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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下的性別政治:家庭與公共生活

斯蒂芬妮·昆茨 · 2020-08-08 · 來源:706青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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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語

  2020.08.05

  性別和性問題正在美國公共討論中占主導地位,這在過去是少見的。從美國總統驚人的公開厭女癥,到一連串發生在工作場所中的性侵,再到另一方面,歷史以來的女性游行背后的力量,以及性別關系已成為政治辯論的重中之重。在一次深入的對話中,歷史學家史蒂芬妮·庫恩茨(Stephanie Coontz)用歷史的視野來審視我們當前所面對的關頭,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即性別關系受到近期工人階級收入停滯和不平等狀況急劇上升的影響。最后,她意味深切地懇求道,將性別政治納入更廣泛的進步政治視野中。

  斯蒂芬妮·昆茨(Stephanie Coontz)是常綠州立學院的作家,歷史學家和教職員工。她教授歷史和家庭研究,并在2001年至2004年擔任當代家庭委員會主席,擔任研究和公共教育主任。昆茨(Coontz)撰寫并共同編輯了幾本有關家庭和婚姻史的書。

  資本主義與家庭

  由Catalyst采訪

  一次與Stephanie Coontz的訪談

  C:  你的學術項目一直以來與現代家庭與性別的關系相關【1】,你是怎么想到這里的?

  SC:  我一直對社會歷史感興趣。當我上高中時,我獲得了歷史方向的美國革命女兒獎。他們可能會有些遺憾,因為我父親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因為他的緣故,我讀高中時讀一些《人類的世俗物品》和伯托特·布萊希特的詩《工人看歷史》之類的書。

  當我上大學時,我意識到我父親的馬克思主義并沒有真正解釋我遇到的一些六十年代的事情,種族和性別問題,還有非理性憤怒和暴力的爆發等等,比如16世紀的獵巫運動,它既不是正如許多女權主義者所宣稱的那樣是由男性針對女性進行的,也沒有表現出上層階級控制下層階級的企圖。

  盡管如此,馬克思最基本的見解之一就是被一些理論家拓展形成的[社會定位]概念。它說明了你是如何在謀求維持自己及家人的生計的過程中,與他人、社會機構相互聯系起來的,以及因為你的性別種族和階級所產生和面臨的規則與價值觀,這些對于理解人們如何組織和概念化他們的生活至關重要。

  我記得當我剛開始研究階級地位對人們觀點的影響時,我非常震驚。我想了一個類比,當我們開車或是步行過馬路時,看路口的方式也不同。如果你的一生,一直只是開車或者只是走路會怎么樣呢?事實上,沒有人會說:這是我當下的利益,我不在意其他任何人的需求?;蛘哒f至少只有很少的人會這樣。作為社會人,我們想要相信我們做的事情有意義的,而不只是自顧自的。在這個類比中,一些開車的人可能會和總是走路的人有關聯,所以他們其實可以看見一些自己以外的人的反應。

  我一直被這些所吸引,也就是人們的社會地位和階級利益之間的關系,以及我們過濾它們產生的需求,因為我們相信自己是有意義的好的人。最終,它們使我對人們如何變得為社會公正而抗爭產生興趣,以及人們如何通過一種在我看來是趨向互惠的本能的社會沖動調和對社會不公的接受甚至不公的升級。比如,我開始相信,巫術指控其實不是從富到貧,或者相反,而是從稍微好一些的人到比他們差一點的人,往往是由于對原本的和諧的互惠關系的消失感到內疚或者害怕。

  在我深入學習女性歷史之前,我便試圖從這一角度來理解種族主義的發展。比如,資本主義培育了一種進步的平等思想,并且在事實上輔養了一種比在等級制的前資本主義之社會中更加連貫而深遠的種族主義思想,對此我感到很驚訝

  于是我開始將種族主義視作一種方法,人們用來調和他們在奴隸制的物質利益,或者默許其以這樣的機會平等的信念來延續下去。我意識到一個相似的動向,即那些關于女性無法參與到那些被男性視作理所應當的自由的生物學理論上的發展。

  與此同時,我受雇在Evergreen教書,并對女性的歷史十分感興趣。一個在The Feminist Press的編輯建議我擬定一本關于女性歷史的書的提綱,我便著手開始寫了。但在那時,也就是70年代末,這本書的內容似乎很可能變成要么是這么多年來女性所承受的事情,要么是盡管如此女性所做的事。

  所以我開始為這本書尋找一個吸引我的角度切入,它要讓我能夠以一種復雜的、矛盾的交流等角度來了解男性和女性。過了一段時間之后,就像是突然有一個聲音,“我的天,就是家庭啊”,那就是把我帶到這個方向的東西。

  C:  不過那個時候,家庭也確實是許多女權主義者所爭論的中心,并且它恰好就是你所見的男性主導權真正形成和顯現的主陣地。當時的環境怎么影響你的呢?

  SC:  當時我已經是女性主義的支持者,但我總是被“父權制”這樣的概念所困擾,這是一種完全與歷史無關的驚訝,同樣還有從學習獵巫對女性(來自不是極其貧困的也不是極其富有的不同家庭)的譴責的方向所帶來的困擾。人們對他們的利益,名譽和權力的估量多么復雜,這讓我著迷。我想超越過去,將家庭視為壓迫的源頭,而不是將其簡化為人際關系。

  C:  隨著研究的進展,你后來看待家庭的視角不一樣了嗎,還是說這些研究多少證實了你剛開始的想法?

  SC:  我的研究不斷地改變了我的觀點。在與一位人類學家共事的過程中,我開始了解到,在早期的覓食園藝社會(foraging and horticultural societies)時衍生出的合作互惠的最原始的機制,也破壞了社會與性別的平等。

  很明顯,家庭長期以來都是壓迫和統治女性的源頭,但是它也在統治男性。首先,因為家長制對女性配偶選擇的控制同樣形成了對年輕男性的控制,在后來的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可以說男性對于女性的職責會使他們肩負重任。

  家庭在規范和控制它的成員,但在某些方面也保護了他們。它們一直在被現存的社會等級制形塑并為之改變,但也有時它們也變成了對這樣的層次結構的削弱或者挑戰。我逐漸意識到家庭隨著時間在如何變化,以及它的變化過程是多么復雜,這讓我質疑婚姻本質上到底是不是是一個壓迫制度。我不再相信它是,盡管我們依然背負著來自婚姻還是一種強化性別的種族的和階級的權力關系的主要形式那時的許多包袱。

  我仍然認為我們需要去區別個人的和結構性的男性主導。當一個男性為了支持家庭主婦而去付出額外幾個小時的勞動時,很難說他在壓迫她,哪怕這種社會實踐加深了女性在社會中處于次要的地位或者他自己的妻子對這一好意的依賴。

  C:  讓我們在工人階級家庭這里停一下。有這樣的觀點,比如Jane Humphreys在70年代所論述的,認為工人階級的家庭并不只是一個壓迫的場所,也是一個工人們試圖從雇主那里保護自己利益和在殘酷的市場經濟中生活的地方。你認為這是一個你越來越傾向的觀點嗎?

  SC:  是的,家庭一直以來是一個促進男性對于婦女兒童的所有權,但同時也給他們保護的地方。它允許雇主們付給工人們比實際再生產所需更少,但也讓工人們能夠抵制剝削。它是一個男性與女性兒童之間的內部斗爭之地,也是一個有著利他主義和愛的地方。

  如果回到馬克思提出的關于生產與合作的社會關系的觀念,家庭是一個絕佳的例子,它既包含了權力與壓迫、也有合作與共需。反過來,它能幫助我們理解自己所看到的那些我們認為應該對與他們所面對的雇主和公司更有“階級意識”人們內部的矛盾和沖突。

  C:  你的工作不僅僅著眼于歷史上的家庭形式的變化,還包括了最近的資本主義時代。讓我們來關注一下一種特定的、在你的工作成果中表現突出的家庭形式,也就是男性養家糊口的家庭(male breadwinner family),你論證說,不僅僅這種對經典的家庭形式的懷舊是錯位的,而且人們似乎沒有注意到這種形式的歷史事實上很短暫,只有幾十年。那么,這種家庭形式的壽命到底有多久,又是什么讓它得以維持,是什么將它破壞了呢?

  SC:  僅在幾十年的時間里,男性養家糊口家庭是真正意義上大多數家庭的主流。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期之后,大多數的孩子才成長于這樣的家庭,他們的母親不再在農場或做小生意幫助她們的丈夫,也不再出去打工,或者孩子們自己去打工。

  工業革命的早期,妻子們一般都會在他們孩子還小的時候外出務工,因為他們的嬰兒或者剛學步的小孩不能為家庭經濟做出貢獻。這與今天是相反的。當他們的孩子到了可以去工作的年齡,妻子可能就會不再務工,而是將時間和專長花在最大限度利用好孩子和丈夫的收入上。她會做很多內部生產,也會用縫紉之類的方式來換取額外的收入。

  所以,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大多數妻子仍然在農場或者做小生意來協助丈夫的工作,或者外出務工直到他們的孩子可以工作,到那時再在家賺錢或者操持家事。

  在男性養家糊口的家庭中,母親在家以顧家為主要工作,照看孩子直到他們青少年時期結束。這一家庭形式成為最主流的親子安排是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逐漸消退,并在戰后的經濟大繁榮中短暫回潮。

  但男性養家糊口家庭這一概念的形成比現實情況更早,這也是從早期性別與家庭關系的一種有意思的脫離。在前現代社會,存在男性霸權家庭(male boss family),但盡管男性是家庭勞動力的主導者,女性也被認為是在家庭勞動中非常重要的,她們被稱作伙伴或者幫手,而不是小女人或者更好的另一半.

  這種從法律和社會權力層面的排除在根本上不是因為她們沒有能力,而是每段關系一定會有一個主導和一個服從,而她們服從于男性持家者。我最常用的例子是一個被廣泛傳播的對妻子的布道:“盡管你可能會比丈夫有更優秀的思維能力,在很多方面都更好,為婚姻帶來了更多的財產。但是正因為他是丈夫,上天派他來高于你”。你或許更聰明,更強,更富,但每段關系必須有人來掌控,那個人就是丈夫,這也太糟糕了。

  但這件事的另一面是,自有財產的、獲得遺產的女性,或者擁有大量財產和較高地位的喪父或未婚女性,并沒有被排除在經濟甚至政治領域之外。這樣的女性被視作是社會層面的“男性”。階級比性別在很多方面都重要得多。

  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家庭內部生產與交換在外部工薪勞務和先進交換下顯得無足輕重,這使得將經濟生產和家庭再生產結合在一起的任務變得更加困難了。而那種花錢可以買到成品的消費社會的缺失,這使得一個人待在家里去完成半成品變得更合情合理。那樣往往會比讓一個人出去為了小額工薪務工更能改善家庭的生活。

  這樣你就開始理解讓男人和小孩離開家、讓結婚的妻子留在家的市場經濟了。但是同時,新的關于民主與平等的理念——被血統所加重的階級不平等——將女性的次要地位扔進了舊的不平等問題。

  啟蒙運動的新觀念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使得自由婚戀的觀念浮現出來,我的書中有說到過,這是一種年輕人可以選擇自己的配偶而不是聽從父母的意愿的觀念。所有這些東西在一起重新定義了性別,這是非常有力、相當誘人的,但與后來最終被認為理所應當的平等不相容。到如今,我們仍在與那種女性為養育者的意識形態殘余作斗爭。

  C:  這個階段是什么時候呢?

  SC:  十七和十八世紀。新的民主理論拒絕了“因為社會等級一些人必須從屬于另一些人”這樣一種觀念。盡管如此,你的確需要女性待在家里,那么這種丈夫和妻子的分離就會不斷增加。但你仍然會有很多關于自由婚戀的壓力——如果沒有找到戀人,人們會保持單身,或者因為愛不在了這種想法而離婚?

  如果愛比家長權威更強大,那我們如何維系這種性別秩序呢?逐漸出現的新的觀念對此說“不”,不是因為女性必須從屬于男性,而是因為“男主外女主內”、因為男女有完全不同的能力與需求。

  男女是截然相反的,也是互補的。在前現代歐洲和殖民地美洲,女性被期待強到可以擰掉雞脖子或者在市場上激烈地討價還價??奁膊⒉皇菦]有男子氣概的,男性會負責安排許多社會活動,與親戚保持聯系,并且安排婚禮;事實上,女性在那時是被認為更加性欲旺盛,更容易有性錯誤,幾乎不會為她們的母性角色感到傷感。

  但是現在,這些共有的特征越來越多地分裂了。男性是堅強的、精明的經濟行為者;女性太弱而無法應付這樣的競爭環境,但她們是性和道德美德的保持者、培育者和社會安排者。按照這種觀點,男人和女人只有通過婚姻才能獲得其他性別的資源,情感,技能和能力。

  男人不負責任,因為社會決定了他們的主導權。他們之所以負責,是因為女人太脆弱無法做男人必須做的事情。男性需要保護女性,他們希望保護女性,因為她們代表著這些男人不再擁有的社群價值(幾乎是資本主義前的)。因此,婦女是需要依賴的,必須受到照顧,但她們也占據著道德,關懷的高地。

  對于與“真正的女性風采”榮譽契合的許多女性(其中不包括非裔的美國女性或其他與男性并肩工作的女性),這似乎在許多方面都向前邁進了一步?,F在有人會告訴妻子,不是,你不必服從丈夫,你的思想可以比他所允許的更高。這提供了一種自尊感,這在之前的性別等級制中是沒有的,許多女性都相信了。對于許多工人階級的男人和女人來說,這已成為一種有抱負的觀念,也是贏得某些工資需求支持的有力論據。

  人們可能會爭辯說,如果確實需要男人成為擔任提供者,而女人太弱而不能做到這一點而并需要他們的保護,那么男人就應該有能力賺取足夠的工資來使他們成為提供者。因此,出于所有這些包括心理和自尊的原因以及階級利益,這種男性養家糊口的家庭觀念早在其能夠付諸實踐之前就已經扎根。即使在今天,這種想法對一些人也仍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C:  讓我們再多花些時間在這些養家糊口的男性家庭落實的幾十年上。你似乎要說的是,對于女性來說,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服從于男性的問題。

  一方面,你可以將其視為擺脫雇傭勞動的一種逃離,因為在19世紀,工作條件相當殘酷,尤其是當女性在分娩時必須承擔的額外責任被增加時。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她們退出勞動力大軍,她們就變得非常依賴男人。

  SC:  你可以在19世紀看到這種交易。南希·科特(Nancy Cott)研究了經歷這種到照顧型的女性家庭主婦這一觀念的過渡過程中中產階級婦女的日記【2】。她發現她們的日記(我在19世紀女性的公共著作中也看到這一點)反映出了一種新的自我意識,她們在道德上優于男性,而男性則陷入了唯物主義和現金兌換的非個人世界。

  但是,與此同時,人們對自己在家中工作的價值也有了新的自我懷疑——一種感到無法證明自己值得他人的供養的焦慮,因為自己沒有養家糊口。女性失去了自己作為一個有產出的家的共同供養者的意識。她們不得不在愛的領域中來彌補它。

  C:在你的工作中你指出了這一點,即在1960年代的現代女權主義出現之前,1920年代還出現了某種小型女權主義爆炸。是什么導致了這種女權主義轉變,又為什么如此短暫呢?

  SC: 其實在更早的時期,我們今天認為的女性主義思想就已經爆發了。那是在美國大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期間以及之后。當時有人認為,應該認真對待平等的思想,并將其擴展到性別和階級問題上。事實上新澤西州當時已經允許婦女參加投票。

  女權主義文學有很多。我記得在我的腦子里上有一個廣為流傳的一個:“平等的法律是使自由被尋得,沒有人壓迫別人。給女性更多自由,或者給男性更少自由。”但是它減退了,隨著革命的狂熱消退,更多的保守勢力出現了,生活的現實表明,事實上,現代女權運動的客觀基礎并不在那里。

  然后,在20世紀初,一些事情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多的婦女加入了勞動力的隊伍,消費社會的發展甚至使得無業婦女也進入了公共領域。婦女參加了戰爭,長期的爭取選舉權運動變得更加激進和可見。同時,反對維多利亞時代教團組織的矛盾使一些主流思想家也認為,男人和女人在結婚前應該更自由地進行社交和相互了解。在咆哮的20年代,你會發現性革命不僅比以前更加激進,甚至還超過了1960年代。

  令中產階級傳統主義者感到害怕的是,男孩們不再只是給女孩“打電話”、坐在客廳里或前門外,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去與女孩出門約會。同時代的人們還擔心汽車是“移動的妓院”。

  但是,傳統的女權主義者對性解放和個人自由的論調感到失望,并擔心這樣并不會真正改變妻子服從于丈夫的情況,甚至還會妨礙全面的解放,這種擔心是正確的。無論如何,在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壓力下,所有的這些不同的女權主義和女性獨立主張都消退了。

  甚至在此之前,還有人挪用弗洛伊德的學說來制約女性性行為,但這只是以一個非??贪宓墓絹砼I造一種理念,這種理念后來被貝蒂·弗里丹形容為“女性的奧秘”。

  C: 大蕭條將婦女帶回家庭是怎么一回事?有人會認為,隨著工資的暴跌,男女雙方都會被迫外出工作進入經濟體制,應該是會促成婦女離開家庭。

  SC: 盡管有許多女性主義和社會活動家的努力,但是20世紀早期對女性氣質的再定義并沒有真正挑戰“男女有本質區別”的總體想法,對此幾乎沒有提出一個不一樣的,更性別化的轉折。

  不論是在中產階級還是工人階級中,男性氣質同往常一樣,甚至比從前更多地和養家糊口捆綁在一起。所以,當大蕭條到來的時候,男人們開始失去工作,女人們不得不出去工作、或者承擔更多的家庭內部生產。這時,男性和女性都會產生一種怨憤感,尤其是男性對失去男子氣概的怨憤。而且,對女工的敵視是極大的,因為她們拿走的了男性本來本來應該擁有的工作。

  C:  那么,讓我們來說說1950年代。在《奇怪的攪動:女性神秘感和1960年代黎明的美國婦女》一文中,你提出了一個論點,即這十年對家庭的影響這是矛盾的。

  一方面,在戰爭年代,有反對婦女加入勞動力大軍的聲音,還有對父權制的觀念的新主張,這些都在讓女性回到家庭。但另一方面,經濟壓力又將她們拉回勞動力市場,從而為男性主導家庭的瓦解奠定了基礎。就在之后的幾年,又到了婦女運動的興起。那么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那十年呢?

  SC: 五十年代是為了自我毀滅而生的。那些讓男性養家糊口家庭成為典型并使其看起來像是家庭生活的黃金時代的東西,也正在破壞家庭。如果你回顧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在這個時間節點,你已經經歷了大蕭條時期,年紀大些的婦女不得不去工作,已經準備好安定下來的婦女不得不推遲結婚。

  第二次世界大戰來了,年輕的情侶匆匆忙忙就結了婚。而在1946年,男人們回來之后,離婚率有了很大的增加,因為其中有些婚姻太匆忙而沒有成功。但對于那些沒有離婚的人來說,即使大多數上班的婦女起初并不想辭職,她們也面臨著來自政治領導人、雇主和大多數退伍軍人的巨大壓力,要讓她們把這些工作還給男人。

  只有少數工會(例如UAW)想爭取充分就業,這樣“Sister Sue”和士兵們都可以工作。甚至像我媽媽這樣的婦女,她們在造船廠工作,當士兵們開始返回時,她們便獲得了一張解雇通知。她憤怒極了,她們原本希望推遲到戰爭后再成家,卻看到年長的女性因為大蕭條而不得不放棄。

  因此,如果女性已經結婚,她們就會開始生孩子并退出勞動力市場;如果她們還沒有結婚,她們就會提早結婚,因為畢竟,這些男人似乎已經得到了這些好工作,并且負擔得起給她們長期以來都沒有的住房和舒適感。

  但這些早婚和育兒的沖動,在物質上和心理上為1950年代婚姻制度的瓦解鋪平了道路。

  如果有人告訴你婚姻將是你一生中最令人興奮的事,那就只有結婚那天和分娩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最令人興奮的事”,因為在那之后,只不過是相同的每一天,你越來越感到絕望,或者至少感到不滿。

  早在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之前,雜志和心理學家就想知道為什么“史上生活最好”的一代女性竟如此煩躁和焦慮。那個時代采訪過的女性幾乎都談到了這種巨大的內疚感,因為她們的生活比父母更好,但她們仍然感到有什么缺失了。弗里丹(Friedan)幫了許多家庭主婦一個大忙,給她們的這種不適感命名,并告訴她們這并不是因為她們在心理上不夠女性或不夠成熟,而是因為她們是真正的人類,有權從事有意義的工作并擁有一些在家庭之外的東西【3】。

  在這個新的經濟發展形勢下,更多父母將他們年輕的女兒送入大學。許多父母認為,他們把男孩子送上大學為了有好工作,而送女孩上學能有好丈夫,但事實并不總是這樣。

  許多被送到大學的女孩會發現,她們真的想找一份工作,但當她們結婚并輟學后,她們就錯過了曾有過的智力上的興奮。因此,不滿情緒來自許多方面,甚至在之前,這種不滿曾被民權運動、反戰運動中的年輕人的激進放大,而當婦女不能平等地參與抗爭時,憤怒就越來越大。

  但還有另一個重要因素。同樣的經濟繁榮和不斷擴大的消費社會使男性養家糊口的家庭可能產生了年輕單身女性無法填補的勞動力需求,因為一半的女性二十一歲之前就結婚了。

  如果你要招募新工人,就必須找已婚婦女,即使她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從事了兼職工作——一種作為后備勞動力的工作。想要和需要幫助的雇主必須使婦女工作更容易,他們提供更多的休息時間來吸引女性。在供應方面,節育的逐步改善使婦女更容易推遲結婚,而家庭便利的普及使已婚婦女更容易重返工作崗位。

  結果是,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婦女涌入了勞動力大軍。盡管許多女性對喜歡自己的工作這件事感到內疚,然而,到了某個節點之后,在家庭之外的工作或對工作的期望也成為了女性身份認同的核心部分。

  C: 從女權運動的早期開始,傳統的性別規范便受到了非常深的侵蝕,尤其是在社會民主的國家。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你對歐洲和美國的最新進展有什么評價呢?

  SC: 我們最近得到過一些提醒,這些提醒,告訴我們性別歧視竟可以如此持續存在。但是如果要使女性達到與男性相同的水平時,我們需要意識到,我們需要做的努力是很多的。如果這是一個水缸,我認為現在可以說水缸已經超過一半滿了。

  可以明確,性別平等的思想不僅在原則上而且在日常生活中,特別是在婚姻方面都取得了驚人的進步。有趣的是,我們曾經將婚姻視為最壓迫的制度,但實際上,至少在年輕人中,已婚男子的行為和價值觀念要比未婚男子更為平等。

  與最近不同,婚姻不再造成男女平等的夫婦在行為上的倒退。生育會造成倒退,但這部分是由于工作-家庭支持不充分的限制,尤其是在美國,超額工作的豐厚報酬,使男性回到家(照顧)的代價高昂,就讓舊有的模式延續【4】。

  在歐洲,父母休假政策和良好的育兒服務使工作和育兒更容易結合起來,與美國相比,歐洲育兒家庭在婚姻上壓力較小,夫妻的幸福感比未育兒家庭更高。在實施了有力的工作家庭政策的國家中,雙職工夫婦的離婚率低于男性養家糊口的家庭【5】。

  在當代家庭理事會(CCF)上,我們組織了關于性別革命是否停滯不前的幾次辯論【6】。最近,戴維·科特(David Cotter)和喬安娜·佩平(Joanna  Pepin)報告說,高中高年級生呈現出某種形式的傳統主義的增加,在妮卡·菲特(Nika Fate)截至2014年的調研中,發現在18-25歲的男性中也有這樣的情況。

  相比之下,2016年的GSS相比下創下了支持性別平等的新高【7】。另一方面,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競選活動無疑利用了許多民眾的厭女癥,而#MeToo運動則暴露了大量性騷擾問題是仍然存在的。

  所以,這些問題都是混合在一起的。在美國,工人階級的職業仍然有很強性別上的區分。平均而言,在不同的教育水平上,女性的收入仍低于男性。有趣的是,性別差距最大的是收入最高的職業,曾經盡管是收入最高的女性,其收入僅與平均收入的男性相同?,F在,在階級和性別動態產生復雜的相互作用之下,她們已經比這些男人賺得多得多了。

  在結婚生活中,我們看到男人越來越接受女性成就的跡象。一直到1980年代,如果一個女性比丈夫受過更多的教育,那就有離婚的風險,但在今天不是這樣。

  最近的研究表明,當婦女的收入比丈夫多時,離婚風險也不再增加。讓大多數聽到的異性戀女性感到高興的是,一項自1990年代初以來對婚姻的研究表明,與傳統分工的夫妻相比,平等分擔育兒責任的夫妻在婚姻和性生活等方面的滿意度更高。他們與平均分擔家務的夫妻一樣,是研究僅有的比過去擁有更多性行為的夫妻【8】。

  然而,在這項研究中,只有30%的夫婦確實平均分擔了育兒和/或做家務,因此,我們在這方面還有路要走。而且我認為,如果我們只是要讓婦女加入勞動力隊伍,讓她們可能將工作和家庭結合起來,而沒有合理地花費更多精力使男人加入家庭,讓他們同樣將家庭和工作結合在一起,那么我們可能會面臨一個進步的上限。

  另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我們所看到的對性別平等的支持的增長,與收入不平等和不安全感的加劇所產生的不滿、恐懼和不信任之間的相互作用將如何發展。

  雙方都工作的家庭的需求會不會繼續增加對女性作為共同養家者角色的尊重?或者是將注意力集中在高收入女性面臨的性別不公上會引起低收入工人階級的反對?

  C: 好的,讓我們繼續討論不平等問題。最近的大量研究表明,在過去大概三十年左右的時間里,一邊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富裕女性,另一邊是工人階級女性,她們在家庭和婚姻遇到的事產生了一些區別。

  后者(工人階級女性)的結婚率正在崩潰,離婚率則在上升,而富裕婦女的婚姻率仍然很高,離婚率則下降。因此,就家庭而言,不同階級的經歷似乎明顯截然不同,這一點在戰后數十年更加明顯。

  SC: 是的,婚姻和離婚率出現了巨大的階級差異。在1960年代,高中畢業的人最有可能結婚,而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可能性最低,但結婚率并沒有因為教育程度和收入的不同而有很大差距。如今,高收入和受過高等教育的婦女性更有可能結婚,而離婚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

  這一轉變的原因很多,包括監禁率高、文化習俗變化,但一個關鍵原因是工人階級男性的長期工資和工作前景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和不公平的情形的不斷加重。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這讓他們成為不太理想的婚姻伴侶,并且還提倡了男性的補貼行為,這些總體上都不利于穩定的關系。同時,盡管女性的收入仍然低于男性,她們的就業前景卻比過去要好得多。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一個年輕人幾乎可以從事任何工作,因此他們對收入的期待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大改善。從1947年到1970年代后期,以恒值美元計算,各代年輕人的平均收入是其父親在同一年齡段的三倍。即使工作是危險的或具有貶低性的,對未來進步的信心也使一個人充滿了 “做出妥協,堅持下去,最終會獲得回報”的延遲滿足的感覺。

  一個年輕女人幾乎可以嫁給任何一個男人,并期望他對家庭的支持比她可以帶來的支持多得多,并且比她父親能夠支持她的母親要多。即使丈夫的行為不夠理想,她也沒有替代婚姻的途徑,而且,對平等較低的期望也使她更有可能“堅持下去”。

  如今,盡管婚姻可以帶來集中資源和獲得支持網絡的好處,但婚姻的風險要比過去高得多,尤其是對于女性而言。因為她必須平衡好投資戀愛關系的風險和收益,而不能投資自己的收入能力這一新的可能性。

  如果男性繼續工作,分擔工資并實現女性對平等的更高期望,那么婚姻就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丈夫失業或濫用這對夫婦的資源,女性則可能不得不用自己的低工資來支撐他們倆,與單身時專注于自己的賺錢能力相比,她最終可能會變得更糟。

  和中產階級的美國人一樣,低收入夫婦現在對婚姻的要求也有了更高的標準。受教育程度低和收入低的個體面臨殘酷的諷刺:當作為伴侶和父母,他們需要付出比過去更多的努力,技能和參與度,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正在失去這些,失去社會支持體系、和日常的可預計的收入、培養談判能力的工作前景,失去了在生活重重時處理人際需求的抵抗力,失去了可以規避不良行為的獎勵機制(這些不良行為短期擺脫了壓力但破壞了長期良好關系)。

  這里有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例子。一項新的研究表明,收入最低的人群,是在各個收入層中唯一的已婚人群的心理狀況始終比未婚人群更好的群體【9】。讓牢固的婚姻在低收入社區中非常有益的東西,恰是使它成為如此稀有之物的東西。如果你生活的社區工作機會少,且有普遍的貧困問題、不能信任警察或某些鄰居、是社會資本和私人或公共投資水平很低的地方——天哪,有一個支持你的配偶在那兒真是太棒了。但是要找到一個支持你的配偶會難多了。

  而且,當你正好有這樣的配偶時,由于你不得不非常依賴對方(與中等收入的夫妻相比更加頻繁和更加強烈,而中等收入的夫妻擁有更廣泛的網絡和資源來換取替代性或附加性的支持,從壓力中得以緩解),最終兩個人都對彼此不斷地提出巨大的支持需求。這往往會讓人們感到失望和不安穩。

  較高的收入的階層中,雙方所需的來自婚姻的經濟和個人支持更少。他們擁有好友網絡,足夠的財力資源可以去參加瑜伽課、獲得家庭幫助或者其他任何幫助。這些給婚姻減少了很多的壓力。

  在如今,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的優勢起不到決定性作用的地方是婚姻的后期。盡管受教育人群和中高層收入人群在人生黃金時期的婚姻更持續,但1990年以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夫妻的離婚率大大提高了,而階級或受教育程度帶來的離婚率差異在那個年齡并不大。

  因此,我們可能會看到這樣的情況,中產階級在育兒時期婚姻可以持續下去,但是,如果出于某種原因你無法維持當下所期望的親密感,熱情和成長,并且你仍然希望再過20年的健康生活,那么“直到死亡會使我們分開”會比以前困難得多。

  C: 這是否引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這么多的工薪階層婦女選擇投票給特朗普,這樣一個看起來對他們所需要的社會保險制度懷有敵意的人?這是不是與不同階層的婦女所面臨的不同現實有關?

  SC: 特朗普對工人階級男女的吸引有很多不同的因素。要記住,他還贏得了中產階級和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婦女(的支持)。這當然涉及種族主義,但是,當人們感到經濟壓力時,種族刻板印象和偏見也會變得更加突出,這是事實。

  我最感興趣的是那部分工人階級的男人和女人、無論他們的種族偏見如何,都不完全是由自己的。白人工人階級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曾兩次投票支持奧巴馬,我所在的華盛頓州的每個伐木區也這樣。但是正如我在別的地方寫到的那樣,當他們沒能得到希望和改變時,就已經準備好換成憤怒和指責了【10】。

  盡管許多特朗普的女性選民不贊成他的舉動,但她們并不認為希拉里·克林頓愿意為那些已經失去優勢長達40年的人提供支持,他們不僅是被忽視的,而且是不被尊重的。

  我記得有位女士在投票支持特朗普時引用了一句話:“是的,他是個欺凌者,但他的那種欺凌,是你想拿來對付欺凌你的欺凌者的。”在某種程度上,自由主義者不知道發生了多少欺凌,他們向人們敞開心扉,認為是時候該搗亂了,一個什么都不在乎的人就可以很好地辦到這一點。

  事實是,我們在世界范圍內都面臨一些非常困難的問題,其中很多都構成了痛苦的困境。但是,既然我們總歸要取得些進展,我們必須盡最大努力去接觸眾多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支持者、還有許多誠心的自由主義者和左派。

  我的意思是,當我聽到希拉里·克林頓在競選期間發表的關于包容性和多樣性的言論或講話時,我總是會想:“我們可以在加上卡車司機嗎?可以加上肉廠包裝工人嗎?”然后,當你認為懂了“一籮筐可悲的人”的概念所指的不可救藥的人時,其實是在自欺欺人。

  我們需要弄清什么是合理的憂慮。我們在美國看到的一些錯位的憤怒,根源便來自這些憂慮/我們需要與它們對話而不是去順從它們,也不是去要求人們立即公開地否定自己可能有的每一個錯誤觀念或偏見。

  很多專業人員都弄不明白在一個小鎮、工人階級或是農村社區如何運作。我們所接受的教育和訓練給了我們職業網絡和技術工具,讓我們能夠實現地域上和職位上的流動。

  但是,這一使專業人員的生活更輕松靈活的過程卻同樣使得一些個體被邊緣化,這些人的身份認同、安全感和生計依賴于他們在特定的方面的具體知識和整套技能,以及他們在持久的人際網絡中的位置,通常來說,這種網絡內部存在著等級之分,并且包含著各種相互依賴、難以分割的關系【11】。

  通過許多教育機構和工作機會,我的父親從勞工組織者一路升為教授。他將我的媽媽和他的孩子們帶在他身邊,但是每年夏天,我都會回到圖姆沃特鎮的祖父母那里,我的祖先們曾是那個地方最早的白人開拓者之一。

  那是一個很小的鎮子,人人都相互認識。當我走進一家商店時,人們會說,“那是Mac的孫女”,你便不得不停下來參與談話。一如我的夏威夷朋友所說的“談話故事”。在這樣的地方,一個人之所以找到工作,是因為他的親戚跟他的上級說了好話,而一個小雜貨店的老板獲得了銀行貸款,因為銀行家在那里購物?;蛘吣闶且晃晦r場機械師,就會幫鄰居修修設備,或者是依靠著個人相識作為客戶的店主。

  許多工業社區,以及農村、小城鎮都恰恰是建立在專業人員的流動、互換和效率的反面基礎上的。他們靠著長期的熟悉和互惠的紐帶。當你有求于鄰居時,你需要了解他們的性格,而不會很快信任一個陌生人。但是,當你知道某人的人際關系時,你便會以某種方式提供某種程度上的幫助,而這在忙碌的專業化社群中是看不到的。

  然而,在專業的精英那里,我看到了他們對那樣的社區和在那里工作的人的不尊重。我的丈夫從航空業退休后,開始在我從祖父那里繼承的土地上養有機草飼牛。當需要“收獲”一頭母牛時,我們就會叫來一個流動的屠宰者。因為對牲畜而言,最糟的部分是被送去屠殺的運輸過程中的恐懼。因此,三個人帶上一堆花了大筆錢投資的設備,其中一個人給牲畜完美的一下,它立即就倒下來了——不過,當你有跳來跳去的動物時很難做到這一點。然后,他們將皮整個剝下來備用,切掉頭和蹄,將動物吊起并切成兩半。我們會要內臟,所以他們將它們割出來,然后將剩下的交給屠夫完成。你知道他們一頭牛收多少錢嗎?他們處理的是1300磅的牛,對吧?他們收75刀。

  這是給擁有這樣的技術、知識、熟練度和一路抵達我們這里再趕到屠夫那兒的工作的費用。這讓我感到很驚訝,我們生活在這樣的世界上,給這些人付75美元,卻花500美元聘請一個顧問,任他的腳放在桌子上然后夸夸其談半小時。在美國,對這種勞動尊嚴的尊重已經完全喪失了。如果你認為這樣的勞動者會接受一個不尊重他們但自己連輪胎都不會換的人的意見的話,那么,你最好再想一想。

  你必須尊重人們所做的工作、尊重他們的人性,然后弄清楚他們來自哪里,以及你如何與他們建立聯系,然后才可以有改變他們的期望。即使你無法讓他們改變到你想要的程度,也可以稍微改變他們,這一點很重要,也很有幫助。即便這樣只意味著會多一個人認識你的人性。

  【1】Stephanie Coontz and Peta Henderson (eds.), Women’s Work, Men’s Property: The Origins of Gender and Class (London: Verso, 1986); idem. The Social Origins of Private Life (London: Verso, 1988); idem. The Way We Never Were: American Families and the Nostalgia Trap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and 2016); idem. The Way We Really Are: Coming to Terms with America’s Changing Famil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idem. Marriage: a History — from Obedience to Intimacy, or How Love Conquered Marriage (New York: Viking, 2005); idem. A Strange Stirring: the Feminine Mystique and American Women at the Dawn of the 1960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1); idem. American Families: A Multicultural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and 2008).

  【2】Nancy Cott, The Bonds of Womanhood “Woman’s Sphere” in New England, 1780-183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3】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Norton, 1963).

  【4】Council on Contemporary Families (CCF), Brief Report, “Overwork May Explain 10 Percent of Men’s Wage Advantage Over Women.” July 2014,https://contemporaryfamilies.org/gender-revolution-rebound-brief-overwork-explains-wage-differences/, accessed February 18, 2018.

  【5】CCF Brief Report, “Parenting and Happiness in 22 Countries,” June 2016,https://contemporaryfamilies.org/brief-parenting-happiness/; CCF Brief Report, “Gender Revolution and the Re-stabilization of Family Life,” August 2015,https://contemporaryfamilies.org/gender-restabilization/, accessed February 20, 2018.

  【6】CCF Brief Report, “Back on Track? The Stall and Rebound in Support for Women’s New Roles in Work and Politics, 1977-2012,” July 2014,https://contemporaryfamilies.org/gender-revolution-rebound-brief-back-on-track/, accessed February 18, 2018.

  【7】Joanna Pepin and David Cotter, “Trending Towards Traditionalism? Changes in Youths’ Gender Ideology,” CCF Online Symposia, March 2017,https://contemporaryfamilies.org/2-pepin-cotter-traditionalism/ accessed February 18, 2018. Barbara J. Risman, “A new generation wrestles with the gender struc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log, February 19, 2018, https://blog.oup.com/2018/02/millennial-generation-gender-structure.

  【8】CCF Brief, “A Reversal in Predictors of Sexual Frequency and Satisfaction in Marriage,” June 2016, https://contemporaryfamilies.org/sex-equalmarriages/, accessed February 18, 2018.

  【9】Daniel L. Carlson and Ben Lennox Kail, “Socioeconomic variation in the association of marriage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forthcoming.

  【10】Stephanie Coontz, “Taking the Nostalgia of Trump Supporters Seriously,” Berggruen Institute, Insights, no. 4, http://insights.berggruen.org/issues/issue-4, accessed February 18, 2018.

  【11】Stephanie Coontz, “The shell-shocked white working class,” CNN Opinion, September 23, 2016, http://www.cnn.com/2016/09/23/opinions/shell-shocked-white-working-class-opinion-coontz/index.html, accessed February 1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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