23, no. 2 (Spring 1999): 189-217.

  [36] Robert Jervis, "America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bid.: 219-38.

  [37] Ibid., 237.

  [38] Bruce Cumings, "The American Century and the Third World," ibid.: 355-70.

  [39]邁克爾·考克斯(Michael Cox)用了一個很恰當的比喻來描述這種帝國自我敘事的特點。他說,對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人談“美利堅和平”就像是跟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人講“不列顛和平”(Pax Britannica)、與前基督教時期的羅馬人講“羅馬和平”(Pax Romana)一樣,讓人無法理解。參見:Michael Cox, "Empire, Imperialism and the Bush Doctrin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0, no. 4 (2004): 585-608.

  [40] Michael Ignatieff, "The American Empire: The Burden,"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 5, 2003.以及Julian Go, Patterns of Empire,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Empires, 1688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5-12.

  [41] Richard N. Haass, "Imperial America," in Atlanta Conference (AtlantaNovember 11, 2000). 全文參見:https://monthlyreview.org/wp-content/uploads/2003/05/Imperial_America_Richard_N_Haass.pdf。對于海斯文章的解讀與批判,參見:John Bellamy Foster, "Imperial America and War," Monthly Review 55, no. 1 (2003).該文作為序言,全文收錄在:Harry Magdoff, Imperialism without Colonie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3), 9-19.

  [42]關于美國對帝國與帝國主義的態度,參見:Richard H. Immerman, Empire for Liberty, a History of American Imperialism from Benjamin Franklin to Paul Wolfowitz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1-19.以及Anders Stephanson, "Neo-Impressionist Hegemon?," New Left Review, no. 118 (2019): 150-58.

  [43] Daniel Immerwahr, How to Hide an Empir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Greater United States (London: The Bodley Head, 2019), 13.關于冷戰末期至2001年前美國主要國際關系學界及政府外交政策智囊對美國成為帝國的態度,參見:Charles William Maynes, "The Perils of (and for) and Imperial America," Foreign Policy, no. 111 (Summer 1999): 36-48.

  [44]參見新保守主義代表人物羅伯特·卡根對小布什演說的解讀。Robert Kagan, "Distinctly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The Weekly Standard, November 29, 1999.

  [45]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 and 5-6.

  [46] Robert W. Merry, Sands of Empire: Missionary Zeal,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Hazards of Global Ambiti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5), 218.

  [47]參見:Magdoff, Imperialism without Colonies, 10.

  [48]【英】尼爾·弗格森 著,雨柯 譯:《帝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XV-XVI頁。

  [49]【英】尼爾·弗格森 著,雨柯 譯:《帝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10頁。

  [50]【英】尼爾·弗格森 著,雨柯 譯:《帝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147-148頁。

  [51]【英】尼爾·弗格森 著,雨柯 譯:《帝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10頁。

  [52]【英】尼爾·弗格森 著,雨柯 譯:《帝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12-313頁

  [53]【英】尼爾·弗格森 著,雨柯 譯:《帝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19頁。

  [54]【英】尼爾·弗格森 著,雨柯 譯:《帝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21-322頁。

  [55]【英】尼爾·弗格森 著,雨柯 譯:《帝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XV頁。

  [56] Thomas L.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5).

  [57]薩義德很早便揭示,美國二戰后以現代化為名干預第三世界經濟與公共政策的態度,以及戰后興起的發展理論、結構功能主義的區域研究、政治學和社會學,都繼承了歐洲早年的東方學傳統。參見:Edward W. Said, Covering Isla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7), xxxv-xxxvi, 20-22.

  [58]關于19世紀中期英國帝國主義者對殖民合理性的論述,參見:殷之光:《敘述世界:早期英帝國史脈絡中的世界秩序觀》,《開放時代》,2019年第5期,第126-141頁。

  [59]參見:Koebner and Schmidt, Imperialism, the 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Word, 1840-1960, xiii.

  [60]在漢語學界,對“帝國主義”概念及其演變已有許多非常詳盡的優秀成果。例如:高岱:《帝國主義概念考析》,《歷史教學(高校版)》,2007年第2期,第12-16頁;曹龍虎:《近代中國帝國主義概念的輸入及衍化》,《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70卷,第4期,2017年7月,第109-120頁。

  [61]關于帝國主義擴張與中華民族認同之間的關系,參見:黃興濤:《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關于伊斯蘭世界現代民族主義觀念形成與歐洲帝國主義政策的關系,參見:Carter Vaughn Findley, Turkey, Islam, Nationalism, and Modernity: A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62]《極東之新木愛羅主義》,《清議報》,1898年第2期。

  [63] A. G. Hopkins, American Empire, a Glob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337-39.

  [64]關于“黃色新聞”推動美西戰爭的歷史,參見:Ian Mugridge, View from Xanadu: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7-18.

  [65]在19世紀上半葉,英國的報紙便已經作為特定利益群體的代言人,積極參與到諸如廢除奴隸制度、推動議會改革、以及煽動鴉片戰爭等重大政治事件中。但是,這時期的英國報刊所刊載的內容多為政論,與19世紀末美國“黃色新聞”浪潮中興起的以社會新聞為主的內容不同。19世紀早期的英國媒體面對的受眾也多為社會中上層。關于鴉片戰爭時期,英國媒體影響英國議會最終決議參戰的討論,參見:Hao Gao, "Going to War against the Middle Kingdom?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British Attitudes Towards Qing China (1793-1840),"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45, no. 2 (2017): 210-31.關于自18世紀早期出現的報紙在英國的社會傳播及政治影響,以及19世紀民眾的政治化進程,參見: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40-43,220-25.19世紀早期報紙對英國中產階級的政治觀念及自我認同的塑造,參見:Alison Twells, The Civilising Mission and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1792-1850, the 'Heathen' at Home and Oversea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59-64.在維多利亞時期晚期,這種利用庸俗社會報道調動讀者情緒,以求增加刊物發行量或者達成某種政治目的的風氣在英國也開始出現。參見:L. C. B. 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 1837-1901, Reprint ed. (London: Routledge, 2003), 371.

  [66] Paula Krebs, Gender, Race and the Writing of Empire: Public Discourse and the Boer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35; Nick Kapur, "William Mckinley's Valu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A Reinterpretation,"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41, no. 1 (March 2011): 18-38.

  [67] John R. Procter, "Isolation or Imperialism?," Forum (1886-1930), no. 14 (Sept. 1898).

  [68]19世紀末,美國媒體中充斥了大量對于“新門羅主義”的討論。在ProQuest提供的美國期刊數據庫上進行簡單的關鍵詞搜索便能粗略地顯示媒體對“新門羅主義”的熱情。自1799至1951年間,越有7000余條報道與“新門羅主義”或“門羅主義”相關。其中,“新門羅主義”出現的高潮期是1890-1899年間,共有1500余條相關信息。其次是1900至1909年間,共有1400余條信息相關。在第一個高潮期期間,又以1896年為高峰,共有500余條相關討論,緊隨其后的是1898年的近230條。其中,又以反對與歐洲列強對抗,提倡新舊世界共享自由貿易利益的《和平倡導者》(Advocate of Peace)以及支持英美聯盟對抗歐洲列強的《展望》(Outlook)雜志最為積極。兩者都在不同時期,從各自主張的角度,對“新門羅主義”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闡釋。當然,最后支持英美聯盟,主張在亞洲實行門戶開放政策,保護“自由貿易”的聲音勝出。參見:"The New Monroe Doctrine." Advocate of Peace (1847-1906) 58, no. 2 (02, 1896): 32;"The New Monroe Doctrine." Outlook (1893-1924) 59, no. 17 (Aug 27, 1898): 1004;“The New Monroe Doctrine." Outlook (1893-1924) (Feb 11, 1905): 366.

  [69] Procter, "Isolation or Imperialism?."

  [70]1899年2月至5月的《萬國公報》上,就以《大同學》的題名,連載了由李提摩太、蔡爾康合譯的《社會進化論》(Social Evolution, 1894)的頭四章。本杰明·基德舊譯頡德或企德。在梁啟超1902年刊于《新民叢報》的文章《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中也著重介紹了基德1902年出版的《西方文明原理》(Principle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梁文譯為《泰西文明原理》)。

  [71] Procter, "Isolation or Imperialism?."

  [72]19世紀80年代,美國對利比里亞也表現出了擴張興趣。因此,也受邀請參與了1884至1885年在柏林舉行的西非會議(Kongokonferenz)。此次會議標志著歐洲列強正式開始瓜分非洲。參見:Thomas Bender, "The American Way of Empire," World Policy Journal 23, no. 1 (Spring 2006): 45-61.

  [73]關于基德在美國的接受史,參見:Lanny Thompson, Imperial Archipelago: Representation and Rule in the Insular Territories under U.S. Dominion after 1898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0), 88-140.

  [74]例如約書亞·斯莊(Josiah Strong)從發展研究的角度預測20世紀的全球貿易流動方向將與19世紀的情況大不一樣。19世紀主要是北半球的發達工業國家之間的貿易占主導,而20世紀全球貿易將主要集中在南北半球之間。他表示,“商貿就像水,只有存在不平等才能流動”。轉引自:Bender, "The American Way of Empire," 57.

  [75] Benjamin Kidd, Social Evolution, New ed.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7), 6-8.

  [76] Ibid., 49.

  [77] Ibid., 82.

  [78] The Control of the Tropic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898), 53.

  [79] Social Evolution, 268.

  [80]關于19世紀從發展角度為帝國擴張進行合理化論述的討論,以及這種論述背后的種族主義根基,參見:Peter Fryer, Staying Power, the History of Black People in Britain (London: Pluto Press, 2018), 135-93.

  [81]實際上,在20世紀很長一段時間里,英美國內社會經濟發展觀及其世界秩序觀都建立在種族差異甚至種族隔離的政策基礎上。參見:Mike Cole, Racism, a Critical Analysis (London: Pluto Press, 2016), 27-86.

  [82]梁啟超:《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飲冰室文集點?!返?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24頁。

  [83]梁啟超:《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飲冰室文集點?!返?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26-427頁。

  [84]《論帝國主義之發達及廿世紀世界之前途》,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十五輯·清議報全編第二十五卷至第二十六卷附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178-1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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