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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明:當今時代戰爭的危險依然存在——戰爭、和平與社會主義(之四)

李慎明 · 2020-08-08 ·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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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蒼狗,今是昨非。當人們迫切盼望和平與發展的時候,是否還應記?。寒斀袷澜?,戰爭仍然是困擾著人類社會,同時也是困擾著社會主義的夢魘?

  編者按:

  當今世界局勢如白云蒼狗,詭異多變;中美之間會不會爆發戰爭,廣大國人更是引頸關注。但是,任何事物,無論微觀還是宏觀,總是有規律可循,有前后現象可供思索。1999年發生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悍然襲擊我駐南斯拉夫使館后,作者即著手寫作此文,定稿于2000年5月1日,共7萬多字,收錄于社科文獻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的作者的《戰爭、和平與社會主義》集子的第一篇。該文對于關心世界格局變化和中美關系走向的讀者可能會有所裨益。本公眾號分別用6期連載。本期是該文的第四部分。

  四、當今時代戰爭的危險依然存在 

  冷戰結束之后,很多善良的人們熱切盼望“讓世界充滿愛”,“快步走入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但事實的發展與善良的愿望恰恰相反,美國一跟蹤記錄戰區研究機構認為:1999年“在世界上193個國家中,1/3的國家陷入戰亂,幾乎是冷戰時期水平的兩倍”。“1999年發生65起沖突”,“1995年創記錄為71起”,“與此相對照,冷戰結束尾聲時年平均為35起”。[7]冷戰以后,戰爭的危險之所以依然存在,主要因為:

  戰爭的根源沒有消除。列寧講帝國主義是戰爭的根源;鄧小平講霸權主義是戰爭的根源。列寧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鄧小平的思想是對列寧理論的繼承和發展。霸權主義是一種對外政策,它是一種國家的政治行為,這種行為當然是由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和壟斷資產階級的階級屬性所決定的。有人說,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搞霸權主義,筆者認為,此種觀點值得商榷。社會主義國家的內外政策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應當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質上的反映和要求。但由于各種緣由,在具體的內外政策也會犯錯誤。有的社會主義大國有時對別國實施霸道,這是犯了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是一種霸權行為,是其對外政策的扭曲,尚不能稱為霸權主義。然而,當這樣的國家對外政策演變為霸權主義時,反過來也會反作用于對內政策的蛻變,從而促使其走上與社會主義制度相背離的道路。事實上,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的改變,也正是經歷了由這種對內對外錯誤政策的相互作用,由漸變到部分質變,由部分質變到全面質變的過程。這一問題不是本文所論述的重點,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決定了她決不能也決不會搞霸權主義,搞霸權主義的就一定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國家。1980年11月11日,鄧小平在會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時說,如果將來有一天中國要稱霸,那么世界人民應該聯合起來,把它打倒。如果要稱霸,中國本身也就改變了名稱,不能叫社會主義,而只能叫社會帝國主義。鄧小平在這里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搞霸權主義的就一定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

  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在政治和軍事上的表現就是強權政治與干涉主義。美國歷史學家愛德華·麥克納爾·伯恩斯曾對強權政治作了如下詮釋,即認為:“戰爭和準備戰爭是各國間典型的正常行為;作戰有愈合和再生的作用;當戰斗爆發的時候,‘勝利就是一切’。即使肆意蹂躪,如果它可以導致迅速勝利,一般認為也是無可厚非的。”[8]愛·麥·伯恩斯接著引用了德國馮·毛奇陸軍元帥的虔誠信念:“戰爭是上帝敕定的世界秩序中的固有成份。”[9]德皇威廉二世對前往中國鎮壓義和團士兵訓誡:“要使用你們的武器,讓一千年后也沒有一個中國人敢于藐視德國人。”[10]約翰·羅斯金宣稱,他發現所有的偉大國家都“是從戰爭中得到滋養,在和平中虛度歲月;從戰爭中受到教育,在和平中受到欺騙;從戰爭中受到鍛煉,在和平中遭到背叛。”[11]強權政治代表性的警言多如牛毛。在這里,正義和非正義的界限毫無蹤影。在這里,赤裸裸的實力、武力即真理。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干涉主義一代接一代,什么時候也沒有斷了香火。

  由于美國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的慘敗,直到1983年,美國對外仍不敢輕易言武。但到里根政府執政時期,大規模擴充軍備,不斷對外使用武力。冷戰結束之后,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但沒有銷聲匿跡,反而有所抬頭。美國作為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急于填補蘇聯解體后留下的真空,更是無所顧忌。克林頓總統明確強調軍事力量是維護美“在世界事務中的領導作用”的重要手段,對美“戰略取得成功至關重要。”[12]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到處插手世界及地區事務,動輒對一些發展中國家實行制裁,恣意侵犯別國主權,甚至公開推行新的軍事干涉主義。美國國外駐軍在歐洲仍保持10.9萬人,在亞洲保持10萬人,在中東保持2萬人,并正在世界主要戰略地區建立浮動武器庫。美國空、海軍還實行全球到達戰略的作戰方針,頻頻對外用兵。據不完全統計,冷戰時期的1946年到1989年,美國對外動用軍事力量約125次,年均2.8次;而冷戰結束后的1990年至1999年6月,美國則對外動用軍事力量高達46次,年均5.4次,出兵的頻率遠遠高于兩極格局時期。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經濟本質就是掠奪。美國人口僅占世界人口的1/20多,但卻消耗著世界1/4的資源和能源。地緣政治之父弗里德里克·拉采爾說:“我們這個地球太小,它只能為一個國家真正提供足夠的空間。”[13]1994年去世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辭世前不久寫的《超越和平》中說:“漫長的和平時期往往是發展緩慢的時期”,“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大多是戰爭時期的總統。我們生產力的急劇提高和具有重要意義的發展都發生在戰爭時期。”[14]不難聽出這位美國前總統對戰爭的真誠懷念和虔誠的頌揚。

  列寧曾明確指出:“戰爭并不是偶然現象,也不是基督教牧師(他們在宣揚愛國主義、博愛與和平方面并不比機會主義者差)所認為的‘罪惡’,而是資本主義的一個不可避免的階段,它與和平一樣,也是資本主義生活的一種合乎規律的形式。”[15]當今世界,是國際金融資本逐漸形成壟斷的時代。國際金融資本壟斷,必須獲取巨額的金融壟斷利潤。巨額的金融壟斷利潤,必然孽生出企圖統治全球的野心勃勃的霸權主義。由于美國經濟、科技和軍事遙遙領先,特別是高科技武器使美軍在對弱小國家作戰中,可以少死人甚至零死亡,這便使美國發動戰爭的門檻降低,使美國動武傾向有所發展。1999年科索沃戰爭結束后不久,美國政府即推出“克林頓主義”。這一“主義”的提出表明:一是美國重大安全利益的范圍擴大到所謂的“人道主義危機”。二是美國可以用戰爭行動解決所謂“人道主義危機”問題。三是落實“克林頓主義”可以不受國家主權和聯合國的限制。這說明,美國的軍事戰略更具侵略性、進攻性和危險性。外電還紛紛報導美國白宮已制訂面向21世紀的全球戰略,為其在一系列所謂麻煩地區進行軍事干預提供依據。就在21世紀即將到來之時,克林頓還特意撰文:“美國在進入新的千年之際,準備承擔在任何地方作戰的責任。”[16]美國壟斷資產階級不僅要維護現有的這種極不平等的經濟、消費秩序,而且還要進一步擴張自己的經濟利益。如果誰要稍有反抗,在用其他方式無效的情況下,美國即用低強度戰爭的方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是美國已經和將來經常大量采用的手段。資本增殖的本性決定壟斷資本在追逐超額利潤時的不擇手段的擴張性。帝國主義就是壟斷的資本主義,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存在,就必然決定其根本的經濟利益矛盾競爭的最終不可調和性。因此,當今世界,戰爭的根源仍然沒有完全消除,這就必然存在戰爭的可能性。

  帝國主義不僅依靠戰爭直接掠奪財富,而且還總是企圖通過戰爭擺脫壟斷資本主義所必然產生的經濟危機。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經濟危機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是由資本主義的深刻的經濟危機引起的。從1929年10月下旬開始,西方發達國家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這次持續五年之久的經濟危機,使資本主義世界遭受2600多億美元的損失(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損失也只有1700多億美元)。這次經濟危機中,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下降了37.2%,其中美國下降了46.2%,居各帝國主義國家之冠;大批企業破產,美國有140000家以上,德國為60000家;國際貿易急劇萎縮,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的貿易額比1929年縮小了2/3,其中德國下降了76%,美國為70%,成千上萬工人失業,處于饑寒交迫之中。美國采用“羅斯福新政”,清理、整頓銀行,防止擠兌風潮;停止金幣流通,防止黃金大量外流,并宣布美元大幅貶值;興建“公共工程”,調節勞資關系;對七種主要農產品生產實行控制,“消滅”農產品過剩;除此外,還出臺了一系列城市政策和社會政策等等。“羅斯福新政”先后共支出了約350億美元的巨額款項,這使聯邦政府的預算赤字每年都新增數十億美元。但是“新政”中得到好處的是大壟斷資本,國內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新政”未能消除美國的經濟危機。德國在1929年-1933年的經濟危機期間,更換了四屆政府,最后捧出希特勒,對內實行法西斯統治,對外則大肆進行侵略擴張,以尋求擺脫經濟危機之路。希特勒的下場眾人皆知,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不但使美國擺脫了經濟危機而且成為最大的戰爭暴發戶,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寶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除兩面大做軍火生意直接賺錢外,還憑借“租借法案”,擴大軍火銷路,為其過剩的農產品打開市場。美國的出口在戰時非但未減少,反而增加了近兩倍;其工業生產,在戰爭高潮的1943-1944年期間,比戰前增長了兩倍以上。戰后,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已有一半以上被掌握在美國一國手中,當時的美國還控制了國際貿易的1/3,并把世界黃金儲備的3/4搜刮到了自己的金庫之中。[17]

  已經到來的21世紀將是高新技術大發展、知識創新大發展和全球經濟大發展的世紀,但是這種大發展只是掩蓋而絕沒有改變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剝削本質,只是在全球范圍內調節而絕沒有消解生產社會化和資本私人占有之間的基本矛盾,只是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推遲而決不可能逃脫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嚴重懲罰。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勃蘭特在1986年6月間說過:“目前的世界經濟狀況不容我們對未來十分樂觀。……危及民主和和平的第三世界債務危機,仍然沒有找到令人信服的解決辦法。多年來困擾南方和北方的大規模失業同樣是一枚定時炸彈。”[18]

  應該看到,當今威脅世界和平的,最基本的還是東西、南北兩大問題。其中最核心的是南北問題。從這兩大問題中,又派生出其他一些問題。

  首先,南北之間、各國包括發達國家內部,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兩極分化現象進一步加劇。1999年6月,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署長詹姆斯·古斯塔夫·斯佩思曾撰文指出:“在過去的15年中,100多個國家的人均收入減少,60多個國家的人均消費以每年大約一個百分點的速度遞減。與此同時,蘇聯的解體又把大約1.5億人推入貧困之中。”[19]現在,世界上處于絕對貧困的人口已達13億人,有人甚至估計達20億人。據經濟史學家麥迪遜說:“從1820年以來,世界人口增加了5倍,世界實際產出則是原來的50倍。”但是,這些巨大收獲的分配卻十分不均。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與最貧困的1/5人口之間的收入差別從1960年的30:1、1991年的61:1擴大到1997年的82:1。[20]世界上前3名巨富的財產,居然超過48個不發達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之和。[21]在當今美國,財富的兩極分化也是史無前例的。占人口總數1%的巨富者擁有財富比92%的人口擁有的財富還要多。美國45%的人還不如計算機企業家比爾·蓋茨一個人擁有的財富。[22] 有人說,盡管全球范圍內貧富懸殊仍在擴大,但是最貧窮者生活水平相應也有很大提高。事實絕不是這樣,這種說法不是一個天大的誤會便是有意的粉飾。1998年9月30日,德國《商報》刊登一篇文章指出:“目前非洲的人均收入仍然比1980年的水平低25%。”“如果不改變目前的經濟政策,非洲國家重新達到70年代中期的收入水平可能需要約40年時間”。[23] 1999年8月號的美新署的《經濟展望雜志》也說:“到90年代中期,非洲的實際人均收入比1965年的水平下降14.6%,多數非洲黑人的境況比剛獨立時還差。”就是在當今世界最富有的美國的一些人的生活水平也在絕對貧困化。“從1969年至1997年,即大學畢業生的收入迅速增加的時期,從25歲到34歲的白人男性中學畢業生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后的中等收入下降了將近30%”,“1997年他們的收入低于眾所周知的、工資過低的欠熟練黑人工人在大約30年前的收入”。[24] 1997和1998年,“人口中最貧困層的10%的人群的實際收入比1979至1996年工資較高時期下降了18%。”[25]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曾有這樣一段名言:“在20世紀初,因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出現,資本主義還比較有人情味。那時壟斷企業被分割,是限制的對象。今天共產主義的挑戰已經不存在了,資本主義真正的丑陋面貌也就暴露出來了。”[26] 歐洲一些福利資本主義國家近幾年紛紛較大幅度削減公共福利就是例證之一。有壓迫、有剝削、有兩極分化就必然有反抗、有斗爭、有革命;同時,全球范圍內的絕大多數人的貧困化,就必然造成全球范圍內的消費嚴重下降、市場嚴重萎縮和最終的經濟危機。當經濟全球化并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全球肆意擴張,使全球各種矛盾特別是最主要的矛盾雙方無法共生存之時,沖突或戰爭就不可避免地到來。

  其次,資本主義世界特別是美國潛伏的較為嚴重的經濟危機特別是金融危機。如前所述,應當看到,美國經濟仍有很大的潛力,近幾年可能仍是上升的趨勢。但是我們也應同時看到:一是美國股市已有嚴重的泡沫成分。1983年道·瓊斯指數只有1000多點,當時19%的美國人持有股票。1992年1月達2000點,10年間才增翻一倍。但從1992年后直線攀升,1998年6月間達到1.1萬點,6年間上漲了5.5倍。持有股票的家庭占48.2%。到1999年的中期,其股市價格已達國內生產總值的180%,而1929年美國金融大危機的前夕,其股市價格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82%。美聯儲多次提高儲蓄利息,想擠壓股市價格的泡沫成分,但收效不大。更多人持股有利于股市的穩定,但是,若股市崩潰,則會使更多人受害,會使社會陷入更加嚴重的動蕩。二是1994年以來美國的貿易逆差逐年升高,1999年有近3000億美元。三是美國有近6萬億的內外債。1997年,美國的國債已達到5.4萬億美元,1997年財政年度僅支付國債利息就高達2450億美元。而外國在美國擁有的資產總值為5.46萬億美元,美國在海外的資產則為4.24萬億美元,這也就是說,美國的凈外債已達1.22萬億美元,[27] 四是美元具有國際貨幣的性質,有2/3近3000億美元在境外流通,若遇金融貨幣危機,人們將會紛紛拋售美元。五是近幾年美國消費者掀起借貸消費熱潮,美國家庭現在的全部債務幾乎占全部可供支配的年收入的98%,而80年代只占80%。私人部門儲蓄率下跌,1999年第二季度儲蓄率約為國內生產總值的-5.5%。六是企業效益下降。美500強企業1998年效益下降1.8%,而飛機制造、農業設備、石油化工、軍工部門則下降了30%左右。公司借債用于回購股票和兼并收購數字十分龐大。金融機構的債務由1989年的2.4萬億上升到1999年的7萬億美元。七是財政預算盈余水分大。美國1998年財政盈余500億美元,但實際是運用了1450億美元的社會保障部門的資金。這筆錢本應用于美國7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在退休以后的養老保險金,卻被美政府用來沖銷其1998年的財政赤字。八是到2010年前后,戰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美國人將陸續退休,他們將成為較龐大純消費群體,而其養老基金被政府挪用能否歸還還是一個很大的未知數。基于此,能不能說,美國經濟在今后若干年內,必然會遇到嚴重的問題呢?2000年4月4日,美國紐約華爾街股市的納指曾大跌575點,跌幅達13.6%,創造了納指跌點和跌幅之最。[28] 世紀之交,美國股市幾次劇烈動蕩,這正是美國潛伏的經濟危機特別是金融危機的具體表現。美國1999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比重近30%。美國經濟出了大的問題,也必將給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乃至全球帶來嚴重的后果。戰爭往往與經濟危機相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就有可能在世界性范圍內的某些便于轉嫁危機的地區引發戰爭,甚至是大規模的戰爭。當然,那時想通過戰爭以擺脫經濟危機者有之;想通過戰爭去填補其他大國衰落后的經濟、政治和軍事真空者有之;同樣,想通過正義戰爭去維護民族權益和爭取民族獨立者也同樣有之。

  第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斗爭將是長期的。正因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兩種根本不同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制度歷經種種劫難依然在曲折中繼續顯示其頑強的生命力,繼續昭示著資本主義制度的非永恒性,因此,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總是無時不想摧毀現存的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本質是要和平的。共產黨人絕不是西方所說的“好戰分子”。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寧便指出:“只有工人階級才能在奪取政權以后,在實際上而不是口頭上執行和平政策。”[29] 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多次向全世界宣布蘇維埃共和國的和平外交政策,但是帝國主義者卻在妄圖把新生的蘇維埃社會主義扼殺在搖籃里。經過幾年包括戰爭相加的生與死的較量,社會主義蘇維埃逐步站穩了腳跟,帝國主義才被迫接受與蘇維埃國家“共處”。但這種共處一直是不穩定的。鑒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處在嚴重的資本主義國家包圍之中,社會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力量對比有利于帝國主義,列寧又同時認為由暫時的相對均勢狀態而形成的和平共處極不穩固,很難持久,因而和平共處原則只能是一種策略步驟。“只要存在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它們就不能和平共處,最后不是這個勝利,就是那個勝利;不是為蘇維埃共和國唱挽歌,就是為世界資本主義唱挽歌。”[30] 因此,列寧一再強調社會主義國家要時刻戒備帝國主義者的入侵。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階級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國政府在1954年適時倡議了著名的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但是帝國主義者在擴軍備戰的同時,總是千方百計地在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方面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甚至進行軍事挑釁和威脅。1989年6月,鄧小平尖銳地指出:“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31]1989年9月,鄧小平又說:“資本主義是想最終戰勝社會主義。”[32]按照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的構想,1999年,資本主義制度對社會主義制度“不戰而勝”。按照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的構想,“到下個世紀”,“共產主義大失敗”,“支配21世紀的將是資本主義”。蘇聯東歐劇變前后,資本主義全球化確有席卷全球之勢,有不少人對社會主義失去信心。但是,按照西方強國開出的“私有化”的改革方案實施,進一步加劇了原蘇聯和東歐地區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衰退、政治腐敗和社會混亂,加上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和全球貧富懸殊的進一步加劇,近幾年中,越來越多的人對資本主義盲目崇拜和幻想日益動搖和破滅,并促使更多的人回歸馬克思。特別是幾個為數不多的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中國頂著蘇聯東歐的劇變浪潮的沖擊,不但巍然挺立,而且進一步發展壯大。也有不少國家和地區的共產黨還得到較大程度的恢復和發展,其中有的已成為執政黨或參政黨。這是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當年所沒有料到的。近幾年,有“見識”的西方政治家又在重新憂慮共產主義的卷土重來。

  在美國眼里,俄羅斯和中國依然被認為是其稱霸世界的最大障礙。1999年的空襲南聯盟的戰爭,其實質是沖著俄羅斯的。這主要因為:美國擔心俄羅斯渡過難關,重新坐大;更擔心葉利欽改革徹底失敗,俄羅斯重新踏上社會主義之路。蘇聯解體后,中國是唯一的社會主義大國。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連續發展,綜合國力有很大提高,發展潛力更大。中國還是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有能力有資格推行社會主義國家的獨立自主對外政策,敢于仗義執言成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在解決眾多的國際爭端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而是美國把中國視為實現其獨霸全球戰略、把資本主義制度擴張到全世界的最大障礙。毫無疑問,我們愿意實現與包括美國在內的一切國家的和平共處,也正主要因為中國堅持社會主義,不做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庸,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需要和利用中國的大國地位,因而與我們有協調合作的一面。但是,我們也會十分清醒地看到,西方國家與中國協調合作是有限的。因而我們不會自我麻痹,更不會屈從于西方國家的壓力,接受無限協調合作而有損于中國發展與穩定的苛刻條件和無限要價。這正如鄧小平所說:“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33]

  1991年6月,在談到海灣戰爭問題時,江澤民同志強調:從整個國際形勢來講,對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斗爭,我們絲毫不能放松警惕。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總是無時不想摧毀我們。江澤民同志的話意味深長。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一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勢力本質上把社會主義中國作為它們戰略和意識形態上的對手,因此他們在本質上從來就認為“美國和中國永遠不可能建立長期戰略伙伴關系”。[34]二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內部在摧毀社會主義中國的手段上不少人主張以遏制,即封鎖、制裁、恐嚇甚至必要的干涉為主,有人主張以接觸,即“和平演變”為主,有人主張采取“接觸+遏制”、“接觸而不抱幻想”的政策。具體的方式、方法和策略手段有分歧,且是可以隨時變化的;但是在摧毀社會主義制度這一總原則和總目標上是完全一致的,是不會改變的。美國總統大選前,其候選人往往對華采取“強硬”姿態,絕決不僅僅是其競選需要,而且更是他們敵視中國本質的顯現。三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十分清楚中國不僅現在而且在今后一段時期內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用倫敦戰略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杰拉爾德·西格爾的話來說:中國“確實被高估了”。中國在經濟上“對世界,特別是對亞洲以外的世界來說無關緊要”;“中國在軍事上是個二流國家”,“它遠沒有同美國較量的能力。”[35]

  基于以上三點,我們就一點也不難理解為什么美國竟敢悍然用導彈襲擊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為什美國眾議院國際關系委員會通過《加強臺灣安全法》,并加強對臺軍售與軍事合作,企圖向臺出售戰區導彈防御系統,并通過所謂的智囊機構宣稱,若臺宣布獨立,美可能卷入兩岸軍事沖突。為什么美國竟與日本簽訂《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和美日聯合研制部署戰區導彈防御系統的協議,鞏固美日戰略同盟,試圖以戰區導彈防御系統為核心,建立美日韓“亞太戰略聯盟”這樣一個“小北約”。為什么美國與澳大利亞重訂同盟條約,使美軍重返菲律賓,獲得使用新加坡軍事基地的許可,與東盟有關國家的軍事演習從不間斷,并不斷挑唆一些國家在中國南海制造事端。為什么美國在印度洋拼命填補原蘇聯留下的真空,試圖建立美印戰略伙伴關系,以瓦解所謂“俄-中-印軸心”的假想反美聯盟。為什么美國對中亞一些國家和蒙古加緊進行軍事滲透,并紛紛建立“和平伙伴關系”,加大聯合軍事演習的力度。1997年5月26日,《日本產經新聞》發表文章,認為美國重視亞洲,旨在建立“中國包圍圈”。這也充分說明美國無論接觸派還是遏制派,其根本目的是共同的,即是想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想把中國重新淪為西方強國特別是美國的附庸。冷戰結束后,沸沸揚揚的“中國威脅論”首先在美、日等國家的新聞媒介中出現,而后影響到東南亞地區的國家,究其目的,一是掩蓋它們自己爭奪區域和世界霸權的圖謀;二是制造借口,妄圖用武力“遏制”中國的發展,進而“遏制”社會主義制度在全球的存在和復興。

  第四,軍備競賽再度復興。戰后,美、蘇兩國進行了長達40多年的軍備競賽,使美蘇的軍事擴張都極大地超過了必要的程度。美蘇爭霸,帶動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增加軍費開支。1949年世界軍費總額約為2000億美元,到1988年已多達10800億美元,世界軍費平均每小時開支1億多美元。全球性的軍備競賽增加特別是美蘇的軍備競賽直接導致了許多局部戰爭的發生和加劇,而且孕育著世界大戰爆發的危險性。蘇聯和華約解體后,世界上各主要國家的軍費一度曾有所減少,但隨著世界新格局的顯現,特別是1999年北約侵南戰爭的爆發,促使世界上各主要國家和地區紛紛較大幅度地增加了國防開支。目前世界上出現了新一輪加速發展軍備的新動向。美軍雖減裁了一些常規部隊數量,淘汰了一些陳舊的武器,從1991到1995年,美軍費平均遞減率為5.7%。但提高軍備質量的勢頭卻在加強。美軍增加了海、空軍力量,在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所規定的限額內,盡可能地保留了生存能力較強的潛射洲際彈道導彈,繼續更新更先進的常規武器和戰略武器,并在加速現代高技術在軍事領域中的應用方面投入巨大的財力物力。為有效對付核武器及彈道導彈的威脅,美國防部專門制訂一項為期15年、投資500億美元的“導彈防御體系”預算案。近幾年,美國的國防預算和擴充軍事人員的預算又呈逐年增多的趨勢。1999年美國的實際軍費開支為2879億美元,相當于歐盟、俄羅斯以及中國軍費總和的1.5倍。1999年10月美國總統批準2000財年的國防預算,總額為2888億美元,比1999財年增加120多億美元,實際開支將達到3000美元。[36] 今年2月7日,克林頓在向國會提交的2001年度國防預算中,又將國防開支增加了165億美元,達到3054億美元,恢復到“冷戰”時期水平。另外,克林頓還批準今后6年國防預算總額增加1120億美元。其2000年度的預算即包含著1982年以來幅度最大的軍餉增長;“人員優先”計劃在要求增加的1120億美元預算中占365億美元。[37]

  蘇聯的主要繼承者俄羅斯繼承了原蘇聯75%的部隊、50%的武器裝備、80%的戰略核力量、70%的軍工企業。盡管俄經濟十分困難,但其在裁減數量的同時,盡可能多地撥出軍費,以建立一支與俄羅斯大國地位相稱的職業化、現代化的軍隊。1999年10月,俄新軍事學說出臺,特別強調“保持核大國的地位”,重提俄武裝力量必須保持在“夠用的水平上”,以“遏制對俄聯邦及其盟國的侵略”。葉利欽二度出任總統后,明確要求將軍費開支的最高限額控制在占GDP的3.5%以內,北約入侵南聯盟后,俄有關部門建議2000年度軍費上限提高到占GDP的5.5%以上。

  歐盟各國軍費開支也紛紛回升。日本軍事力量猛增。它屢屢突破憲法的規定,不斷提高軍費比例,1995年日本軍費近500億美元,軍事開支占世界第二位,海軍力量居亞洲第一,擁有制造核武器能力。日本1996年至2000年軍費預算將高達2500億美元,其2000年的防務預算將比1999年增加1.6%,日本實際上已成為世界級軍事大國。在1999-2000財年,東盟國家的防務開支總額增至200億美元,比冷戰時期增加了4至5倍。1999年韓國增至170億美元;2000年2月29日印度財政部長宣布,印度下個財政年度(2000至2001))的國防開支預算為約合136.2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2%,比上個財政年度增加了28.2%。這是印度有史以來軍費增加最多的一年。臺灣年軍費已達120億美元,李登輝拋出“兩國論”后又增添“補充預算”。據2000年3月1日《解放軍報》報道,1979年至1999年,臺灣當局僅從美國采購的武器裝備就達250多億美元。在中東、非洲和拉美等地區一些國家的軍備費用也在紛紛增加。

  第五,核化生武器威懾力量加強。自從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在美國的實驗室問世以來,美國用于核武器的總開支已達5.5萬億美元。從1946年至1996年,美國用于核武器的開支占軍費總開支的29%,幾乎占政府全部開支的11%,美國人平均每人承擔了21646美元。[38] 美俄核裁軍談判雖取得一定進展,但各國并沒有因此停止核武器現代化的步伐。美國不顧違反國際禁止核試驗條約精神和多方抗議反對,于1997年7月2日進行一次代號為“反彈”的“亞臨界”地下核試驗,截至1999年11月9日,美國曾進行8次這樣的核試驗,以完成耗資總值為400億美元的“不具爆炸彈頭”的核試驗計劃。即使如此,美參議院于1999年10月13日通過投票,也拒絕批準克林頓政府簽署的、已有全世界154個成員國參加的《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各核大國特別是美俄都把陸基洲際導彈核武器系統的重點,放在發展機動導彈,以增強其生存能力和打擊能力;積極發展隱形戰略轟炸機、巡航導彈,增強生存能力和突防能力;不斷改進和完善現有的戰略武器系統,以使其更安全、可靠和精度更高;積極發展新一代小型核武器,主要有中子彈、沖擊波彈、感生幅射彈、鉆地彈等。其中中子彈在爆炸時產生大量高能中子輻射為殺傷因素的低當量小型氫彈,可以有效殺傷敵方戰斗人員,特別是集群坦克和裝甲車中的有生力量,對附近的建筑及其他設施破壞作用很小,美、法、俄已先后研制成功。

  隨著高科技的發展,核化生武器正為越來越多的國家掌握。據估計,在最近10年中,可能有20-30個國家擁有核武器。目前已有30個國家擁有化學武器,10個國家有能力部署生物武器。隨著掌握核、化、生武器國家的增多,常規局部戰爭的核、化、生陰影就更加明顯。由于核武器的巨大毀滅性,各有核國家又不敢也不準備輕易使用,但是核武器(以及生、化武器)始終是現代常規戰爭中有關國家的威懾手段。美國這樣一個核大國,始終不作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1962年10月22日,美國總統肯尼迪針對蘇聯在古巴部署核導彈一事曾在電視里發表重要演說中說:“我們不會過早地或不必要地冒全球性核戰爭的風險。在核戰爭中,甚至勝利的果實也是到嘴的灰燼。然而到了必須面對這種風險的時候,我們也決不畏縮。”海灣戰爭時,伊拉克總統薩達姆對多國部隊進行化學武器威懾。美國前副總統警告說:假若伊拉克使用化學武器,美國不排除使用核武器。英國首相梅杰也發出了相同的核威脅。在普京任俄羅斯代總統批準的《俄聯邦安全會議1999年10月通過的國家安全構想》中明確指出:“在必須對付武裝侵略時,在解決危機局勢的所有其他措施已經用盡或者無效的情況下,動用俄羅斯現有的各種力量和手段,包括核武器。”[39] 世界上現有核武器的爆炸總當量相當于廣島原子彈的60萬倍,全球俄、美、法、中、英五大核強國共擁有核彈頭3.6萬枚,約有2.2萬枚還處于運行狀態。僅美俄兩國掌握的全世界核武器庫中95%以上的核武器都有毀滅對方40-60次的能力,并可以把地球毀滅十次。美國國會拒絕批準《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將使企圖成為正式核大國的印度受到鼓舞,也將使更多處在核門檻的國家仿效印度。另外,美國在冷戰時期至少在23個國家貯存過12000件核武器。[40] 又有誰能說,美國現在在其他國家和地區沒有貯存核武器呢?美國的NMD和TMD研制計劃,將打破世界戰略力量的舊有的平衡,進一步刺激戰略核武器、導彈武器及太空武器的競爭進入一個新階段。這將是對世界和平的新的嚴峻挑戰。

  第六,各種矛盾和歷史遺留問題開始暴露激化。兩極格局解體后,因美蘇爭霸而壓抑、掩蓋的各種矛盾和歷史遺留問題,隨著原有的制衡因素的消失,日益明顯暴露。如一些新誕生的民族國家按照民族歸屬提出重新劃分疆界要求,目的是改寫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劃定的地理和政治版圖,有的則變成用武力修改疆界的實際行動,導致民族矛盾激化。宗教矛盾也更加公開和尖銳,一方面是宗教與非宗教矛盾,如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主張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生活“全面伊斯蘭化”,甚至發動圣戰建立宗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另一方面宗教內部派別因對教義解釋不同引起紛爭。一些國家內部政治派別和權力斗爭加劇。一些國家,主要是第三世界國家之間領土、主權和經濟權益爭端突出。這些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十分穩固,且主導著各種超國家的國際組織,限制著國家行使主權的空間。而原蘇聯東歐地區的社會主義國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卻在不斷分裂出新的國家。1990至1998年,全世界每年有3.1個國家出現。美國原國務卿沃倫·克里斯托夫未上臺之前,在美國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上曾:“如果我們摸索不出一些不同各族能在一個國家和睦相處的辦法來,……那么,未來世界將會有五千余個國家,而不是現在的一百多個國家。”[41] 這些新國家的出現,是各種矛盾和歷史遺留問題激化的結果,也是原蘇聯、東歐地區社會主義國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國家不斷衰弱的重要標志。不斷弱化的國家非但解決不了舊有的問題和矛盾,而且會使新的問題和矛盾也接連涌來。新老問題和矛盾的交織,不僅醞釀著紛爭,甚至醞釀著戰爭。

  綜合以上六點,我們能否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雖然人類有很多制止戰爭、爭取和平的有利條件,在可預見的未來,世界大戰可能打不起來,但是國際關系中也潛伏著許多新老動蕩的因素,21世紀前二三十年,甚至前半個世紀,整個世界也有可能極不平靜。

  中國周邊安全環境與整個國際形勢緊密相連。百多年來,我們中華民族積弱積貧,屢受侵略,內亂叢生,有不少歷史遺留問題尚待解決,周邊安全環境存在著諸多不穩定、不安定、不確定因素,面臨著來自各方面的現實的或潛在的威脅。首要的是企圖分裂祖國的敵對勢力在國際反動勢力的支持下活動猖獗,“藏獨”、“東突獨”特別是“臺獨”勢力膨脹,活動空間增大,氣焰日漸囂張,出現一些值得我們密切關注的危險動向,對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構成最為嚴重的威脅。其次,中國與一些周邊鄰國仍存在著較大面積的陸海疆域爭端,那些在非法侵占行動中獲取既得利益的國家正謀求使其侵占行為固定化、合法化,有的還加緊對中國海洋資源的掠奪,同時還紛紛擴軍備戰,力圖使雙邊性質的爭端“國際化”,以在其背后的超級大國支持下,形成聯手對中國的局面,使我們維持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斗爭面臨著更加復雜的形勢。再次,鄰近中國的一些地區性熱點問題并沒有完全消失,周邊的某些強鄰未來政治、軍事走向尚有不少未知數。第四,中國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市場潛力巨大,綜合國力逐漸在增強,加上我們始終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便使個別霸權主義國家,又從心里十分懼怕和仇視。正因如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不是在歐洲腹地,而是在亞洲,在中國周邊的朝鮮和越南,不惜耗費其國力,直接出兵,打了兩場較大規模的地區性戰爭。美國亡我之心不死,這是我們不應忘記的。我們應該看到,中國周邊環境有著十分有利的一面,在當前和今后一個較長時間內,我無舉國迎敵大規模全面反侵略戰爭之虞,但是我們也應同時清醒地看到,中國在周邊在某些方向上面臨著局部戰爭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的可能性,且目前這種可能性正呈增大的趨勢。21世紀前二三十年甚至前半個世紀,中國周邊安全形勢有可能面臨著較為嚴峻的局面。

  美國頗具影響的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和海迪·托夫勒夫婦的一部重要著作,即《未來戰爭》。該書扉頁上引用了托洛茨基這樣一句話:“也許,你對戰爭毫無興趣;但是戰爭對你卻興趣甚濃。”[42] 其夫婦在該書中甚至預言:“我們將會看到一個未來戰爭和反戰爭都在其中進行的競技場,即21世紀的全球體系。”[43]

  白云蒼狗,今是昨非。當人們迫切盼望和平與發展的時候,是否還應記?。寒斀袷澜?,戰爭仍然是困擾著人類社會,同時也是困擾著社會主義的夢魘?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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