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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育:走向一流還是走向虛無?

曹宇 · 2020-08-06 · 來源:保馬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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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背景下,資本主義對國家文化價值的消解和沖擊成為了全球大學面臨的普遍問題,大學都將“一流”定為自己的目標便是這一問題的突出表現?!耙涣鳌敝皇且环N通用標準,無法回答大學這一存在對于整個國家、社會乃至人類的價值問題,因此“一流”話語的過度興盛必然意味著教育的民族文化內核日益消解。

  保馬編者按

  在全球化背景下,資本主義對國家文化價值的消解和沖擊成為了全球大學面臨的普遍問題,大學都將“一流”定為自己的目標便是這一問題的突出表現。“一流”只是一種通用標準,無法回答大學這一存在對于整個國家、社會乃至人類的價值問題,因此“一流”話語的過度興盛必然意味著教育的民族文化內核日益消解。

  失卻了價值支撐的大學,如同建立于廢墟之上,比爾·雷丁斯《廢墟中的大學》一書正是展現了這樣的景象。雷丁斯對此的解決方案是非常后現代的,他建議通過去中心化來建立一種“各抒己見的共同體”,徹底放棄大學的文化整合功能,這實際上是一種教育解構主義。然而二十多年過去,現實是大學的文化屬性并沒有徹底被“解構”,它仍然在意義找尋中重復著歷史上的焦慮。思考這種現代性焦慮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國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歷程,比起盲目追逐價值虛無的“一流”,我們更應該重視扎實的“教書育人”,堅持通過大學教育來奠定國家的文明基礎。

  本文原載于《讀書》2020年第六期,感謝授權保馬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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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教育:走向一流還是走向虛無?

  文/曹宇

  比爾·雷丁斯(Bill Readings)的《廢墟中的大學》(The University in ruins,下引此書只注頁碼)出版于一九九六年,是二十世紀末對于大學人文精神消解的一部重要著作。盡管此書主要討論的是全球性資本擴張對于高等教育哲學的解構、對于人文學科的威脅,但是從這一邏輯來反觀大學中通識教育遭遇的時代命運,對于正在“邁向世界一流大學”中的中國大學具有更多的啟示意義。

  雷丁斯發現,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大學,其自身追求的意義正在被日益消解。他尖銳地指出,在所有大學將“一流”定為自己的目標時,就意味著“沒有目標”,因為“一流”本身缺乏價值取向。“一流”意味著一種通用的標準,當你去討論“一流的公司”、“一流的球隊”、“一流的餐廳”時,這里的“一流”內涵與“一流大學”并無二致——這種“一流”可以區分出一所大學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的相對位置,但這只是“給一個完全封閉的系統中各種成分相對定位的一種方法”(25頁),對于大學這一存在對于整個國家、社會乃至人類的價值,卻是空洞無物的回答。相較于康德式的“理性大學”和洪堡式的“文化大學”,這種“一流大學”被雷丁斯稱為“廢墟中的大學”,其問題直指背后的虛無主義?!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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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去深入分析當今世界流行的大學排名指標就可以發現,雷丁斯似乎所言不虛。這些指標體系涵蓋學生人數、教師人數、學校資本、投入產出、成果發表,每一套指標體系都有其側重,但所有量化指標背后的意義指向,可以說都是非價值化的。而通識教育在這樣一套指標體系中,自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二十一世紀初,通識教育在這樣的擠壓下日漸走向衰微,以致哈瑞·劉易斯發出了“通識教育是否還有未來”的審問。而大學則被裹挾在這樣同質化的全球競爭中,日益變成一個跨國公司。雷丁斯的警示發人深省,我們的大學在“爭創一流”的同時,可能也在“走向虛無”。

  然而,大學并非天然如此,大學曾經在歷史上扮演過重要的價值教育角色,當來自歐洲的基督教徒登上美洲大地,對這片蠻夷之地的原住民進行宗教價值觀的傳播時,在建立教堂以外,最重要的行動就是建立了包括哈佛、耶魯在內的多所“學院”。

  自大學的起點來看,歐洲古典大學有著濃厚的宗教背景與色彩,很多早期大學都脫胎于主教大學,而大學的獨立法團地位,也大都來自教皇敕令的保護。隨著宗教改革運動的推進,古典大學日益受到科學主義、實用主義的沖擊,學科結構和辦學體系方面開始發生變化。英國在十二至十三世紀創辦的牛津、劍橋大學在實用主義思想的沖擊下,開始設立理學院,大規模培養產業需要的人才;拿破侖在巴黎成立帝國大學,培養專業型人才,并試圖通過《帝國大學令》將這一模式擴展到整個法國。但無論是拿破侖式的政府主辦大學,還是英倫式的牛津、劍橋學院,都不如洪堡辦學理念下建立起來的柏林大學,那樣深刻地影響了世界范圍內現代大學的建立。

  高等教育發展史在談到現代大學的特征時,通常冠以“研究型大學”之名,強調其科學研究功能和學術自由傳統,卻忽略了在啟蒙主義的背景下,脫離了宗教功能的大學是否找到一個新的價值依托。雷丁斯鮮明地指出,“理性必然取代信仰,國家必然取代教會”,而大學恰恰就是這樣一個轉換的中介機構。因此現代大學的最初萌芽,是康德式的“基于理性的大學”,學科秩序完全是依靠理性建立的,理性的自治以自我批評為基礎,禁止在大學和國家之間建立任何直接聯系,這種大學的體制化必須是虛構的。但是理性與國家、知識與權力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卻一直存在,康德試圖通過普遍主體性來解決何以問題,但席勒卻鮮明地指出二律悖反給主體帶來的矛盾感,并倡導借助美育過程的文化將自然本性重新闡述為一個歷史過程。這也使德國大學以哲學(科學)為核心的學科體系得以建立。

  但德國大學走向民族性的解決方案,卻具有一定的歷史偶然性。一八一〇年,在普法戰爭中受到重創的普魯士,將高等教育作為恢復重建的一個重要環節,而洪堡等人推動建立的柏林大學,就是普魯士大學改革運動的開端,因此柏林大學的建立必然與德意志民族的重構緊密結合起來。故與康德式大學不同,柏林大學本身就建立在德國哲學傳統對康德理性概念的反思之上,使得現代性成為民族國家整合的粘合劑,大學成為對國家發揮間接文化功能的場所。當然,德國哲學家在大學與國家的具體邏輯關系中有分歧,施萊爾馬赫堅持大學與國家的關系必須是間接的(即科學建立在歷史的民族性基礎之上),但費希特則強調國家對大學的指導。而洪堡在對二者的回應中所建立大學的理念看起來似乎拋棄了費希特的保守主義,強調國家權力對大學學術自由的維護與克制;但雷丁斯強調,現代大學事實上的走向卻是費希特路徑,即通過將民族性和文化相連接,使得大學和國家形成了一種緊密的關系,“國家保護大學追求理性的世界,而大學則捍衛關于國家的思想”(66頁),二者在實現民族文化理念的邏輯中統合到了一起。正如海德格爾在弗萊堡校長演講中呼吁的,大學文化功能恰恰在于“將經濟技術置于民族國家的政治意志統治下”,包含民族身份認同在內的“自我發現”成為大學功能的現代敘事。故而德國大學不需要在專業教育之外再建設一套通識教育體系——盡管今天的德國大學也有作為通識性選修的ABV課程(德語Allgemeine Berufsvorbereitung in Bachelorstudiengängen,英文通常翻譯為General professional skills courses),但主要是為了學生職業技能訓練而建立的——因為通識教育的文化整合功能本身就蘊藏在各個學科對真理的追求過程中,以及學生對自我身份認同的反復探索中。

  與德意志民族不同,美利堅的國家建構與大學建設在一開始并沒有走到一起。在建國之初,聯邦黨人就否認了國家文化主義試圖將公民身份認同這一任務交給大學的想法,因此美國也沒有一所國立大學。美國現代大學的建立,在遵循洪堡理念的同時,卻忽略了費希特的國家文化主義這條隱秘邏輯,取而代之的是實用主義的內核。這種將大學完全工具化的思路,使得美國大學的價值功能缺位成為一種原生的現代性焦慮。當“文化不再是大學的口號”,美國的高等教育似乎也在焦急地找尋著意義。這似乎可以解釋通識教育為何在美國興起。二十世紀上半葉,哈欽斯率先在芝加哥提出通識教育的問題,并推行“芝加哥計劃”,成立“西方名著編纂咨詢委員會”,通過在學生中開展經典名著閱讀將西方文明的教育納入到高等教育的框架中。1945年,哈佛大學發布了著名的“哈佛紅皮書”(《自由社會中的通識教育》),提出通識教育要承擔學生在整個教育過程中“首先作為人類的一個成員和一個公民所接受的那部分教育”,這在高等教育界進一步掀起了關于通識教育的討論。一九四七年,高等教育委員會發布《美國民主社會中的高等教育》報告,宣告要通過通識教育“培養富有責任感的公民”,通識教育改革在全美范圍內興起起來。

  雷丁斯對于美國高等教育界關于通識教育的熱議不以為意,他認為這一系列問題從康德以降的德國哲學家早已給出了答案。然而德國式的以哲學為核心的專業體系的答案,卻未必能夠消解美國式的焦慮。美國現代大學在建立伊始,似乎就已經注定陷入這種現代性的焦慮中。脫胎于殖民地學院的美國大學,在美洲獨立的一刻起,就必須與自身的殖民地身份和宗教傳統做一個徹底的割裂。但與此同時,美國憲法將國家之手擋在教育領域之外,州權力對于大學的改造與介入,只可能是社會服務層面的,萬一上升到文化主義的層面,反而可能威脅聯邦的統一。南北內戰后,美國大學化運動興起,一批現代農業和機械工業大學大學在贈地法案的支持建立起來,這一法案的目的使得該運動本身就帶有濃厚的專業主義和實用傾向。而公認的美國現代大學建設進程中最重要的一所高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建立時宣稱繼承洪堡的柏林大學精神內核,但正如雷丁斯所說,吉爾曼在建校時就已經對柏林大學的精神內核做了技術化的處理?;羝战鹚勾髮W主要建立在學術邏輯上,以學術的追求作為大學的價值核心。以至于赫胥黎在約翰·霍普斯金大學落成典禮的演講上尖銳地提出:“領土不構成一個民族。”當然,他認為美國正國家建構上正在進行一個全新的政治實驗,大學也因此不需要承擔民族意識形態建構的重任。因而,在霍普金斯傳統上建立起來的一批美國現代大學,培養的不再是公共知識分子,而是技術官僚。但總之,獨立之后的美國大學既不能再依托殖民地時期對女王的效忠,又試圖擺脫傳統的宗教內核,而聯邦在教育領域的高度節制使得國家文化主義的價值依賴路徑也沒有建立起來。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美國的國家建構與民族整合這一問題其實更加復雜,民族國家身份認同通常依賴的歷史路徑無法實現,“沒有歷史”本身,使得“美國作為一個民族沒有內在的文化內容”,因此美國大學的作用也就“不是發掘它的文化內容,實現它的民族意義,而是宣布一個民族的允諾,一項契約。”(33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芝加哥的“核心課程”試圖找尋的,正是作為美國的文化內核,是通過西方文明名著體系的閱讀課程,從西方古典文明和近現代思想經典中,汲取那些借以構建美國公民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內涵。而哈佛的“分布式選修”,則體現了內戰后以文化多元主義的價值內核對民族國家進行的重新整合,通過通選課程領域的劃定和內涵的不斷變化,女權和黑人人權運動、東方文明、全球化視野、環境保護等議題不斷被納入到通選課的選修領域中去。

  但市場化的時代給美國通識教育帶來新的危機,高校不斷壓縮通識教育學分,通識教育課程內容的“注水化”也日趨嚴重,甚至日益演變成就業培訓課程,文理學院則在主流研究型大學的裹挾下發生種種變形。一九七七年卡耐基基金會的報告《大學課程的使命》指出,通識教育已經成為“重災區”。對此,阿蘭·布魯姆憂慮“邁向封閉的美國心智”,哈瑞·劉易斯批判“失去靈魂的卓越”,但他們給出的解決方案仍然還是通識教育。而雷丁斯則樂于直接戳破問題表象,揭示背后大學意義性消解的本真問題,即其所依賴的民族國家意識形態本身的消解,和由此帶來的文化整合功能的消失。而使得民族國家“消失”的,恰恰是資本主義的非意識形態屬性。全球化進程中,國家日益淪為管理者,而不能推行其意志。而當個體作為“公司”的“技工”而不是民族或國家的公民整合到國家中來,資本就不需要再給中產階級種種意識形態上的歸屬感。

  資本主義對國家文化價值塑造的消解和沖擊,不僅僅是美國的問題,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背景下,這已經成為全球大學面臨的普遍問題。在法國、在整個歐洲,乃至高等教育新興的亞洲,“一流”的話語興盛的背后,乃是教育的民族文化內核正在日益消解。今日的所謂一流大學越來越像一個跨國公司 ,而在全球資本的擴張背景下,“一流”對意義感的消解似乎又成為一種必然。在一個封閉系統內進行橫向比較,首先需要在統計學意義上使得各項指標變得“可測量”,這必然帶來均質化的問題。在這種評價體系中,沒有人關心通識教育,通識教育也不可能給大學帶來排名榜上上升的促進作用,反而可能會分散教師投入科研的精力。這種均質化的評價對于技術資本主義來說,可能并不存在太多的問題,甚至有利于促進資本的高速復制和擴張,但對于有精神文化追求的教育領域,就是非常嚴峻的問題。失卻了價值支撐的大學,如同建立于廢墟之上。在這種背景下,“人文科學現存的學科模式踏上絕路”(168頁),基于人文科學的人文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自然也走向沒落。

  雷丁斯對此的解決方案是非常后現代的,他建議放棄以學科分類為基礎的方法,通過短期項目來保持學科結構的開放性。通過去中心化,建立“各抒己見的共同體”(The community of dissensus),徹底放棄大學的文化整合功能,而是使其成為思考的“場所”。在這種大學的共同體中,師生似乎都不再是主體,而是永遠以“他者”向自我發問。這是一種“后歷史大學”,“共同思考”但并不尋求思想的整合或統一。“我們的共識是我們沒有共識”,徹底地對高等教育進行解構。我們看到美國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架構有著日益全球化、多元主義、跨學科學習和自主選修的傾向,也可以說是一種教育層面的解構主義。

  二十多年過去了,民族國家意識形態似乎沒有如雷丁斯所預言的那樣徹底衰亡,反而使反全球化浪潮不斷興起。與之相應,大學的文化屬性也沒有徹底被“解構”,它仍然在意義找尋中重復著歷史上的焦慮。面對網絡和現代教育技術跨越大學圍墻的興起,“高等教育何以必要”的問題再次拷問著我們,大家發現,如果繼續追逐大學排行榜上的同質化指標,每所大學都將變得一樣,而學生們也許可以僅通過網絡學習完成任何知識學習上的目標。“高等教育何以必要”的問題必須找到新的價值支點。與二十世紀中葉不同,人們日益意識到通識教育本身并非藥到病除的良方,“什么樣的通識教育”以及“發揮怎樣作用的通識教育”,才是高等教育的真問題。二〇一八年,哈佛大學在萬眾矚目下發布了通識教育新方案,該方案試圖在多元選修和核心課程之間求得一定的平衡,但蘇滬并未真正解決哈佛大學前校長德里克·博克在《大學的未來》一書中提出的問題:“不確定時代,大學的使命是什么?”

  反觀美國大學乃至世界高等教育所經歷的現代性焦慮,似乎可以使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歷程。進入中國大學的辦學目標,多有“建設一流”和“追求卓越”的雷同,當然中國高校在世界知名的大學排行榜中的優異表現,也同樣引來世界矚目。隨著規模的急速擴張、經費的大幅增長到論文等標志性科研成果的大批產出,中國高校的排名數據前所未有地耀眼。但近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界在世界高校排行榜中你追我逐的同時,也開始反思和審視高等教育面臨的價值危機。從這個角度來看,“扎根中國大地辦大學”絕不止是一句口號,而是中國大學自身意義建構的綱領,更是中國大學通識教育的價值依仗。這些年,無論是在大學中如火如荼展開的通識教育,還是國家層面展開思政課程的改革,中國大學始終在“文明”“國家”與“大學”互動關系中,通過大學教育來奠定國家的文明基礎。就此而言,中國大學或許要矯正按照價值虛無的大學排行榜指標來追趕“世界一流大學”的統計大躍進,反而要重視扎扎實實的“教書育人”,接續和發揚“傳道授業解惑”的文明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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