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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近日大罵蘇共,恰恰暴露了自己的困境

衣初辛 · 2020-07-11 · 來源:明人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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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的困境,對于我們來說又何嘗不是一個警示呢?

  

  據俄羅斯衛星新聞社報道,7月5日普京在接受“俄羅斯1”電視臺采訪時,談到此次憲法修改時大罵蘇共,表示這次憲法修改的核心是“避免蘇共帶來的災難重演”。

  普京說,蘇聯憲法中關于加盟國有權退出蘇聯的規定以及1977年憲法中確定的蘇共的政權壟斷地位成為了“定時炸彈”。

  其宣稱,“1977年的憲法和之前的憲法規定了蘇共的政權壟斷地位,蘇共成了整個國家系統的核心。國家各部門代表無權退黨。黨掌管著一切。這實際上是把一個政黨的命運和利益與整個國家的利益強行捆綁到了一起”。

  普京還表示,這樣做的結果就是,“蘇共本身沒有遭受任何外部沖擊,而是從內部開始瓦解,隨之而來的是國家解體。這是不能容許的。這是1922年蘇聯成立時就埋下的‘定時炸彈’,之后也出現在了1924年、1936年和1977年的憲法中。”這次修改憲法就是要“避免發生類似事件”。

  有的朋友可能會覺得,“普京說的對呀,蘇聯憲法規定加盟國有權退出蘇聯,難道不是一個大漏洞嗎?蘇共一瓦解,蘇聯就解體了,難道不是事實嗎?”

  其實,不光是俄羅斯,中國許多媒體與學者也的確持這種觀點,但是如果我們真正明白了相關事件的前因后果,就會發現這種說法近乎是顛倒黑白的一派胡言。

  

  我們一般把蘇聯時代之前的俄國稱之為“沙俄”,領導人稱之為“沙皇”。但其實,“沙皇”只不過是一個簡稱,其全稱要比《權力的游戲》當中的龍媽頭銜還要長得多,足足有三百多字,即:

  蒙上帝恩典,俄羅斯、莫斯科、基輔、弗拉基米爾和諾夫哥羅德的沙皇及獨裁者;喀山、阿斯特拉罕、波蘭、西伯利亞、陶立克克森尼索和格魯吉亞沙皇;斯摩棱斯克、立陶宛、沃里尼亞、波多利亞和芬蘭大公、愛沙尼亞、利沃尼亞、庫爾蘭、瑟米加利亞、薩莫吉希亞、別洛斯托克、卡累利阿、特維爾、尤戈爾斯克、尤格拉、維亞特卡、保加爾和其他地區的王公;切爾尼戈夫、梁贊、波洛茨克、羅斯托夫、雅羅斯拉夫爾、別洛焦爾、烏多利亞、奧勃多利亞、孔迪亞、維捷布斯克、姆斯齊斯拉夫和全北域的君主;普斯科夫、下諾夫哥羅德、切爾卡斯亞、突厥斯坦、伊弗里亞、卡塔林尼亞和卡巴爾德尼亞地域及亞美尼亞地區的領主;挪威王位繼承人、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施托爾曼、迪特馬爾申和奧爾登堡公爵。

  也就是說,沙皇俄國嚴格意義上講并不是一個國家,而是由沙皇個人眾多領地拼湊起來的怪胎。

  比如說,立陶宛人就并不算做“俄國人”,只不過是因為沙皇還兼任“立陶宛大公”,所以立陶宛和俄國同樣都屬于沙皇統治而已。

  其他地區也大同小異,像愛沙尼亞之所以屬于沙皇俄國的一部分,就是因為沙皇還兼任“愛沙尼亞王公”,亞美尼亞則是因為沙皇還兼任“亞美尼亞地區的領主”……

  甚至這一大串頭銜還沒列出的民族地區,也同樣是“只效忠沙皇個人,不效忠國家”。

  像車臣,在沙皇統治時代就長期實行所謂“一國兩制,車人治車”的制度。簡單的說,也就是俄國其他地區的所有制度和法律都不在車臣實行,車臣的一切完全是由當地的首領說了算,只是當地的首領必須效忠沙皇就可以了。

  這種體制的國家顯然是相當松散的,也是相當危險的。

  革命導師列寧在十月革命前便對這個問題看得很透徹,其在1913年《關于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一文當中就明確指出,俄國這樣的多民族國家必須擺脫“中世紀的分散狀態”,建立起“中央集權制的大國”:

  在各種不同的民族組成一個統一的國家的情況下,并且正是由于這種情況,馬克思主義者是決不會主張實行任何聯邦制原則,也不會主張實行任何分權制的。中央集權制的大國是從中世紀的分散狀態向將來全世界社會主義的統一邁出的巨大的歷史性的一步,除了通過這樣的國家(同資本主義緊密相聯的)外,沒有也不可能有別的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可惜的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等到二月革命真正把沙皇打倒了之后,俄羅斯人才發現了一個非?,F實的問題:沙皇沒了,原來那些“只效忠沙皇”的民族地區自然也就要分家了。

  像立陶宛就表示,“原來是沙皇兼任立陶宛大公,現在你們把我們的立陶宛大公推翻了,那我們就要建立自己的新政權”。后來在1918年2月,其正式宣布獨立建國。

  愛沙尼亞、亞美尼亞等原來那些沙皇那一大串頭銜“兼職”的地區,情況也是大同小異。

  甚至原本沙皇的一大串頭銜當中沒有的車臣等地區,當地的首領因為失去了效忠對象,也忙著要“獨立”……

  十月革命以后,建立了新政權的列寧,面臨的就是這樣一個爛攤子。于是,他愁的整夜整夜睡不著覺,頭發一把一把往下掉……

  經過了無數的不眠之夜之后,頂著黑眼圈與謝頂的列寧終于做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不再堅持中央集權制,同意實行自己多年來一直反對的聯邦制。

  在1918年7月19日通過的第1部憲法當中,正式把蘇維埃俄國命名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簡稱“蘇俄”。

  這樣一來,原本車臣等一大批“首領效忠沙皇”的民族地區,就以“自治共和國”等形式加入了新生的“蘇俄”。

  可是事情并沒有到此結束,亞美尼亞等原來那些沙皇那一大串頭銜“兼職”的地區,大多數還是不干:“我們跟車臣可不一樣,原本車臣就比俄羅斯低一級,我們可是和俄羅斯平級的,憑啥讓我們加入俄羅斯呢?”

  于是又是無數個不眠之夜,再次頂著黑眼圈與謝頂出來的列寧決定:在“蘇俄”的外圍再成立一個“蘇聯”,讓烏克蘭,白俄羅斯以及外高加索(包括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和阿塞拜疆)加入,繼續和俄羅斯平級。

  但還有立陶宛、愛沙尼亞等地區,連“蘇聯”也不愿意加入,怎么辦呢?

  列寧掂量了自己的實力,也沒有什么高明的辦法,只好在蘇聯成立時表示,各加盟共和國有權退出,當然新的加盟共和國也可以加入。至于到底是加入還是退出,那只能看之后的領導人給力不給力了。

  

  幸運的是,列寧去世之后接任的朱加什維利同志不是一般的給力,其在年輕參加革命時給自己起了個筆名叫“斯大林”,這在俄語里邊就是“鋼鐵”、“鐵人”、“鋼鐵俠”的意思。名字就叫得這么“鋼”,為人能不“鋼”嗎?

  斯大林上臺之后,針對列寧遺留下來的仍然錯綜復雜的民族問題,使出了一記“絕殺”,即“階級斗爭”。

  其認為,為什么立陶宛、愛沙尼亞等地區不愿意加入蘇聯,說穿了不值半文錢:當地掌權的還是地主資本家,跟著英美法搞“獨立”有好處,要是加入蘇聯他們的財產就保不住了。這種情況下,傻子才加入蘇聯呢。

  那解決這個問題辦法也就很簡單:就是要堅定不移的支持當地的工農力量和地主資本家斗爭,建立起工農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那之后他們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自然也就愿意加入蘇聯了。

  而后來事態的發展也和斯大林計劃一模一樣:1940年波羅的海三國在蘇聯支持下建立起社會主義新政權之后,無一例外地加入了蘇聯。

  而波羅的海三國加入蘇聯之后,蘇聯做的第1件事就是把當地的地主資本家統統流放到西伯利亞,并且告訴當地的工人農民,表示“你們要一脫離蘇聯,這些地主資本家就會回來,你們就會和過去一樣,工人996,農民變楊白勞”之類。

  當地的工人農民當然也不希望地主資本家重新回來欺負自己,于是個個高喊“蘇聯萬歲,蘇共萬歲,斯大林萬歲!”

  至于那些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地主資本家,喊“萬歲”的聲音則要比留在當地的工人農民還要響亮——喊“萬歲”都到邊疆勞改了,要是再鬧“獨立”,不是連小命都保不住了?

  對之前就加入蘇聯地區的車臣等地區有分裂傾向的人,斯大林也是照方抓藥:雖然蘇聯憲法當中規定各加盟共和國有權退出,但是想退出的人肯定不熱愛社會主義蘇聯,因此就是“階級敵人”,西伯利亞勞改所是最適合他們待的地方……

  “階級斗爭”這件法寶可以說比鋼鐵俠的戰甲還要給力,簡直快趕上消滅滅霸軍團的響指了。到斯大林去世的時候,蘇聯名義上雖然仍然是聯邦制,但實際上列寧所期待的“中央集權制”已經建立了起來。

  最為突出的一個表現是,當時蘇聯各地區的所有干部都是由中央自由調動的,與其民族成分和出生地等等毫無關系。

  像后來擔任過蘇共總書記的勃列日涅夫,1950年時曾經擔任過摩爾達維亞(今摩爾多瓦)第一書記,1955年時又擔任哈薩克第一書記。其之前從未在這兩個地區工作過,但是進行人事調動時,當地人絲毫沒有什么異議:大家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干部,哪個民族干不一樣呢?

  

  可惜,這世上總有一些“崽賣爺田心不疼”的貨色。

  斯大林時代經過近30年的努力,才把沙皇時代積累下來的那些錯綜復雜的民族矛盾基本上彌合了,而赫魯曉夫剛上臺三年就進行大批判,重新制造了矛盾。

  其在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上宣布,斯大林當年搞的階級斗爭絕大多數都是不對的,應該把那些被流放的西伯利亞的立陶宛、愛沙尼亞和車臣等地的分裂分子通通放回來,并且對他們進行平反和補償。

  到1961年的蘇共二十二大上,赫魯曉夫又正式提出了所謂“全民國家”、“全民黨”的理論,認為蘇聯已經從階級的國家變成全民的國家,蘇共也變成了全民的政黨,階級斗爭完全沒有必要再搞了。

  但赫魯曉夫本人多半也沒想到,那些從西伯利亞回來的人非但沒有感激涕零,反而強調平反和補償的不夠,并且繼續宣傳民族分裂主張。

  而更糟糕的是,當不講階級斗爭之后,共產主義的信仰也淡化了。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等人便提倡俄羅斯的傳統,企圖用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代替階級認同作為新的精神支柱。

  可這樣一來,少數民族地區原來那些高喊“萬歲”的工農群眾又不干了:我們又不是俄羅斯人,憑什么提倡俄羅斯的傳統不提倡我們的呢?這不是讓我們低人一等嗎?

  于是,他們不再支持蘇聯統一反對民族分裂了,反而同情那些分裂分子。蘇聯的國家凝聚力也逐漸喪失了。

  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等人對于這種局面束手無策,便在某種程度上重新使出了沙皇時代“一國兩制,車人治車”等一套老辦法:少數民族地區的干部由少數民族擔任變成了一種心照不宣的“潛規則”,這反過來又加劇了俄羅斯人的不滿……

  到了1986年12月,蘇共中央任命俄羅斯人科爾賓擔任哈薩克地區新的第一書記之后,哈薩克地區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造成兩人死亡,200多人受傷,史稱“阿拉木圖事件”。這和30年前勃列日涅夫出任哈薩克第一書記時的風平浪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不過,雖然經過了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等人30年的胡折騰,戈爾巴喬夫上臺時的蘇聯已經危機四伏,但是也沒有立即就要解體的地步。

  要是新的領導人重新學習斯大林,用階級觀念和社會主義取代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那么重新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集權制仍然是有可能的。哪怕是過一天算一天,有蘇共中央的制約,也還可以像當年的沙皇俄國那樣維持很長的時間。

  可是,戈爾巴喬夫卻反其道而行之,大搞所謂“民主化”和“公開性”,再次發動舉國之力揭批斯大林。至于斯大林當年用階級斗爭理論,流放一些搞分裂的地主資本家的事,更是成了重點揭批的“罪行”之一。

  像戈爾巴喬夫時代有一本非常流行的小說叫《金色的云在這里過夜》,主要內容就是講斯大林時期被流放的車臣分裂分子有多么多么悲慘。這本書一出版就馬上脫銷,而看了這本書的人幾乎沒有敢再反對車臣分裂的了……

  更加要命的是,戈爾巴喬夫后期又同意實行多黨制,在失去了蘇共中央制衡的之后,煽動民族情緒無疑是凝聚支持者的好辦法:

  像普京的導師葉利欽和索布恰克等人,就鼓吹“俄羅斯成了少數民族地區的奶牛,應該拋掉他們輕裝上陣”,少數民族地區那些“民主斗士”,當然就更不遺余力的鼓吹“獨立”了。

  這種情況之下,蘇聯憲法當中實行了近70年的“加盟國有權退出蘇聯”,才真正被一些人提了出來,要求解釋清楚“如何退出”。

  戈爾巴喬夫當然也不傻。雖然自身就不信仰社會主義的他不可能像斯大林一樣表示,想退出的就是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可也給退出程序加上了嚴格的限制條件:

  1990年4月3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了《關于解決加盟共和國退出蘇聯有關問題的程序法》,對憲法的相關規定進行了解釋。其中明確規定,加盟共和國如果退出,必須得先經過公投,如果達到2/3以上的居民同意,才能進入5年的過渡期,5年之后再一次公投,仍然有2/3以上居民同意方可退出。假如第1次公投就沒有達到2/3以上多數,那么5年之內不得再次公投。

  1991年3月戈爾巴喬夫又主持舉行了是否保留蘇聯的公民投票,按當時的規定,公投有效期也一樣不少于5年。假如公投通過,至少5年之內必須保留蘇聯。

  可結果是,雖然有76%的人贊成保留蘇聯,但是普京的導師索布恰克和葉利欽等人根本不遵守蘇聯憲法和公投結果,違背蘇聯憲法的規定強行“獨立”,這難道也能扣到蘇聯憲法頭上嗎?

  更何況,車臣等地可并不屬于蘇聯憲法規定的“可以退出”的范疇,他們不也照樣要“獨立”嗎?

  

  其實我覺得,普京本人之所以大罵蘇共,恐怕并不是真的認為蘇共的體制不好,而更多的是對于現實問題的焦慮。

  事實上,在2010年底的時候,時任總理的普京和時任總統的梅德韋杰夫曾圍繞著“如何解決當下俄羅斯的民族沖突,維護國家統一”,爆發了一場公開的爭論。

  當時普京表示,

  “要知道,在蘇聯,民族關系是沒有問題的。蘇維埃政權成功地創造了各民族和各宗教和平的局面……我(小時候)從來不記得在列寧格勒發生過什么民族主義。就是莫斯科肯定也沒有,在蘇聯其他地方也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今天的俄羅斯“未能找到類似于蘇聯時期所創造的那種東西”,要借鑒蘇聯時期的經驗來解決民族關系問題。

  而梅德韋杰夫卻在普京剛講完話之后當場發表了公開批判普京,表示

  “剛才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洛維奇·(普京)發言時提到蘇聯實際上找到了取得民族間和平的具體成就的方式。蘇聯時期做過的事情能夠重復嗎?我們都是講究實際的人,我們的理解是:不,不可能,因為蘇聯是一個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國家,并且坦率地說,是一個非常嚴酷的國家。俄羅斯則是另一種國家,我們更多的機遇和我們的問題都是與此相關的。如果我們有25年前的那些機會,坦率地說:現在坐在這個大廳里的國家領導人都不用討論這個問題了。”

  簡單地說,梅德韋杰夫就是在提醒普京,“別忘了,當年你是跟著葉利欽和索布恰克等民主斗士干的,要是承認今天的俄羅斯不如蘇聯,那你還干什么呀,直接交權給共產黨不得了?”

  普京當時嘴上沒說什么,但是臉色立刻變了。

  今年年初,普京突然罷免了梅德韋杰夫的總理職務,在日前修改憲法的討論時又明確表示,之所以這次修改憲法要“任期清零”,是因為不這樣做的話,未來幾年大家都會忙于找接班人,就沒有人會好好做事了。言下之意也就是說,曾經長期被視為普京接班人的梅德韋杰夫,根本就不可能接班。

  而梅德韋杰夫之所以落到這種下場,恐怕就是當年公開斥責普京所惹的禍。這就叫,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但是,普京也不得不認真考慮梅德韋杰夫所說的一個現實問題,即以普京為首的這一個領導集團乃至普京本人,其合法性都是建立在否定蘇聯體制基礎上的,要是公開表示俄羅斯不如蘇聯,應該學習蘇聯,那他自己豈不是要下臺了嗎?

  魯迅先生當年在《中國文壇上的鬼魅》一文當中曾經指出過,蔣介石等國民黨高層紛紛把子女送到蘇聯,就證明了其實他們內心深處也是知道蘇聯體制好的,但是后來發現,這種體制觸犯了他們自身的既得利益,所以他們才去反對,以致連孩子都不要了:

  國民黨中很有些有權力者,是愿意共產的,他們那時爭先恐后的將自己的子女送到蘇聯去學習,便是一個證據,因為中國的父母,孩子是他們第一等寶貴的人,他們決不至于使他們去練習做剿滅的材料。不過權力者們好像有一種錯誤的思想,他們以為中國只管共產,但他們自己的權力卻可以更大,財產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總不會比不共產還要壞。……假使共產主義國里可以毫不改動那些權力者的老樣,或者還要闊,他們是一定贊成的。然而后來的情形證明了共產主義沒有上帝那樣的可以通融辦理,于是才下了剿滅的決心。孩子自然是第一等寶貴的人,但自己究竟更寶貴。

  普京,當然也逃不脫這種歷史的宿命。

  

  可問題是,在撤掉了梅德韋杰夫接班人地位之后,又撿起了梅德韋杰夫當年的一套說辭的普京,又面臨著另一個嚴峻的現實問題:

  當前俄羅斯,車臣等地的民族問題仍然嚴峻,而且這些地區不僅像蘇聯后期一樣,實行必須由少數民族干部擔任首腦的制度,而且不少地區又重新拾回了沙皇那種“一國兩制,車人治車”的一套。

  就以車臣地區為例,幾乎一切都是卡德羅夫家族等曾鬧過分裂后來又投靠俄羅斯的這一派地方勢力說了算,不僅俄羅斯中央的法令政令幾乎都無法在車臣實行,甚至軍隊也大多是卡德羅夫家族的私人武裝。

  據俄羅斯多家媒體報道,現在的車臣除了小卡德羅夫賭咒發誓般的表示效忠普京,俄羅斯人幾乎難以生存:只要發生了俄羅斯人和車臣人的打架斗毆,俄羅斯人被打死也沒人管,而車臣人只要受一點傷,馬上就會有警察把俄羅斯人抓起來……

  普京并不是不清楚這種局面的危險性。其在任上先后任命了伊利亞索夫、巴比奇、波波夫、阿布拉莫夫等好幾任俄羅斯族總理,但最后都被卡德羅夫父子排擠走了。甚至一度任車臣總統,自始至終反對分裂的阿爾漢諾夫等車臣當地親俄勢力,也都被卡德羅夫家族擠跑了。

  因此,今天很多網友戲稱小卡德羅夫為“卡祿山”,這的確是頗為貼切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普京在這次憲法修改當中明確規定了俄羅斯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可分割,其實也的確是有現實針對性的。

  可這能起多大效果呢?難道憲法規定了不許獨立,他們就真的不獨立了?當年車臣等地要分裂,也并不是按照蘇聯憲法呀!

  更加要命的是,普京總不可能長生不老,現在車臣等民族地區只是效忠普京個人,這不僅不如當年的蘇聯,甚至連沙皇也不如。好歹沙皇還是世代沿襲的稱呼呢!

  可以取代普京個人權威的,只能是像當年蘇聯共產黨那樣一個有信仰、有高度組織紀律性的領導性政黨,可這一切又恰恰是受制于執政合法性的普京所無法做到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普京近日大罵蘇共,不過是對于蘇共的“羨慕嫉妒恨”罷了。這絲毫無損于蘇共在列寧斯大林時代創立的豐功偉績,反而暴露了普京當下的困境與焦慮。

  

  而且,俄羅斯“后普京時代”的危機或許并不遙遠,只要看一下二戰以后蘇聯和俄羅斯歷任領導人的壽命就知道了:

  斯大林生于1879年,1953年去世,享年74歲。

  赫魯曉夫生于1894年,死于1971年,享年77歲。

  勃列日涅夫生于1906年,死于1982年,享年76歲。

  安德羅波夫生于1914年,死于1984年,享年70歲。

  契爾年科生于1911年,死于1985年,享年74歲。

  葉利欽生于1931年,死于2007年,享年76歲。

  也就是說,每一位領導人幾乎都在75歲左右去世。這在世界大國當中,恐怕是壽命最短的。為什么會這樣呢?

  其實答案也很簡單,俄羅斯氣候過于寒冷,因此男子在工作時大多要靠痛飲伏特加等烈性酒來保持精神。這樣到了中年之后,其心腦血管和肝腎功能就普遍出現了問題。

  相反,個別不怎么喝酒的人往往壽命都很長。比如說,蘇聯歷史上唯一一個不大喝酒的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現在快90歲了仍然在世。

  一向以“硬漢”自居的普京,當然也是個“海量”之人。從他這幾年的發量和精氣神等方面的變化就能看出來,想要連任到2036年,單是自然規律這一關就不好過。

  至于到了普京之后,俄羅斯該怎么辦,就更只有天知道了。

  而普京的困境,對于我們來說又何嘗不是一個警示呢?

  破壞容易建設難??粗裉斓亩砹_斯失去了共產主義政黨的領導與社會主義制度之后這種進退維谷的困境,我們應該慶幸自己沒有走到這一步??墒?,再看看某些公知與媒體的囂張,難道不需要居安思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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